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中國 元代驛站交通網新樣態

元代驛站交通網新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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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才訊】元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北方遊牧民族建立的全國性統一王朝,繼成吉思汗統一蒙古高原諸部族、建立大蒙古國之後,其孫忽必烈最終統一中國,建立了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大一統帝國。元代大力發展驛站建設,為中原與周邊地區、中亞、西亞、東歐、東亞等地的人員往來、朝貢貿易、文化交流提供了通達的交通網絡,對元朝統治者統一與管理多民族國家起到了重要作用,促進了民族融合和經濟文化交流。

逐漸形成驛站交通網

元代以前,中外已有傳遞公文、傳送軍事情報的郵驛或驛傳。在繼承前代急遞鋪、驛傳的基礎上,元代將驛站交通擴大到全國範圍內,並形成有效的規章制度。

早在公元前6世紀,波斯帝國就曾建立傳遞急信的郵政驛站,設有待命的信使和驛馬,逐站傳遞公文或信件。漢代絲綢之路的開通為中國驛站的形成提供了便利條件。西漢時期,烽火燧為軍事通訊服務,驛置僅限於傳遞文書和公文,交通方式以輕車快馬為主。東漢時期,輕車被快馬取代。隋朝加強驛館建設的同時,增設了急遞鋪,專門傳遞緊急軍務。宋代,急遞鋪、驛傳更加健全。元朝繼承宋朝舊制,設立了專門管理驛站的中央機構——通政院。

元代的驛站又稱「站赤」,是蒙古語「jamci」的音譯。其詞根是「jam」(站),具有道路、交通之意。「站赤」本指管理驛站之人,另有「嚮導」之意。蒙古人何時開始利用「站」或「站赤」,因缺乏史料記載而難知其詳。不過,從唐宋以來北方遊牧政權有驛傳這一情況來看,蒙古人當時也應有自己的交通體系。

自成吉思汗時期起,大蒙古國在其境內普遍設立驛站,配備人員和牲畜,由萬戶管理驛站事務。大蒙古國時期,過往使臣或傳遞軍事情報者持成吉思汗聖旨令牌,可以換乘鋪馬。窩闊台汗時期,確立驛站制度,並將驛站交通線路擴大到欽察汗國、察合台汗國、窩闊台汗國、伊利汗國境內。貴由汗、蒙哥汗時期,蒙古帝國的驛站對東西方往來起到了更為積極的作用。

忽必烈統治時期,在蒙古帝國驛站的基礎上,在元朝全國範圍內實行驛站制度,以元大都為中心,在全國範圍內形成較為發達的交通網絡,貫通東西南北。自元大都向南,河南行省、四川行省、雲南行省、湖廣行省、江西行省、江浙行省等均設立驛站;自元大都向西,陝西行省、甘肅行省直至四大汗國境內,均設立驛站;自元大都向東,遼陽行省設有驛站;自元大都向北至元上都,再到嶺北行省,亦均設立驛站。在元朝全境內,自大都向四周輻射出嚴密的驛站交通網絡,水站、陸站多達1500處。

元代的驛站每60里左右設一站,過往使臣或王公貴族須持有聖旨令牌或鋪馬聖旨,以及官府出具的證明文書,方可在驛站換乘鋪馬,並享用政府提供的「首思」(sigüsü)(按例分到的食物,漢語稱為「祗應」)。

急遞鋪也屬於元代官方郵驛系統,10—15里或10—25里設一鋪,設專人傳遞文書或軍事情報。傳遞速度按一晝夜計算,一晝夜400—500里,加急時可以達到一晝夜700—800里。元代的急遞鋪只有持有海青令牌者可以換乘鋪馬,並有專用驛道,以便快速傳遞公文或軍事情報。元代的急遞鋪、驛站制度在忽必烈統治時期已經確立。忽必烈之後,其繼承者多次規範這一制度。

為中外交流提供平台

自古以來,中原王朝與周邊民族有著密切交往。歷代中原王朝及北方遊牧政權均設立過中央客館,為四夷朝貢往來提供便捷條件。漢代的鴻臚寺、隋唐時期的四方館、北魏時期的四夷館,均有接待四夷或外國使臣的客館的性質。

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後,注重以儒家思想治天下,實行漢法。繼位之初,他詔諭海內、四方,希望諸國來朝親覲。為了給外國使臣、四夷賓客、歸附遠人提供便利的食宿條件,1276年,元朝開始在中央設立會同館,為遠道而來朝見皇帝的四夷賓客、外國使臣、歸附人、諸王、駙馬提供便利條件。會同館設立專門官員,管理海內外遠道而來的賓客,並設立蒙古、回回必闍赤(bicigeci)、怯里馬赤(kelemerci),即譯使和通事,供四夷賓客、外國使臣翻譯之用。

會同館不僅是四夷、外國朝貢使臣居住之所,而且是商品交換、貿易往來的場所。四夷、外國使臣以官方名義攜帶商品,在會同館進行交易,並從中央政府得到相應賞賜。因此,會同館的設立對元代商業貿易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另外,四夷、外國使臣和文人居住會同館期間,也與館伴、陪同人員進行詩歌方面的交流切磋,為促進元代文人與外國使臣、文人學士之間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平台。

元大都作為元朝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通往四周的驛站交通頗為發達,使元朝與周邊民族以及境外諸國保持密切聯繫。元大都在農業、手工業、商業、水路交通方面均非常發達。大都作為北方最大的商業活動中心,商鋪林立,商品琳琅滿目。諸多國家與元朝進行朝貢貿易往來,不少外國商人到元大都進行交易活動,全國各地及外國商品聚集到此,使大都的商業貿易非常繁榮。

驛站以及與之相匹配的中央客館、地方驛館,由官府為往來使臣、四夷朝貢人員提供相應食宿。有元一代,來到大都的外國使臣、遊客、商人、僧侶、文人、畫家、諸王、公主、駙馬、世子諸色人等,絡繹不絕,使大都成為各國商品集聚、各種文化融合、各種宗教盛行、極為繁華的國際大都市。

多種驛傳傳統集於一體

元朝統治者是草原遊牧民族之一的蒙古人,忽必烈雖注重漢法和儒家文化思想,但在元代驛站、客館的形成和管理中,既繼承了唐宋以來驛傳的傳統,還具有一定的蒙古文化因素。有些地區的驛站、客館具有濃厚的遊牧文化特色,有些地區則有著農耕文化特色。

元朝疆域遼闊,「北越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超過漢唐以來的疆域。元朝境內民族眾多,廣袤的草原地帶有遊牧民族,中原、江南地區有諸多農耕民族,東北森林地帶分布著漁獵民族。在這個多民族的統一國家中,全國各地驛站的管理人員、馬夫的配備根據當地的具體情況而定。元代,專門設置站戶負責驛站的馬匹、食物,中原地區的驛站由漢族充任站戶,草原地區的站戶則由牧民承擔,東北森林、冰雪地帶的驛站則用狗站。

元代設立專門的機構和官員負責監督驛站事務,通政院的官員多由蒙古、色目官員擔任。元代驛站的聖旨令牌為八思巴字蒙古文令牌,鋪馬聖旨和證明文書也以蒙古文書寫。因此,通政院的官員之所以大多以蒙古人、色目人充當,主要是因為他們精通蒙古語。「脫脫禾孫」(todquγulsun)是元朝在驛站設立的官員,負責查驗乘驛公文。元代驛站所需聖旨、公文均以蒙古文書寫,因此,充當脫脫禾孫者必須精通蒙古語言文字,當時精通蒙古語的漢族人也可以擔任這一職務。與驛站相同,元朝在中央設立的會同館也配備了蒙古、回回翻譯人員,在蒙古統治者與外來使臣、歸附遠人之間起到語言媒介的作用。元代驛站、客館提供的「首思」也具有一定的遊牧文化色彩,尤其是北方的驛站、客館充分體現了遊牧民族的飲食文化習慣。例如,在提供給四夷賓客、外國使臣的食物中,肉食以羊肉為主,如果沒有羊肉,方以雞肉替代。

從元代驛站、客館的功能來說,首先,元代驛站擔負著軍事功能。成吉思汗將蒙古驛站延伸到西域,蒙古西征的軍事情報、信息均由驛站得以傳遞。長春真人西行覲見成吉思汗,也是利用驛站,途中換乘驛站的鋪馬,在沿途驛館食宿,才順利西行。其次,元代驛站具有為政治、外交、經濟、貿易、商業、物流、宗教、文化服務的多重功能。元朝的官員、王公、駙馬、中外使臣的往來均利用驛站,尤其外國使臣、朝貢人員不僅利用驛站換乘馬匹,獲取食物和住所,而且由驛站的馬夫為其帶路,充當嚮導。元朝商業發達,大都成為全國的商業中心,來自五湖四海的商品匯聚於此,以此為集散地再向四面八方流通。元代又是多種宗教文化興盛時期,道教、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印度教盛行,道士、僧侶等宗教人士也利用驛站在大都、江南、西藏等地自由穿梭,驛站、客館為元代宗教文化的興盛發揮了重要作用。

保障絲綢之路暢通

遼金時期,由於西夏的阻隔,絲綢之路一度中斷。中原地區通往西域經由漠北地區的草原絲綢之路前行。成吉思汗征服西夏、西遼之後,經由河西走廊通往西域的絲綢之路重新暢通,加之畏兀兒亦都護歸附成吉思汗,更使中原通往西域的中西交通線暢通無阻。大蒙古國和元朝政府大力建設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驛站、客館,使草原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得到了空前的發展。

元朝與四大汗國之間的驛站交通使得阿拉伯、波斯科技文化傳播到中原和草原地區。色目人札馬剌丁繪製大元帝國轄區內及四大汗國在內的地圖,使大蒙古國和元朝時期的人們開闊眼界,增加了地理知識。西域、蒙古、漢族飲食文化相互影響,西域食品禿禿麻食也在蒙古地區久為流傳,深受蒙古人喜愛。蒙古飲食中雖沒有保留「禿禿麻食」這一名稱,但以「貓耳朵」這一名稱流傳至今,多用蕎麥、莜麥面製作。

大蒙古國和元朝時期實行開放的民族政策,對各種宗教採取各隨本俗的政策。西藏薩迦派在元朝地位特殊,忽必烈封八思巴為帝師,尊佛教為國教,西藏僧侶利用元朝的驛站,往返於大都與青藏高原之間,在藏傳佛教傳入內地方面發揮了很大作用。

元代海上絲綢之路也非常發達。由於元朝驛站有水站,大都的貨物通過大運河輸送到泉州、廣州、寧波等港口,再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運往東亞、中亞以及更遠的歐洲。東南亞、印度的香料,西洋的布匹等各種物品也經由海上絲綢之路輸入元朝港口,再經驛站輸送到全國各地,促進了國內外貿易的發展,使得元代海外貿易遠邁漢唐時期。

隨著元代海上絲綢之路的暢通,大量的阿拉伯、波斯、印度商人和遊客進出廣州、泉州等地,使異國文化、生活情調傳播到南方的港口城市。伊斯蘭教、基督教、印度教等多種宗教也隨著絲綢之路的暢通,傳播到泉州、杭州以及中原、蒙古地區。可以說,13—14世紀元朝經濟文化是比較發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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