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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刻本:中國古籍的海外遺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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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所作《徐福渡海來日圖》(圖片來源:日本新宮徐福協會)

【新三才綜合】“和刻本”是日本刊刻的中國古籍, 主要指日本明治維新以前,主要是江戶時代(1603~1866年)大批翻刻的中國漢文書籍。在中國歷史上,許多在中國刊刻傳鈔的古籍通過貿易、朝貢等途徑流傳到日本,為書院、寺廟、天皇或幕府將軍們收藏。有些古籍在中國早已亡佚,卻在日本保存下來。因此和刻本不僅是中國傳統文化影響下的產物,也為保存和傳播中國文化作出了重要貢獻。

中國古籍有很多散佚海外,北宋司馬光(或謂歐陽修)所作的《日本刀歌》中寫道: “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據說秦始皇時禦醫徐福帶童男童女東渡日本,帶去很多古籍,後來秦始皇焚書坑儒,很多古籍被毀,在日本卻得以保留。

日本寬文時期(1661﹣1672)刻印《孔聖全書》卷首, 哈佛大學圖書館藏本。

和刻本是漢籍在域外傳播最活躍、最發達的一個系統。其中比較著名的有五山本、正平本。和刻本的特徵之一是江戶時代的和刻本多數已經附加了日式讀法的“訓點”,特徵之二是多附有日本學者之序跋。和刻本品種多、刻印美,在內容方面,也往往涉及中國舊學問,有些著名的漢學家如賴襄、岡千仞、內藤湖南等都屬造詣很深者。

日本寬文時期(1661﹣1672)刻印《孔聖全書》卷尾。

此外,一些由日本漢學家在明治維新前後(即中國的清末民初)所刊印的漢籍,以現代的視角分析當時的中國,這類書的代表是那珂通世著《支那通史》,此書用漢文編纂,是近代最早的中國通史著作,此書在當時教育界、學術界均有很大的影響。

意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於1602年製作的《坤輿萬國全圖》(東亞部份)

有學者提出“海上書籍之路”的說法,而刻本是中日之間存在“海上書籍之路”的直接物質證據。從南朝到近代之間的一千五百多年的時間裏,中日“海上書籍之路”從未間斷過。僅1840﹣1855的十六年時間裏,通過“海上書籍之路”運往日本的書籍就達3407種。寧波港是中國書籍向日本、朝鮮及其他東亞國家輸出的主要始發港口,客商從中國各地搜羅來的書籍都集中寧波港後,起航運往日本長崎、大阪等地。如1856年由寧波華花聖經書房出版的《地球說略》一書傳到日本後,在明治初年一度成為日本學校的世界地理教科書。

《地球說略》中的地球圖, 作者為美國傳教士禕理哲(Richard Quarteman Way) ,出版於清末咸豐或同治年間(1850前後)。

在宋代以前至日本江戶前期,中日之間的文化交流主要從中國輸向日本,很多古籍在日本迅速翻刻流傳。而在十九世紀末、二十年代初,近代中國開始向日本學習交流,中日間文化傳播的流向發生了逆轉。

《古逸叢書》,清黎庶昌編,光緒十年(1884)日本東京使署刻本。

千百年來,中國學人訪書海外,付出了不懈的努力。清光緒間擔黎庶昌任駐日公使,在此期間,他與日本朝野士大夫中精於漢學者相結納。得知中國散逸日本的經籍,決意不惜重金搜求。於是以欽差大臣身份在日本披沙揀金,獲得珍本古籍26種,200卷,請日本最著名的刻工刊刻,名為《古逸叢書》。黎庶昌將自己三年來積攢的俸銀一萬八千兩都捐出來,用於刊刻100部《古逸叢書》,全部運送回國。

近年中國學者繼續這樣的努力,出版了《和刻本中國古逸書叢刊》等和刻本古籍,接續了這一傳統。

(責任編輯:石振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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