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盛事 是什麼促成了北宋文化繁榮科...

是什麼促成了北宋文化繁榮科技發達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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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都城東京 
 
北宋是個非常奇特和發展不平衡的時代。一方面,北宋雖然擁有龐大的軍隊,但軍事實力不強,與遼國和西夏對抗時長期處於劣勢。經濟上雖然十分繁榮,但北宋政府經常國庫空虛,入不敷出。由於北宋在軍事上“積弱”,在經濟上“積貧”,被歷史學家視為“中國歷史上最軟弱的一個朝代”。
 
然而,在另一方面,北宋是中國歷史上科技最發達、文化最昌盛、藝術最繁榮的朝代之一。中國歷史上很多重大發明都出現在北宋,歷史學家黃仁宇說:“火藥之發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針,天文時鐘,鼓風爐,水力紡織機,船隻使用不漏水艙壁等,都於宋代出現。在11、12世紀內,中國大城市裡的生活程度可以與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較而無遜色。”
 
同時,北宋的文學藝術也登峰造極,正如陳寅恪先生所說的:“華夏民族的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無論文化人才還是文化成果,北宋都可以和歷史上任何時代媲美。北宋的皇帝文質彬彬,詩詞、書法、繪畫無所不通,有的還是藝術大家;北宋的文人士大夫知識淵博,出口成章,著述豐富;北宋的百姓讀書成風,舉止有禮。在“唐宋八大家”里,北宋就佔了六位,北宋的詞是中國文學史上一顆明珠,北宋還開創了理學,在哲學領域出現了“北宋五子”。北宋是文人得寵的朝代,是文化人的天堂,難怪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說:“如果讓我選擇,我願意活在中國的宋朝。”
 
宋太祖推行偃武修文 後人謹守祖宗法度
 
北宋中後期文化的大發展,其根本推動力在於建國之初趙匡胤定下的偃武修文基本國策。
 
在宋以前的唐末五代時期,軍閥爭霸,戰亂頻仍,斯文掃地。掌握軍權的藩鎮橫行天下,人們普遍認為“文章禮樂”無益於時,形成了重武輕文的社會風氣。趙匡胤建立宋朝後,為避免重蹈五代時期王朝更迭頻繁的覆轍,採用宰相趙普的策略,實行偃武修文,通過“杯酒釋兵權”,推行更戍法和用文官取代武官治理國家等措施削弱武將權力。
 
接着,宋朝第二位皇帝宋太宗趙光義大力推行文官制,並通過擴大科舉規模吸收大量文人進入政府,在中國歷史上首次建立由讀書人執政的朝代。
 
宋太祖、宋太宗的偃武修文措施被後來的繼承者奉為不可更改的“祖宗之法”,宋真宗和宋佳宗都是祖宗法度的模範繼承者。宋神宗授權王安石實施變法,主要是針對經濟和軍事領域,對偃武修文國策並沒有觸及,到北宋晚期,朝廷的文官隊伍空前龐大。
 
在個人文化修養方面,北宋皇帝人人都會舞文弄墨,吟詩作對。宋真宗不懂軍事,但在文學藝術方面造詣頗高,其書法成就有人認為比宋徽宗還要高。敗國皇帝宋徽宗自幼酷好詩詞書畫,是一位詩詞書畫並精,山水、人物、花鳥兼善,在文學藝術領域無所不通的“皇帝藝術家”。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由於皇帝的力體身行,北宋形成了重文輕武的社會風氣,文化領域全面發展,碩果累累。
 
取士途徑和規模擴大 文化精英脫穎而出
 
人才是文化繁榮發展的第一推動力,北宋“修文”大工程主要立足於科舉制度。科舉制度始於隋,興於唐,完善於宋。北宋科舉制度在因循唐制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取士途徑和取士規模,在考試內容和考試製度方面也進行了改革。
 
唐代科舉以進士科為主要科目,每次錄取人數只有二三十人,宋初每屆錄取人數和唐代差不多。宋太宗即位後,為補充朝廷文官隊伍,開始大規模增加錄取人數。太平興國二年(公元977年)殿試,共舉進士109人,諸科及策者207人。後來,錄取人數繼續增加,北宋時期每屆錄取進士人數都在三四百名左右,使北宋文化界出現了人才濟濟的局面。
 
由於北宋健全科舉管理和考試製度,有效防止了徇私舞弊和權臣把持科場的行為,使寒門子弟也有機會通過公平公正的考試進入仕途,同時也保證了取士的質量,把不學無術之輩拒諸門外,使絕大多數文化精英集中在政府機構。
 
北宋的考官基本上都是學富五車、文化修養和創作水平極高的官僚學者。如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的考試,擔任知貢舉的是著名文學家、歷史學家歐陽修,擔任權同知貢舉的王珪、梅摯、朝絳、范鎮也是北宋文學名家,而擔任點檢試卷官的梅堯臣是宋詩的開山祖師。這一屆各科共錄取899人,其中進士科錄取了388人。
 
蘇軾、蘇轍兄弟就在這一年考中進士,蘇軾考了第二名。據說,本來蘇軾應為第一名,因主考官歐陽修在閱卷時判斷失誤,以為能寫出這麼漂亮的文章定是自己的弟子,為了避嫌,便把該卷的名次放在第二,結果章衡得了榜首。宋仁宗看了蘇軾兄弟的考試文章後,極為欣賞,回到後宮還讚嘆不已,對左右說為子孫物色到了兩個宰相之才。
 
與蘇軾兄弟同榜中進士的還有曾鞏、曾布、曾牟兄弟及從弟曾阜一門四人,曾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布協助王安石變法,官至宰相。北宋理學家張載、呂大鈞、程顥亦於此科及第。
 
少動干戈重視文教 百年穩定造就發展
 
常言道,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北宋的文化繁榮,並非短時期就取得的成果,而是在百餘年保持社會基本穩定的基礎上形成的,大量的文化名人、大批的文化成果,都是在北宋中後期出現的。
 
自宋真宗與遼國於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締結“澶淵之盟”後,宋遼兩國之間百餘年沒有發生過大規模戰爭,宋與西夏等國發生的戰爭都在邊境局部地區,不足以動搖宋朝的穩定。
 
從1004年到北宋末的一百多年間,北宋物質文明迅速發展,人民生活逐步改善。政府和民間創辦的教育機構遍及全國,各種出版物大量發行,文化科技知識從城市傳播到鄉村每一個角落,朗朗讀書聲處處可聞,人民的文化素質普遍提高,大量文化科技人才脫穎而出。
 
北宋中後期,一大批文化名人幾乎同時出現在歷史舞台上,寇準、范仲淹、晏殊、歐陽修、柳永、秦觀、周邦彥、晏幾道、司馬光、王安石、曾鞏、蘇洵、蘇軾、蘇轍、沈括、黃庭堅、蔡襄、米芾、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邵雍、張擇端、李公麟等都是現代人耳熟能詳的文化名人,有如群星璀璨,熠熠生輝。他們創造的文化成果已經成為我國乃至世界的珍貴文化遺產,中國文化至北宋已趨精深成熟,北宋文化人雅歌投壺,詩酒唱和,可能他們沒有想到,他們已處身於宋朝文化的高峰,甚至是中國文化的高峰。
 
這一時期規模如此巨大的文化名人“井噴”現象,在中國歷史上是非常罕見的。
 
北宋文壇盛極一時
 
北宋文壇群星薈萃,明代學者宋濂稱:“自秦以下,文莫盛於宋。”在‘唐宋八大家’中,只有韓愈、柳宗元為唐人,其餘六人均為北宋人。”六人中除“三蘇”(蘇洵、蘇軾、蘇轍)外,還有歐陽修、王安石、曾鞏。
 
北宋是一個詩的國度,更是一個詞的國度。宋詞作為中國古代文學寶庫中的精華,其內容之廣泛,體裁之多樣,藝術之精湛,都是歷代無法與之相比的,它和唐詩並稱中國文學史上的兩顆明珠。
 
詞源於民間,始於唐,興於五代,盛於兩宋,而北宋詞人眾多,佳篇迭出,可以說是詞的鼎盛時期。北宋詞的繁榮發展得益於自上而下的推動,北宋皇帝個個愛詞,北宋文官人人都是詞人,北宋民間寫詞成風,人際交往已經到了無詞不歡的程度。
 
北宋著名詞人有晏殊、歐陽修、張先、晏幾道、范仲淹、柳永、蘇軾、秦觀、黃庭堅、周邦彥、李清照等。
 
北宋湧現了許多著名書法家和畫家。書法以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成就最高,被稱為“北宋四大家”,另外,宋徽宗取眾人所長獨出己意創造的“瘦金書”也別具一格,具有強烈的個性色彩。
 
北宋畫家早期有李成、范寬、燕文貴、文同等名家,中後期有蘇軾、李公麟、張擇端、米芾、米友仁、趙佶(宋徽宗)等人,北宋的山水畫最能代表中國畫最高的藝術水平。
 
史學出現經典巨著
 
北宋在史學方面也創造了輝煌的成就,其代表人物是歐陽修和司馬光。
 
在《二十四史》中,有兩部史籍與歐陽修有關,一部是《新唐書》,一部是《新五代史》。《新唐書》由歐陽修主持編寫,《新五代史》則是歐陽修以一己之力私撰的。這兩部史籍都是紀傳體史書,這種體裁的史書以本紀和列傳為主要內容。
 
《新唐書》最初由宋祁編著,因宋仁宗擔心宋祁一人難以獨自完成這項工作,所以又令歐陽修參與並主持修撰。二百二十五卷的《新唐書》,宋祁一人承擔了其中三分之二的修撰。歐陽修作為主持人,對宋祁的勞動成果十分尊重,很少改動他的文稿,並堅持分別具名。《新唐書》體裁完整,既有本紀、列傳,又有志和表。《舊唐書》無表,《新唐書》創撰《宰相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和《方鎮表》,不僅補了《舊唐書》之缺,對了解唐朝史書,也頗有幫助。
 
《新五代史》在編撰方法上仿效《史記》,在寫作上仿效春秋筆法,刻意簡約文辭,以達到微言大義的效果,因此刪去了不少重要史料。但相對《舊五代史》而言,《新五代史》取材廣泛,敘事生動。加上歐陽修文筆簡凈,因而更有可讀性。自成書後,讀者無不稱讚歐陽修的文筆好,其中的一些論贊尤為出色,如《伶官傳序》、《宧者傳序》等都是中國古代散文的不朽之作。
 
司馬光的史學成就更高,他和太史公司馬遷並稱“兩司馬”,他的《資治通鑒》,是我國古代編年體史書的最高成就和總結性作品。編年體史書的特點,是以時間為綱,按年月日的順序記載史事。《資治通鑒》共294卷,上起戰國時期的三家分晉(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之末(公元959年),記載了1362年的史事。另有《目錄》、《考異》各30卷。該書“詳於理亂興衰”,在取材上“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寫作上文筆“飛動”,使人百讀不厭,顧炎武把《資治通鑒》視為後世不可無之書。
 
理學有“北宋五子”
 
北宋在哲學領域遠超唐代,出現了一批理學家。理學是儒家哲學的特殊形式,因理學家着重探討義理、性命之學,故稱為理學,又稱為道學。北宋初期,石介、胡瑗、孫復被稱為理學三先生,但實際的開創者為“北宋五子”,即周敦頤、張載、邵雍、程顥、程頤。
 
周敦頤是宋代理學的開山鼻祖,人稱濂溪先生,著有《太極圖說》、《通書》等,他將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加以融合,闡述了理學的基本概念和思想體系。張載是程顥、程頤的表叔,人稱橫渠先生,他發展了氣一元論思想,為古代中國辯證法的集成者。他所作的《砭愚》、《訂頑》(即《東銘》、《西銘》)影響深遠。張載著有《正蒙》、《理學經窟》等,其理學體系較有體統性。程顥、程頤兄弟都曾從學於周敦頤,程顥人稱明道先生,程頤人稱伊川先生,兄弟合稱“二程”。他們是北宋理學的重要代表,為北宋理學思想奠定了基礎。程頤著作有《易傳》,和程顥的著作合編為《二程全書》。邵雍是北宋最有創造性、自成體系的奇特思想家,是先天象數之學的創始人,其理學體系集中體現在他寫的巨著《皇極經世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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