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國回首 中國知識分子簡史

中國知識分子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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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就是力量”——當被稱為“英國唯物主義和整個現代實驗科學的真正始祖”培根400年前第一次說出這句話時,一個時代就此開始。擁有“知識”的階層,在時代發展中發揮的作用和力量也逐漸明顯。現代一般的用法中,“知識分子”(intellectual)是指一切有知識、有思想的人,也就是所謂“腦力工作者”(中國古代稱之為“勞心者”,而西方稱之為mental worker)。這種知識分子的教育程度大致因社會的狀態而異:在經濟先進的國家中,至少大學畢業以上程度的人才可以稱之為知識分子”;在經濟比較落後的地區,也許中學畢業生已經可以算作“知識分子”了。

但是,史學家和社會學家有時把他們集體叫做“知識階層”(Intellectual strtum)。從時間上說,他們至少是和文字的出現一樣古老的。自從有了“文字的突破”,便有各種以文字為專業的人。殷商時代的“卜人”,周代的各種“史”等都是這種“知識分子”的原型。甚至其他初民社會的巫帥(如《楚辭》中的“巫咸”)也可以歸於同一類人之內。漢代的司馬遷說:“文史皇曆近乎祝卜之間。”這句話便真實地反映了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原始型態。可以說,“知識階層”的構成分子及其具體的分化是隨着時代的進步而逐步發展、變遷的。在秦漢以後的中國社會,一般是以“士”或“讀書人”來代表這一個階層的。(余英時《余英時文集》)

以色列的康菲諾(MichaelConfino)曾將知識階層總結為五點:

1、對於公的一切問題,包括社會、經濟、文化、政治方面的問題,都抱着深切的關懷。2、這一階層常懷有負罪感,因此認為國家之事及上述一切問題的解決都是他們的個人責任。3、傾向於把一切政治、社會問題看作道德問題。4、無論在思想和生活上,這一階層都覺得有義務對一切問題找出最後的邏輯的回答。5、他們深信社會現狀的不合理,應加以改正。

余英時先生聯繫中國傳統的“士”與現代的知識分子,也提出了知識分子的三大特徵:1、對國家、對社會具有憂患意識。2、對自身具備終極關懷。3、對所從事的專業具有宗教式的敬虔。

然而,無論古代還是近代,西方還是東方,知識分子的命運都是多舛的。在極權國家,尤其如此。

封建帝制社會:跌宕的士大夫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可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孟子對“士”給出的特點是“無恆產而有恆心”。他先是說必須讓老百姓有自己的產業,才能有“恆心”,但是只有“士”是超越實際利益的考慮,不依附於任何利益集團或權勢,有獨立的人格。

中國傳統社會結構中,「士」號稱「四民之首」,確是佔據着中心的位置。自從先秦時期以來,維護精神價值和代表社會良心的知識分子主要來自兩個思想流派,即儒家和道家。這兩派都是着眼於“人世間”的,儒家比較注重群體的秩序,而道家較偏重個體的自由。但不管什麼流派,都有一個自覺的、普遍的認識,就是“殊途同歸”,其共同價值追求是一致的。秦漢統一帝國以後,在比較安定的時期,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維持都落在「士」的身上;在比較黑暗或混亂的時期,「士」也往往負起政治批評或社會批評的任務。通過漢代的鄉舉里選和隋唐以下的科舉制度,整個官僚系統大體上是由「士」來操縱的。通過宗族、學校、鄉約、會館等社會組織,「士」成為民間社會的領導階層。無論如何,在一般社會心理中,「士」是「讀書明理」的人;他們所受的道德和知識訓練(當然以儒家經典為主)使他們成為唯一有資格治理國家和領導社會的人選。那是最早的社會轉型期,各派思想家都在積極探索改善人生、社會和政治制度的道路,拿出自己的理論,到各個諸侯國去遊說那裡的君主,如果不採納,就到別國去,很自由。

然而也正是在秦時期,讀書人受到了歷史上第一個殘酷的鎮壓:焚書坑儒。漢代時期,武帝聽從了董仲舒的建議,廢黜百家,獨尊儒家一家,從此開啟了兩千年的思想專制制度。讀書人的思想開始受到禁錮,難以出現在平等基礎上的、充分自由的“百家爭鳴”。直到帝制時代結束,讀書人的“莫須有文字獄”才算告一段落。

民國到建國初:被消滅的知識階層

即使傳統社會經常出現“文字獄”、令人髮指的焚書坑儒等,對知識分子的毀滅性殘害,都不如近代以來的規模和殘忍度。

事實上,民國時期的知識階層思潮湧現,在某種意義上又是一個百家爭鳴的時期。那個時候的百家不是中國人自己創立的思想,而是各種各樣外來的思想引進了中國,各種主義: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還有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就是法西斯主義,在中國都有相信的人,他們都自由發表自己的主張。言論、媒體等自由度活躍,非常開放。經過外來思想的衝擊,五四運動後中國引進“民主”和“科學”。中國傳統的“士”逐漸轉變為現代意義的“知識分子”,並且自覺擔負起“喚起民眾”的責任。

如果說,中國曾經有傳統文化與外來文化的精華相結合的時期,那就是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前半葉,經歷了百年的“新文化運動”(廣義的),現代文化、教育、新聞、出版等等事業初具規模,同時出現至少兩代在思想上和學識上堪稱貫通中西的知識分子。中國讀書人的傳統中優秀的部分與新的思潮相結合達到了歷史的新高度。(資中筠:《知識分子對道統的承載與失落》)

但1949年以後重新定了一種思想為“官學”——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被政治領袖作為唯一的信仰工具,對全民的思想進行整頓和統一。此時,大批處於體制外和體制邊緣的知識分子也被納入體制,真正參與政治之中,正式標誌着現代中國知識分子走到了邊緣化的盡頭。毛澤東曾說過:舊社會的知識分子原來是附在「五張皮」上,現在共產黨已消滅了這「五張皮」,因此知識分子便只有依附在「工人」和「農民」的皮上了。於是,在「消滅私有財產」的口號的掩飾之下,徹底摧毀了中國兩三千年發展出來的民間社會的基礎,一切民間自發的組織從宗族、宗教、學校,到行會、會館、同鄉會等所謂「中間團體」都被一掃而光。

特別是1957年的那個夏天,從百家爭鳴徹底墮落到只有兩家爭鳴,也即“左”與“右”的政治爭論。短短几個月時間內在全國迅速展開的反右運動中,“脫褲子”、“割尾巴”,反右“嚴重擴大化”的結果是,知識分子群體剛剛覺醒的議政熱情和價值自信幾乎被擊得粉碎。從“讓人說話天塌不下來”到“引蛇出洞關門打狗”的驟然轉變,6000萬文化人噤若寒蟬,知識分子參政議政不復有1950年代初期的熱情,在權力的光譜上亦迅速走向邊緣化。

而知識分子在政治上的邊緣化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黨外知識分子一批批地被整肅,直到他們完全被逼到整個極權系統的最外圈為止。第二階段則是在黨外知識分子已喪盡了影響力之後,清算的矛頭轉而指向黨內的知識分子,這是十年「文革」所表現的一種歷史意義。中國知識分子的政治邊緣化至此才全部完成。經過兩個階段的極端抹殺,盪碎知識分子錚錚風骨,喪盡尊嚴,徹底無魂無魄。

改革開放後:嶄露頭角的知識分子

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轉發《貫徹中央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後,知識分子的命運有了新的轉機,沉默20餘年的知識分子開始蘇醒,在政治運動中被壓抑的政治情結再次冒頭。1979年,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和打破“兩個凡是”,再到“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可以說是知識分子脫離了“臭老九”的思想和環境壓制的標誌。改革開放,讓人們長期被壓抑的理性爆發出來,思想逐漸衝破牢籠,封閉的國門再一次打開。長期視為不可動搖的教條和權威在理性面前失去力量,原來不能想象的都可以成為現實,是非觀念又回歸常識。新時期的第一個十年雖然沒有出現百家爭鳴的局面,但是思想空前活躍,在精神上充滿活力,湧現出一批好學深思、勇於探索的中青年學子。整個80年代,幾乎是在知識分子的眾聲喧嘩中度過的,這是繼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中國的第二次思想解放運動,中國知識分子則再次擔當了啟蒙者和批判者的角色。

接着,全面恢復高考,把失去的讀書歲月補回來,學子們再次如饑似渴地汲取知識源泉,成為本科生、碩士和博士等等,並走向各個社會階層,開始滲入和掌控政界、商界。目前,我國第六代財富創造者正是經過市場經濟洗禮的新知識階層,而隨着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的發達與普及,這類新知識分子越來越多。他們大都出生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他們擁有高學歷、渴望並努力創造着財富,進而也逐漸開始主張自己的政治訴求。

可惜好事多磨,皆因制度缺陷。這種探索又遇到各種挫折,壓力來自舊體制的禁錮加上新的利益集團,另一方面又在商業大潮和惡性市場競爭中興起了拜金主義,這兩面夾擊對思想文化的健康繁榮起到消極作用。與前一個時期還有一個不同點,就是在一部分人心目中,中國已經很強大,優於西方,不需要引進、學習。當前強調“中國特色”,向傳統回歸的潮流與此有關。另一方面讓知識分子特別悲催的是,熱衷於參政議政的他們常常又被看作是最具危險性的社會群體。在不完善的政治體制和並不強烈的公民意識下,知識分子在左右之間不斷徘徊,既因懼怕權貴而不敢批判,也因糾結於主義而不敢建設,對於民眾的啟蒙作用漸漸有弱化的趨勢。

網絡時代:公共知識分子的突圍和困境

近年來,以關心公共事務、肩負民眾啟蒙為使命的公共知識分子,逐步走向台前並越發活躍,很多公共事務和矛盾因這些公知作為協調和顧問的參與,處理得非常順利和成功。

當今的中國,除了致力於普及真知的公共知識分子外,學院派的知識分子也為數不少,但他們幾乎只基於學科設置研究,以生存為要務,極力避免與體制發生衝突,他們傾向於為現實政策作論證,甘心成為政府政策的鼓吹者和代言人,或者乾脆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教科書,對生民社會不感興趣,俗謂“有肉吃,不罵娘”。

而另一個極端,則是威權體制下的鷹犬,亦稱“黨衛軍”和“高級五毛”,成為與公共知識分子完全對立的職業化階層。比如,胡XX、司XX、吳XX、方XX等人,以及其背後支持的百萬、千萬水軍,其立場和方式與文革時期有異曲同工之效,背離常識,罔顧生民利益,失去語言能力,工作僅僅是“複製粘貼”,方式是一以貫之地“詆毀”為主。

在這樣的現實反差下,公共知識分子,一度被視為時代的良心。無奈的是,興許是上蒼的考驗,或者不如說是某些勢力的故意壓制,公共知識分子群體被潑髒水,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全盤質疑。

但是,即便言路空間有限,有良知的這批公共知識分子們仍然能找到一席發言之地,他們的憂國憂民、探求真理、追求社會正義的精神依然存在,在一部分老人中特彆強烈,同時在中青年中仍不乏有志者。更值得欣喜的是,文化思想類的報刊、雜誌以及網站,如雨後春筍,此起彼落,承載了當代優秀思想和探索,關鍵的是網絡時代的宣告來臨,知識分子在學識與公眾之間的傳系有了極佳的溝通平台,在中國起到了衝破禁錮、傳播信息和活躍思想的特殊作用。相反,那些職業化五毛,難以避免“跟着組織部,年年有進步。跟着宣傳部,年年犯錯誤”的過河拆橋式對待。出來混,總是要還的。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曾經是千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最高理想。耶穌也曾對他的門徒說:“如果最優秀的分子喪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麼去感召呢?如果出類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還到哪裡去尋找道德善良呢?”無論時代如何黑暗,人心如何渙散,公共知識分子們都應堅守底線,堅守良知,不要放棄,渾濁總會過去,黎明終將到來。

(責任編輯:石振麟)

(文章來源:個人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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