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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瑞典國寶「禿鷹詩人」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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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斯特羅默是當今瑞典最優秀的詩人之一,也是一個心理學家和翻譯家,2011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三月初的斯德哥爾摩已經融雪,海水歡欣地拍打海岸,喧響如同古老的樂曲。正是詩人特朗斯特羅默筆下描繪的北歐早春風景。

被譽為瑞典“國寶”的特朗斯特羅默(簡稱特翁),住在斯德哥爾摩南部的一座舊式公寓的四樓上。這個依山面海的社區比較清靜,是瑞典藝術家們聚居的地 方。八十三歲的老詩人自1990年中風,右半身癱瘓,說話有語言障礙。從這個公寓的窗戶上,可以看到遼遠的天空與波羅的海、白色的輪船。這宜人的風景給病 殘的詩人帶來極大的安慰。

垂垂老矣的詩人坐在客廳里向我們微笑。他白髮滿頭,鼻子高聳,淡藍色的眼睛溫和而鎮靜。我想起他筆下常常出現的鷹的形象:一隻孤獨的禿鷹,在黃昏斜陽中獨立絕崗懸崖,它有高飛的羽翼和俯瞰大地的敏銳目光。

◎ 《夢境跳傘》獨特的研究角度

在特翁獲得2011年諾貝爾文學獎前後,我曾在《開放》等港台報刊上發表過三篇文章,向中文讀者譯介特翁的詩歌。2013年,傅正明在台灣商務印書 館出版了一本中文評論專著《夢境跳傘——特朗斯特羅默的詩歌境界》。去年底,傅正明把該書的內容簡介和部分章節譯成瑞典文,寄給特翁。

特翁的太太莫妮卡寄來聖誕卡,表達他們的感謝之意。莫妮卡說,特翁覺得這是一本很有趣的書,“他欣賞自己被描繪為半是黑暗半是綠色的詩人。”三月初,我們應莫妮卡之邀登門拜訪。

自五十年代出版第一本詩集,特翁便獲得很高的聲譽,被公認為是歐洲重要的象徵主義和超現實主義詩人。長期以來,儘管西方文學界有不少關於特翁詩歌的譯介,但卻有一種翻譯豐富、評論貧瘠的現象,少有理論研究專著。

傅正明撰寫評論專著的獨特之處就在於,他依據瑞典文原文,參考有關研究著作,借鑒色彩詩學、原型批評、詩的神學和東西方比較文化等多種方法,以不同於西方學者和中文譯介者的獨特眼光,分析詩人以黑色和綠色為兩大主調的詩歌境界,追蹤他半是基督徒半是禪修者的精神求索。

這是特翁夫婦很好奇的地方。莫妮卡曾致信傅正明說:“你的解讀和分析與我們先前讀過的非常不同。”這是指傅正明的研究中有着東方佛學的視角。當我們 見面時,莫妮卡又代表特翁向傅正明發問:“作為一位中國學者,你怎麼會對西方文學有這樣深入的研究?”我告訴他們,傅正明在北京大學讀文學碩士時,其專業 是“文藝美學”,他的興趣又側重於西方美學,曾翻譯過古希臘的文學專著。而歐洲文化之根就在希臘,因此,旅居瑞典二十年的傅正明對歐洲文學比較熟悉。

◎ 莫妮卡曾搜索口袋硬幣維持生計

當我們在客廳里坐下來享用甜點時,特翁看看我,又看看莫妮卡,笑了起來。我和莫妮卡互相對望,才發現我們不約而同地穿了式樣相同的素雅碎花開衫。特翁不時對我們說:“Mycket bra! (很好!)”他只能說簡單的瑞典文,更複雜的內容需要太太莫妮卡代為表達。

熱情、優雅而開朗的莫妮卡,原來的職業是護士。在瑞典,有些女性是因為聽從內心的召喚,像南丁格爾一樣選擇了護士這個為他人服務的職業。自1958年和特翁結婚,莫妮卡就成了詩人的第一讀者和詩歌批評家。這位護士的文學修養很不一般,她常常能發現詩人所不能發現的問題。

特翁夫婦曾長期過着清貧而簡樸的生活。據詩人自己回憶,過去他們家的經濟狀況常常捉襟見肘,每到月底工資尚未發下來時,莫妮卡總要搜索全家每一件衣服的口袋,把找到的硬幣零錢湊起來購買食物及日用品。然而,他們在精神上卻非常富有。

以前莫妮卡是在背後支持詩人的女人,到1990年秋特翁因腦溢血導致中風,半邊癱瘓和失語症,莫妮卡辭職專事照顧特翁。此後她不但要打理家庭的一切事務,還必須走上前台,成為特翁在社會和國際上的代言人。

和我們對話時,莫妮卡不時靠近特翁,注視他的表情及其手勢,解讀他的想法,然後向我們轉達特翁的觀點。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婚姻,使這對夫婦“心有靈犀一點通”,莫妮卡總是能夠清晰準確地為特翁代言。

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與賢妻莫妮卡。

◎ 喜鵲、茶杯、書櫃與藍房子

傅正明在和特翁對話中,提到他詩歌中多次出現的一種鳥,瑞典文叫skata,有些中文譯者將此鳥譯成“喜鵲”。但傅正明認為,在中國文化中,喜鵲是 好運與福氣的象徵,而skata在北歐神話中則是死亡王國女王身邊的鳥,是不幸、悲哀、危難和疾病的象徵。因此,skata不是喜鵲而是“凶鵲”。

善解人意的莫妮卡一聽,馬上就代表特翁表達他們的看法:為了顧及另一種文化的象徵意義,譯者在翻譯skata時,可以改換成另外一種鳥名。傅正明雖然早就覺得此鳥可以譯為烏鴉,但還是只添加一個形容詞,譯為“寒鵲”,同時闡明了它的象徵意義。

莫妮卡給我們泡茶的杯子,是來自中國的明黃色花瓷小杯,她說特翁有時也喝茶。恰好傅正明在其專著中,從禪宗取譬,把特翁詩歌的結構稱為“茶杯里的宇宙”,一個看重當下日常生活近乎“茶飯禪”的宇宙。

作為研究者,傅正明有一個特別的心愿:想看看特翁的書櫃。他認為看一個詩人的書櫃,最能了解該詩人所繼承的文化傳統和詩歌源流。於是莫妮卡讓傅正明在客廳和書房的各個書櫃間打量。

特翁本人有一首題為《書櫃》的散文詩。他說書櫃是從死者的屋子裡弄來的,他放入沉重的新書,如同放進深淵。他想象書櫃如一棟大樓,那裡掛着死者的肖 像。奇妙的是,“一個早晨玻璃內側結滿霧氣。死者的肖像在夜間開始呼吸起來”。在特翁的詩歌中有一種“死者的視角”,那些死者大多是二戰的犧牲品,傅正明 稱之為藏傳佛教所說的中陰身的視角,把死亡視為另一生命的開始。

莫妮卡說,特翁更多的藏書放在特翁祖傳的藍房子里,她拿出了一個藍房子的模型給我們看。藍房子位於斯德哥爾摩附近的一個小島上,這座消夏的別墅是特 翁的外祖父留下來的。在童年的特翁眼裡,做領航員的外祖父是帶領人們“穿過島嶼與海水的奇異迷宮”的人。那座藍房子凝聚着特翁家族的歷史與少年的回憶,是 詩人的一座精神殿堂。

◎ 他的靈魂比王維更為廣袤深邃

由於特翁的詩歌大都舒緩平靜,與大自然和日常生活有一種和諧的關係,不像現代西方詩人那樣焦慮與憤怒,因此,他被某些中國詩人稱為“瑞典的王維”。中國詩人把特翁視為“純詩人”,因此熱衷於談論特翁詩歌中奇異而瑰麗的意象,卻不太理解特翁詩歌里深邃的政治意義和歷史哲學。

其實,特翁詩歌與中國唐代王維的詩歌只有部分相似的地方,例如,他們所描寫的自然風景極富詩情畫意,辭秀調雅,但二者形似而神不似。王維雖然在寫詩 技巧上有很高的成就,但作為隱逸詩人,他在思想上並無太多可取之處。王維消極遁世,有不少阿諛奉承的唱和詩和直接宣揚佛理的作品。

根據傅正明的分析,特翁雖然像王維一樣,也有“中年頗好道,晚家南山陲”的一面,但他始終不是那個“晚年惟好靜,萬事不關心”的人。特翁手上的“灼熱的石頭”,在晚期的詩歌中仍然溫熱。

筆者認為,特翁與王維的根本區別就在於,這位北歐詩人的靈魂更為廣袤深邃。作為一位心理學家,一位富於啟蒙思想的哲人,他把世界視為一個謎團,立志要“感受它,破譯它”。他的詩歌中包含了一些人生重大命題,例如死亡、歷史和回憶。

有瑞典評論家稱特翁為一個“緩慢變化中的宇宙”。這個宇宙就像他詩中的參天橡樹,“面對九月大海墨綠的要塞/ 伸出宏闊的花冠”。他將在生活中觀察到的萬事萬物,例如日月星辰、風雨天地、動物植物,以哲思溶化凝練成鑽石般精美的詩歌。

◎ 他的植物園有奧斯維辛焚屍爐的殘磚

獲知我們是來自中國一九八九那場血與火的悲劇之後的流亡者,莫妮卡和特翁深表理解與同情。我告訴他們,特翁最讓我感動的一首詩是《關於歷史》。在那首詩里,特翁描寫陰暗的大樓只有一扇窗戶亮着——人們看見德雷福斯的面孔。我說,你的那首詩描繪的也是我們的歷史、我們的命運。

我問他們是否知道,特翁在中國讀者中最為人所知的一首詩是《黑色的山》。這首詩在瑞典讀者中並不是特別令人注目的,為什麼會在八十年代吸引中國讀者呢?

“巴士拐了又一個急彎,掙脫了陰冷的山影車頭向著太陽呼嘯而上我們擁擠在車內。獨裁者的畫像被扔在皺巴巴的報紙里。”

只有我們這些走過八十年代的中國人,才能體會當年閱讀此詩時所感受的興奮之情。那時我們正從黑山的陰影中走出來,把暴君的照片丟棄在廢紙里,向著光明奔去。

我問莫妮卡,特翁本人及其詩歌是否具有政治性,莫妮卡的回答是肯定的。她說特翁整個家族都是關心政治的,在二戰時期他們反對納粹。在回憶錄《記憶看 着我》中,特翁談到他青少年時代的“政治”本能是衝著戰爭和納粹去的,他用文字表達了對瑞典親德分子的反感和厭惡。特翁還曾到布拉格的猶太公墓拜謁亡靈。 在一次訪談中,他強調說:“作為人,絕不能被遣送到一個永恆的奧斯維辛。”

傅正明在他專著的序詩中致特翁:“超現實的植物園圍牆上/ 有奧斯維辛焚屍爐的殘磚。”他認為,包括米沃什、辛波絲卡和特朗斯特羅默在內的一代歐洲戰後詩人,常以無辜犧牲品的視角來回顧歷史,觀察現實。避免後奧斯 維辛寫詩的野蠻性,是他們寫詩的警號和禁令。特翁的一本詩集題為《為生者和死者》,他為受難的生者和無辜的死者寫作的詩歌,是一種精神救贖。

特翁用左手在傅正明的專著上緩慢地簽下自己的名字,我們便告辭了。那位曾經在光芒四射的大海上盤旋的禿鷹,此時安靜地蜷曲在客廳沙發里,揮揮左手,目送我們離去。我知道,這是第一次見面也可能是最後一次,因為我們不願多打擾這位遲暮老人的安寧。

中國詩人杜甫曾說:“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而這位瑞典詩人也吟誦道:“禿鷹收翅化為一顆星辰。”那麼,在夜間星辰閃亮之際,我們會再次相逢。

(責任編輯:薛莉)

(文章來源:《開放》雜誌2014年四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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