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盛事 中國現存最早的紙質公文(圖...

中國現存最早的紙質公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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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寧省檔案館收藏着六件唐朝開元二年(公元714年)形成的檔案,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以紙做載體的公文檔案。數量雖少,所記載的內容也屬一般,但由於其年代久遠,距今已近1300年,是我國檔案的稀世珍品,其珍貴的文物價值更是遠遠超出檔案內容本身。

這六件唐檔,形成於唐朝開元二年(714年)。20世紀初,發現於甘肅敦煌石窟藏經洞內,夾於唐人寫經之中。清宣統三年(1909年),學部參事羅振玉奏准購運敦煌石窟之物,將這批文物運抵京師後,此六件唐檔便落入羅振玉個人手中,將其收藏。“九一八”事變後,羅振玉於1933年出任偽滿監察院院長,後將此六件唐檔奉送給偽滿洲國國立奉天圖書館。1948年瀋陽解放後,唐檔幾經輾轉,先後由東北圖書館、遼寧省圖書館、東北檔案館保存。1969年東北檔案館撤銷後,此六件唐檔即轉存遼寧省檔案館至今。

世界上最早的紙質公文檔案─唐檔
唐檔六件均為紙質,採用了墨筆書寫,草書書法的漢字非常清晰;紙張呈暗米黃色;各件檔案均殘缺,載文也不完整;尺寸在29.5厘米×26厘米左右。

唐檔六件的內容,因整文殘缺,難以看出其行文全貌,只能視其部分內容,如第五件載有崇福寺、萬壽寺、普蘭寺、普照寺等寺的法師名單;第一件記載“寇賊”騷擾及官軍剿捕等。

唐檔距今已有1282年的歷史,歷盡滄桑能夠保存至今,確實不容易。國內外眾多專家、學者來館參觀、考察時,目睹這六件唐檔都讚不絕口,稱之為“中華古老文化的結晶”、“鎮館之寶”。

唐檔出自敦煌莫高窟
追根朔源,原來這幾件唐檔最早出自於敦煌莫高窟,後幾經輾轉,最後才落戶在遼寧省檔案館。

敦煌是我國古代“絲綢之路”上的重鎮,西漢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設敦煌郡,治所就在這裡。

到唐朝初期,莫高窟內歷代集存的佛經、文書、典籍數以萬卷,不僅商賈絡繹不絕,官員墨客也到這裡雲遊聚集。

北宋初年,西夏政權建立,敦煌也被佔領。寺院的僧人們轉往中原,行前將經卷、佛像、法器、文書、手稿、書畫等都封存在莫高窟北邊的一個大石窟內。

這個大石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藏經洞,編號為177號石窟。此洞開鑿於唐宣宗大中五年(公元851年)。這些材料和藝術品就沉睡在這裡達9個世紀之久。

直到20世紀初,1900年5月26日,莫高窟的看護者王圓籙在清理石窟內積存的流沙時,偶然發現一個秘密:在16號洞窟的甬道上有一個小洞,掘開小洞,通過一個甬道,驚喜地發現裡面是一個大石窟。

王圓籙萬萬沒想到,這個不為人知的洞穴,不僅是個珍貴的文物寶庫,更是一個罕見的檔案寶庫。這裡的所藏,除了大量佛經外,還有我國稀見的詩、書、禮、易、春秋、論語等古代寫本和刻本,以及大量的宋初以前的公私檔案文書、書畫、文物。這些文獻和文物都是晉代到宋初形成的,年代久遠,珍貴無比。

中國現在所傳的佛教、道教以及儒家經典書卷,基本都是宋元以後的版本,與藏經洞中的版本有很大的不同。以現傳的《道德經》為例,藏經洞版本就是《德道經》。現在傳世的《尚書》、《詩經》、《論語》等典籍與藏經洞版本比較,也有許多不同之處。至於文書檔案,更是填補了中國檔案史的空白。

珍貴文物數遭劫難
王圓籙發現藏經洞後,也曾報到官衙。甘肅學台葉熾昌也看出了藏經洞所藏經卷、典籍、檔案、文物的價值,向上司建議將這些珍寶運到省城保管,但這個最起碼的保護措施竟未引起清末昏庸官僚們的重視,使這個有歷史意義的建議石沉大海。

藏經洞的珍寶雖未引起中國封建官僚的重視,卻引起了帝國主義列強的垂涎,一些“文明”強盜紛至沓來,以各種方式掠奪藏經洞的珍寶。

直到1909年,清朝政府才批准將劫後餘存所剩無幾的文獻、檔案運往北京。可1912年和1914年,王圓籙又將手中藏掖的部分檔案文書和其他文物賣給了日本人和俄國人。姍姍來遲的美國人華爾納,1923年來到敦煌,此時藏經洞已是空無一物,他便將目標轉向莫高窟壁畫,用特製的膠布在洞中剝取20多幅壁畫和唐代菩薩塑像。

在短短20多年的時間裡,來自6個國家的10多個大盜,從藏經洞盜運走2萬多件經卷、典籍和檔案,還有大量的文物和壁畫。直到今天,這些國寶仍然分散在13個國家30多個文化機構里。

羅振玉先救唐檔後賣唐檔
1909年,學部參事官羅振玉奏請學部,將劫後餘存於莫高窟的檔案文獻運回北京,這6件唐檔因夾在經卷之中,也同時被接收,離開莫高窟,先由學部接收,經羅振玉等人整理,最後連同許多其他珍貴檔案文獻一起,落入羅振玉個人手中。

羅振玉,字叔言,號雪堂,祖籍浙江上虞,1866年8月7日生於江蘇省淮安府山陰縣官宦之家,15歲考中秀才,1890年開始入館教書,長期從事教育工作,曾在湖北農務學堂、江蘇師範學堂、京師大學堂農科學校等任監督,1906年奉調入京任學部二等咨議官,1909年補參事官。

羅政治上頑固復舊,恪守舊制,忠於清室,反對革命,但在學術上頗有貢獻,尤其酷愛文化典籍和歷史檔案,在收集、保護、搶救文化典籍和歷史檔案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比如, 1909年,內閣大庫庫牆倒塌,內藏的大部分典籍和檔案被壓在垣內。攝政的醇親王載灃認為檔案中無用的太多,奏請焚毀,並獲批准。幸而學部尚書張之洞正籌備成立京師圖書館,派參事羅振玉到庫挑撿並接收歷朝書籍,羅發現這些檔案是清朝歷代的重要史料,就請張之洞上奏罷焚,移交學部。這樣才使大量的內閣檔案倖免於火。

後來,當時的教育部(學部改稱)設歷史博物館保存這些檔案,歷史博物館將比較完整的挑檢出來放在午門樓上,餘下的裝入9000多個麻袋置於端門門洞中,後將稍整齊的挑選出來,餘下的8000麻袋仍放原地。

1921年,北洋政府教育部經費困難,將這些檔案以4000大洋的代價賣給了北京西單牌樓的同懋增紙店,準備化漿做紙。又是羅振玉聽到消息後,以12000元的價錢將其買回,並僱人做了整理。

羅從其中和原來手中掌握的檔案中,挑選出64872件,包括這6件唐檔,其餘的賣給了古物收藏家李盛鐸和日本人松崎。這就是檔案史上的“八千麻袋事件”。

幾經周折唐檔終於“回家”
1936年,羅振玉保存的6萬多件檔案被移送到當時的“奉天圖書館”,後來一直存放在那裡。

1948年10月瀋陽解放以後,“奉天圖書館”的全部圖書檔案為東北圖書館(1954年改為遼寧省圖書館)接管。1960年7月東北檔案館成立,遼寧省圖書館將所管的全部檔案移交給東北檔案館。1969年東北檔案館撤消,將其所管檔案轉入遼寧省檔案館。

唐檔原件規格在29.5厘米×26厘米左右,單頁保存,各件大小略同,用紙為我國古代手工製作的書寫紙,比現代的宣紙要厚,纖維較長,略呈黃色,各件均已殘損,但並未腐朽,用墨筆行書書寫,字跡尚清,蓋有圖章,圖章字跡已不可辨認。其中三件書有“開元二年”字樣,另三件無年代,但從用紙、紙色、墨跡、開本等方面看,顯然是同一時期的。

因文件殘缺,檔案內容已很難窺其全貌,從已辨認的字跡看,主要有兩方面:一是關於“寇賊”騷擾,官府要進行剿捕的“申狀”,並有官員司馬的簽字;二是各寺廟法師名單。為了便於保存,6件檔案均加以修復,並翻拍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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