故國回首 文革中的一名殉難教師

文革中的一名殉難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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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文革,明裡暗裡為它翻案者不少,一度大有沉渣泛起的勢頭。一位已經爬上高位的大貪官在西南已經為文革復辟做了嘗試並企圖推向全國。如果不是一個很偶然的事件,這個人有可能再度用文革方式禍害中國。所以一切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有責任在晚年為民族的歷史做真實的記載。

今天是8月5日,查了一下有關文革受難者的名單,發現47年前的今天有過一個轟動京城的慘案——發生在1966年8月的恐怖歲月里。

所謂“紅八月” 起源於1966年8月1號,毛澤東給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的一封信開始的。毛澤東在信裡邊支持紅衛兵的造反運動,而且是熱烈支持,並且把清華附中紅衛兵煽動造反的大字報都作為文件附在這封信下。一時間青少年學生除去出身不好的都成了紅衛兵。他們帶起紅衛兵袖章打砸搶殺,堪稱無惡不作。70年代末三中全會後對於文革罪惡並不諱莫如深,全社會都有限度地清算文革罪惡(沒想到過了幾十年反而不許提文革了),當時的北京市公安局做了粗略統計,從紅八月到九月底被活活打死的北京市民有名有姓的有1772人。這還不包括北京市郊區農村像大興一個村殺掉幾十人的事件。

紅八月的重災區是中學,因為中學生紅衛兵容易被煽動而且打人兇狠,北京有多名校長和教師死於紅衛兵的亂棒之下。8月5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現名:北京北師大實驗中學,改為男女合校)黨總支書記兼副校長卞仲耘就經歷了一生中最殘酷與最後的苦難。恐怖的批鬥是8月5日下午兩點開始的。當年女附中學生王友琴回憶,卞仲耘等5位學校負責人跪在大操場的檯子上,一個紅衛兵喊“到木工房去拿棍子!”穿着草綠軍裝,戴紅地黃字紅衛兵袖箍、腰扎釘頭皮帶的紅衛兵暴徒個個手持民兵訓練用的木棍或木槍一頓暴打。

紅衛兵不僅暴打還逼迫他們侮辱自己,強迫她喊: “我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我是走資派!我有罪!我該斗!我該死!砸爛我的狗頭!”她喊一句,就敲一下簸箕,反反覆復來回來去喊。聲音小一點兒,紅衛兵的木槍和短棍就打過來。打累了罵渴了的紅衛兵坐在一旁吃冰棍,看到奄奄一息的老師禁不住哈哈狂笑。當晚,卞仲耘從一個充滿活力的中年女性變為一具女屍,她頭髮凌亂,面龐浮腫,口角殘留着溢出物,雙腿和兩足浮腫。1966年8月5日離開時年僅50歲。幾十年過去,王家長女王學回憶那可怕的一幕:“母親頭上右後方有一個血窟窿,右上臂也有一個血窟窿,血還在往外滲……回家後,父親看到從醫院拿回來的母親內褲上的大便,痛不欲生,抱頭趴在涼席上,席子被啃爛了一大塊。”

幾十年以來,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不停地為妻子伸冤,直到四人幫倒台,在人證物證俱在的情況下依然難以立案。原因很簡單,這場臭名昭著的文革屬於“家醜”必須捂起來,尤其兇手中有高層人物的女兒,所以本來就屬於掩蓋的罪惡就更要加密。而其中一名主犯早已移居美國,去他們當年聲言要埋葬的美國享受,把幾十年無盡的痛苦留給無辜的一家。

中國是一個經常講究不要忘記歷史的國度,但本民族作惡的歷史難道就可以忘記嗎?

由於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特殊,很快這種以打死人取樂的風氣傳遍北京各校甚至全國。1966年8月18日,這個學校的紅衛兵頭子宋彬彬在天安門城樓給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問起宋彬彬的名字後毛澤東說“要武嘛!”武鬥的風起更是火上澆油。

據當時北京市委負責人吳德回憶:“‘八一八’毛澤東接見紅衛兵後,‘破四舊’迎風而起且超越了常規。在它的名義下,抄家、傷人、打死人的情況出現了。從而演變成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打、砸、搶’災難性事件。”毛澤東找吳德去彙報“破四舊”的情況。當時,吳德在彙報前的想法是想向毛澤東反映情況,希望剎一剎這股風。吳德彙報說北京市委沒有力量控制局面,解決不了“破四舊”產生的混亂局面。而毛澤東卻說:“北京幾個朝代的遺老沒人動過,這次破四舊動了,這樣也好。”再次支持這種做法,倒是旁邊的林彪說:“這是個偉大的運動,只要掌握一條,不要打死人。”

倒是林彪還有不讓打死人的底線。

寫於卞仲耘遇難47周年

2013年8月5日

(責任編輯:石振麟)

(文章來源:個人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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