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國回首 晚清新聞報紙之言論自由

晚清新聞報紙之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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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才綜合】“蘇報案”中報人的言論是激進的,也是毫無顧忌的。這一方面與那群報人的個人膽識有關,但另一方面也確實反映出了那個時代新聞言論的自由程度。

南京大學新聞學院陳玉申在《晚清報業史》中用“驚天動地”來形容“蘇報案”,以陳老師的學識是斷然不會僅僅把一場報案稱為“驚天動地”的,這四個字意蘊悠長。在一個封建集權登峰造極的時代,在歷來被我們稱為“腐敗無能、專制透頂”的晚清政權統治之下,居然還會發生這樣一場氣勢恢弘的文字官司,這難道不“驚天動地”?在一種專制的制度之下,居然有讓我們現代報人都為之神往的輿論環境,具有連現在的時代都無法達到的輿論自由的社會條件,這到底是為什麼?

事實上,晚清的新聞輿論空間相當大,《申報》對光緒帝病情的報道持續近半年之久,並未受到清政府的干涉,為《申報》提供消息的人也安然無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反清烈士秋瑾女士遭到殺害後,在當時中國輿論中心的上海,幾乎沒有一家報紙不發出哀婉的抗爭之聲,僅《申報》第八天就刊出秋瑾詩六首,全方位跟蹤有關秋瑾的各種體裁文字達三萬多字。包括秋瑾被捕與就義的情況報道,紹興府公布的有關秋瑾“罪案”,秋瑾被害之餘波,秋瑾男裝持手杖照片,秋瑾生前演說稿,秋瑾好友徐自華撰文、吳芝英書寫的秋瑾墓表等。

有報史云:“光緒末葉數年,出報既不報知官廳,其言論之自由,可謂有聞必錄。對於政治之得失,內外大員之善惡,皆可盡情指責;人民之冤抑隱疾,更可盡情登載。”這是中國近代史上新聞最開放的一段時期。

那麼“蘇報案”中從哪裡可以看出晚清報界的言論自由環境呢?

一、報人能在報紙上直言政府的過失,甚至公開提出“推翻現行不義政府”的言論。在一個言論禁錮的時代,這樣的“反動”言論即使能過得了主編那一關,也絕對過不了新聞檢查制度這一關的。縱然偶爾冒出幾個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傢伙發表一點“激烈言論”而危害到執政政府,那麼主編絕對立刻就被撤換掉,言論和報紙立馬就被取締了。可是在“蘇報案”的整個過程中我們可以分明看到,《蘇報》在前期的“激進”言論根本沒有受到當局的禁錮,只是到了與政府對簿公堂的時刻才開始封館,但《蘇報》仍繼續出版了七天,不僅刊出了《密拿新黨連志》的消息,7月6日,還發表章太炎《獄中答新聞報記者書》。

二、新聞報人政治言論的激進不受干涉。應該說中國報人有坐而論政的習慣,中國早期的報人和記者都有寫政論的癖好,但言論自由時期和言論禁錮時期文人論政的特點是不一樣的。自由的階段,文人論政往往激進而偏執,但卻是一語中的,切中要害。禁錮時期,文人則往往東拉西扯後拋出幾句無關痛癢的話,還得拉出幾個當局理論奠基者的“語錄”來為自己辯解,且美其名曰“春秋筆法”。“蘇報案”中報人的言論是激進的,也是毫無顧及的。這一方面與那群報人的個人膽識有關,另一方面也確實反映出了那個時代新聞言論的自由程度。正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如果敢說話的環境沒有,怎麼可能產生出敢說話的人呢?

三、《蘇報》人與清政府對簿公堂體現了晚清報業環境的寬鬆。在一個言語專制的時代是不會有政府和小民對簿公堂的事情發生的,而往往是政府一句話就使得小民“為了集體的利益”而把個人利益犧牲了。甚至連參加了“蘇報案”的章太炎都沒有一個法制的觀念,在以後總結“蘇報案”時用一句“噫嘻!彼自稱為中國政府,以中國政府控告罪人,不在他國法院,而在己所管轄最小之新衙門,真千古笑柄矣”來譏諷晚清當局,其實這卻恰恰說明了晚清時期專制制度式微後輿論環境的相對寬鬆。要知道如果當局輿論專制的話,只需要把報人拉出去挨個砍了就不會有這麼多事情糾纏,更不會成“千古笑柄”了,但清政府本可以做的卻沒做,雖然有客觀原因存在,並非就是晚清政府自願這樣的,但畢竟體現了一種輿論的寬鬆環境。

中國最早的報紙:邸報
中國首份中文定期報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
中國首份外文報紙:《蜜蜂華報》
中國境內首份中文報刊:《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
中國首份英文商業報紙:《廣州紀錄報》
中國最早的近代化中文商業報刊:《香港中外新報》
在華出版時間最長、發行最廣、影響最大的外文報紙:《字林西報》
中國自辦的首份報紙:《昭文新報》
中國最早出現馬克思和《資本論》的報紙:《萬國公報》
外國傳教士所辦的中文報刊中歷史最長、發行最廣、影響力最大的報紙:《萬國公報》
中國最早出版號外的的中文報刊:《申報》
中國最早的報紙副刊:上海英商中文報《字林滬報》
中國首位提出黨報的人:康有為
中國革命派在國內報刊中影響最大的一家:《蘇報》
中國首份婦女日報:《北京女報》
中國首份大型日報:《神州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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