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天下 在美國發現中國

在美國發現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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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的夏天,暫別中國大地的我,踏上了美國波士頓的土地。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在美國生活,一無所知,就像2003年的春天第一次踏上北京的土地時。時光已過十年,兩者在我記憶里卻是一貫的,分不開。這就是我的狀態。

飛往美國的幾個月前,我開始找房子。我在波士頓一個人都不認識,就只好間接地找。我毫不猶豫地通過中國的人脈,找到在哈佛工作的一名中國先生,具體協助我在哈佛開始生活的則是在哈佛讀書的一名中國女子。到達的那一天,他們專門來接我,還在哈佛廣場請我吃飯。這或許是在華十年的積累,很溫馨,與十年前第一次抵達北京時截然不同。

後來在哈佛讀書的一個日本學生問我,“你那房子是怎麼找到的?”我說,“是兩個中國朋友幫我找的。”他無意的反應是:“中國人!?為什麼?”我則有意回應:“不為什麼。那是自然。”

與兩個中國朋友分手,安頓下來後,一個人溜達溜達,我進了一家室外啤酒屋。在北京生活期間,我經常買一瓶啤酒,在街上邊走邊喝,邊喝邊想。這次也習慣性地買了一杯啤酒帶出去,那是波士頓當地的Samuel Adams,喝了一口,特別爽快。一個人喝啤酒是我人生中少有的快樂的瞬間。

下一刻,突然有兩名白人警察走過來,對我說:“小夥子,你在這裡幹什麼?”我不是沒聽懂他們說的英文,而是沒有理解他們表達的意味。

我把在北京生活期間遇到這樣那樣麻煩時老用的招數拿出來,保持冷靜對他們說,“怎麼了?我違法了嗎?”

他們倆互相看了一眼,帶着微笑卻嚴肅地對我說,“是,你違法了。”我嚇了一跳,瞬間內在腦子裡產生了許多惡性想法:“才第一天,我就被捕了?”

後來才知道,在美國的公共場合喝酒是違法的且要受罰的。我在被指責,警察調查我是誰的同時,發現很多行人邊走路邊抽煙。我跟警察先生說:“他們抽煙是可以嗎?那樣也危害公共環境吧?”他們大笑,說,“那是可以的啊!”

他們說這是法律,是不可以違反的。我在中國期間學會了討價還價,或隨機談判的技巧(這是我在日本的18年期間想都沒想過的),禮貌客氣地對他們解釋道:“警察先生,很抱歉,這是我抵達波士頓的第一天,對這裡的規矩一點不熟悉,從今晚起我一定會注意的,所以請原諒我一次好嗎?”他們互相看看,帶着一言難盡的笑容,似乎放棄了對我的盤問。“好吧,就這一次哦,你記住這次的教訓,祝你在美國愉快。”

竟然通過了……我小心翼翼帶着啤酒回住處,坐下來,慢慢沉思:“我是到了美國,這裡已經不是中國。兩個國家是不一樣的,是需要調整思維,更換狀態。但剛遇到的場合,也有點像中國……”

帶着莫名其妙的感覺與對中國的一點懷念,我從中國來到美國的第一天就這樣過去了。

2013年7月4日,美國的國慶節。

我在波士頓,跟平時一樣沿着Charles河邊跑步。

突然被堵住了。路被封了,我問警察先生憑什麼,他說是“因為國慶”。我心裡想:“哦,在美國國慶的時候路也被封的。”我卻沒想太多,這是生活,而非政治。

於是我繞路從劍橋區過河跑到波士頓區。藍天白雲,到處能聽到慶祝的槍聲(非鞭炮),我內心進一步產生“這裡是美國,而不是中國”的直覺。在河邊遇到了我很熟悉的日本一家人,孩子們也在。我對夫妻倆表示問候,孩子們正在唱國歌,美國的國歌,還把右手緊緊貼在胸部上。

他們唱完國歌,來跟我說聲“你好”。我表揚長子說:“你會用英文唱美國國歌啊,你右手的姿勢很酷,很地道哦。”在波士頓的公立學校上小學的他(12歲)有些害羞地回答說:“哦,每天早上在學校里要唱的,自然就記住了。”

祖國的小孩子正在異國他鄉融入當地的國情與文化,我感到欣慰,同時產生了強烈的好奇心,就問他:“你覺得,你的同學們愛自己的國家嗎?”

有着超出年齡的成熟的他(他父親說孩子到美國之後變得格外成熟了)琢磨了一下,然後點着頭說:“嗯,他們很愛自己的國家,很自然地愛。而且,我覺得,美國人不像日本人,不隨便罵總統。因為總統是他們自己選的。”本想進一步追問,“在日本,首相也是我們自己選的啊,雖然不像美國那麼直接”,但決定算了。我從他的觀察與姿態已經學習了很多,就不要為難他了。非常滿意地離開了他們一家人,我繼續跑步。

在我看來,美國社會看得見摸得着的特徵之一就是國旗多。不管是平時還是非常時期,國旗無處不在,無時不有。當地居民既在乎又不介意,自然地面對與國旗共存的現實。而且,美國人在國歌與國旗面前的態度似乎是戰略統一的,至少我接觸過的人裡面沒有一個人對此持有消極或負面的態度。他們就是認為自己的國家很偉大,值得認同和敬仰。

不過,如此張揚“國家的偉大”,我這個日本人覺得有些誇張而過分,還有些不習慣,甚至不順眼。由於二戰期間“國家主義”失控的慘痛歷史,活在當下的日本人對國歌與國旗的態度是複雜而謹慎的,至少做不到自然地加以接受。當然,日本國內對國旗的態度與美國截然不同,是分裂的。所謂“右翼勢力”主張弘揚“國家”,進步派(左派或自由派)知識分子和企業家則持有謹慎的態度,更多主張與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社會和諧共處,少提愛國,多談國際,認為在“國”字面前有必要謹慎一些,低調一些,剋制一些。而普通老百姓在“國”字面前也比較被動或消極,這與二戰後遺症密不可分,他們從來不相信政府是對的。

想想中國的情況。依我經驗,中國街頭的國旗遠遠沒有美國多。在天安門、黨政府機構、邊境等關鍵的地方都有國旗掛着,但談不上誇張或過分。中國人在“國”字面前的態度既不同於美國,也不同於日本,卻兩者兼有。美國與中國畢竟是所謂大國,統治那麼大的國家,就需要依靠國旗來弘揚國家的偉大。“我是美國人”或“我是中國人”的自我認同,依我觀察是外向型的。日本人則是內向型的,把“我是日本人”的自我認同感放在內心裡,不輕易去表達。

2013年10月中旬,我從美國回了一趟北京,在街上走走路,感受一下北京的政治氣候。走到東三環邊上的國貿附近,我看到了“永遠跟黨走”五個字。在北京生活的2003-2012年期間,我在街頭上沒有看到過。那五個字或許存在過,只是我沒有見到。

來了美國一年多,迄今為止,我所發現的美國社會最漂亮的政治安排就是愛國主義與個人主義的有機結合。如前所述,美國公民對美國這一“國家”的認同度與忠誠心是毫無動搖的,唱着國歌,舉着國旗,365天,24小時,都心甘情願地去接受“國”字。但這一注重“愛國”的風氣卻不造成對個人主義的忽略與壓制。美國人的公私觀是清晰的,什麼是公,什麼是私,該參與的公共空間,該保護的個人空間,兩者之間的界限在哪裡,每一個公民都有着很清楚的認識。比如,我在美國跑步的時候(尤其在鄉下),要格外注意,要慎重確認自己跑的是否是公路,要是私人的土地就麻煩了,人家認定我在侵蝕他的私人空間,就會舉報。

據我的經驗,在中國,許多人把愛國主義和個人主義視為兩個極端,認為對前者的強化必然導致後者的滯後,把前者當作維穩的工具,把後者當作人權的底線,甚至互為“敵人”。我在中國待了十年,從來沒有體驗過“愛國”與“人權”的有機結合或相互融合,兩者似乎永遠是相互矛盾的,雖然我不知道是中國“自古以來”就有這樣的民族傳統,還是在當前的體制與國情下才是這樣子。

日本社會是特殊中的特殊,對於愛國主義與個人主義,都不太重視,甚至有意忽略。愛國主義自然與“國家主義”聯繫在一起,國民就傾向於避談這些。由於日本社會由均等的集體主義構成,個人永遠服從於社會,“尊貴的社會先生”(社會至上主義)凌駕於一切,國家與個人也好,愛國與人權也好,都要聽社會的話。

美國還是美國。一方面能夠那樣地熱愛祖國,另一方面能夠這樣重視個人。美國人憑什麼能夠做到兩者的辯證統一,使得兩者視為相輔相成的產物,還不令人覺得不自然,我至今沒有答案,只是覺得很神奇,就繼續探索其背後的理由和邏輯。

2013年8月下旬,我第一次去美國南部旅行。先從波士頓飛到原為法國的殖民地、1812年才成為美國領土的路易斯安那州最大的城市新奧爾良。從機場坐公交車到市內,無論是機場的工作人員還是路上的勞動者,都顯得沒那麼勤奮,寬敞的路上明顯感覺到經濟的不景氣,感覺很空。商業街的店裡沒什麼客人,服務員也閑着,我進去也沒有被理睬,許多人在“衚衕”里打發時間,似乎在“下崗”中,大多數是黑人,使我無形中緊張起來。在一個特定的環境里,我真從未見過那麼多黑人。從早到晚,尤其在市內的主要景點法國區(French Quarter)里,到處都是警察。到美國正好一年,我第一次看着眼前的情景,想到了很熟悉的一個詞:維穩。

一邊走路,一邊觀察當地的社會生態,我發現不管是白天還是晚上,不少人在街上喝酒,而且在著名的連鎖便利店CVS也賣酒。波士頓的CVS是不賣酒的,而且據我的親身經歷,街上喝酒是要被懲罰的。

我在街上向巡邏中的警察先生打招呼:“你好,我是從波士頓來的遊客,我想問一下,這裡在街上等公共場合喝酒是被允許的嗎?”警察先生稍微想了一下,回答說:“我們希望市民不在外面喝酒,我們也不鼓勵,但這最終由他們決定,管理自己。”

曖昧的回答並不意味着不清晰,只是表明有灰色地帶存在。我看着那些街頭沒事幹,卻走來走去的黑人的表情與動作,胡思亂想:“這可能是這裡的維穩模式吧,黑人的文化教育水平整體來說還比較低,自上而下的管制有時反而造成更多的社會不安。”

後來,11月我去芝加哥出差的時候發現,位於芝加哥的日本便利連鎖店 7-Eleven是賣酒的,而我平時生活的波士頓7-Eleven是不賣酒的。這是因為兩個州的法律不同。美國人的生活規律頂多取決於州政府,而不歸結於聯邦政府。

遇到這樣的場面,我才切身體會到美國是一個聯邦制國家,牽涉到公民生活的法律是由州政府來制定的。美國人大概認為,國家這麼大,人口也不小,又是如此多樣化的移民社會,從早到晚,什麼變化都有可能,什麼人都有,什麼價值觀都有,地方特色也五花八門,那麼,由位於華盛頓的“中央政府”來控制全國各地的遊戲規則與生活方式本來就不可能。到了美國,我才明白,聯邦制對美國政治經濟社會來說是一個底線,即為了良性治理這個社會而起碼要做到的制度安排。

回到哈佛大學,我把這一感受跟一名政治學教授分享。他回應說:“哦,你去南部了,這是對的,那裡也是美國歷史的一個縮影。只待在波士頓,你是無法了解美國的。”是的,白人多富人多貴族多的波士頓在某種意義上是最不像美國的美國。

緊接着,我問了一個所謂“敏感”問題:“對了,教授,美國每一個地區,每一個州的州情與法律都是不一樣的,聯邦政府也給州政府很大的空間和權,別說行政權,連立法權都賦予了。當然這是有效、有機、長遠統治這個社會的需要,但白宮方面會不會擔心分離主義呢?萬一有些邊緣化了的州搞什麼獨立運動什麼的?”

教授帶着笑容和“拿你沒辦法”的語氣回答說:“生活在每一個州的人既能夠享受作為美國人的自由與安全、民主與權利,還有尊嚴,同時也能夠根據自己所在的地方特徵進行自治,為什麼要分離呢?若不這樣做,他們才要獨立呢。”

2013年春天,我去過浮在加勒比海上的美國自治邦波多黎各。我記得,它是以“國家”的名義參與包括棒球在內的國際體育賽事的,也有自己的“國旗”,但它實實在在是屬於美國的領土。地理上位於加勒比海區,國家歸屬上屬於美利堅合眾國,但人們的生活方式、行為規範、語言習慣等都是拉丁式的,更接近拉丁美洲的文化。

在波多黎各“首都”聖胡安,我跟當地認識的一名中年女士分享。她一點不禁忌地表達自己的看法:“這也是一種國家存在的方式嘛,波多黎各人知道依附於美國有它很大的好處。雖然我們不能參與投票選擇美國總統,這點有爭議,但華盛頓也給了我們很多自由的空間,妥協一下就好,我覺得現在是最好的狀況。當然,我們都自認為波多黎各人,而非美國人。意志的自由是被上帝賦予的。”

不僅是波多黎各這樣名副其實的“自治區”,在美國各州的大街上也能夠看到國旗和州旗同時飄在空中的情景。美國人在經營生活的過程中,似乎早就習慣了擁有“兩個領導人”的政治形態,不去質疑,成為共識。畢竟是政治,總會產生這樣那樣的矛盾,包括在中央與地方之間、富人與窮人之間、白人與黑人之間、居民與移民之間……但據我觀察,美國今天的政治形態包容了“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美國人”大致認為這一治理模式是最可持續的,和諧的,科學的。

中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閉幕了。這是一次討論經濟的政治大會。很遺憾,在會議期間我沒有能夠到北京現場感受它的氛圍,只好從美國東岸遠遠地瞭望正在太平洋彼岸發生的盛事。

《公報》、《決定》、《說明》,會議期間以及前後,國人討論其具體議程與內容已經相當豐富和密集,說明人們對此輪“政權交替”的關注,包括期望與擔憂,在某種意義上是前所未有的。對於會議的結果,滿意也好,失望也罷,讚揚也好,絕望也罷,關注度的提升本身無疑利大於弊,將成為推進改革與開放的過程本身。

我自己所關注的一個關鍵詞是“邊界”。如何劃清甚至創造邊界對中國未來十年來說將是一大課題。當然,對於中國來說,由誰來劃清,創造它則是更大難題。

就我在中國求學生活的十年經歷來看,中國人對“邊界”的認知與對策普遍是模糊的,文化上、民族上、歷史上、政治上、經濟上、交往上、社會上……有時主動有時被動,有時有意有時無意,有時善意有時惡意,有時上層有時基層,有時戰略有時策略,有時直接有時間接……在我這個老外看來,“模糊性”早就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大特徵,它既成為淡化摩擦的緩衝器,也成為推遲改革的大借口。

在此次三中全會的討論中,公有制與非公有制之間、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之間、政府與市場之間、中央與地方之間、事權與支出責任之間、城與鄉之間、政治與法治之間、改革與領導之間……這些議題的重點無疑在於如何劃清邊界的角度,當然,長遠地看,中國社會必然經歷從“怎麼劃清”到“誰來劃清”的轉折過程。

三中全會召開前後,我在哈佛跟美國當地的師生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校友們討論中國問題。我從“如何劃清各種要素、行為體之間的邊界”的角度提出問題,但討論這一“邊界問題”之前,大多數外國人表示根本看不懂在今日中國國內所出現的,跟政治與經濟,以及社會與制度相關的詞語。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初期階段……這些出現在三中全會文件里的概念,恐怕難以被關注卻不了解中國問題的外國人們理解、接受。中國的國情與處境的複雜性是一回事,但倘若中國試圖在國際社會上承擔更多的大國責任,推進走出去和引進來的改革開放政策,那麼,那些出現在三中全會文件里的詞彙與概念,恐怕需要被外界聽懂。不管是負責中國事宜的政府官員、參與中國市場的經濟商人、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學者,還是渴望了解中國問題、渴望前往中國旅遊、渴望學習中國語言、渴望使用中國製造的普通外國公民,也有必要逐步地了解真實的中國。為此,我在美國也時刻感覺到中國有必要調整宣傳自己的方式與途徑,為的是更加客觀公正地被了解。

從中外民間層面的相互理解與信任的角度看,我想,“如何劃清邊界”這一問題還真是一個切入點。不僅是出於中國改革的需求,也出於中國如何開放自己的角度,中國社會需要公開透明地推進有關“如何劃清邊界”的公共討論。“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之間的邊界在哪裡?“中國特色”與“社會主義”之間的邊界在哪裡?“社會主義”與“民主政治”之間的邊界在哪裡?“社會主義”與“初期階段”之間的邊界在哪裡?倘若當今中國依然處於“文革”時期的政治運動階段,或者是閉門鎖國的階段,那自言自語式地宣揚“兩者的關係為辯證統一”即可。但如今中國早就走出了“文革”,也打開了國門,全心全意追求在全球化浪潮之下與國際社會同舟共濟。那麼,需要解釋,需要討論,需要劃清:邊界何從何去。

2012年11月6日晚,奧巴馬再次被當選為美國總統的那一刻,我在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的大廳里,跟同學們一起觀看大屏幕上的電視直播,跟蹤美國總統選舉的現場。除了美國當地的學生,以及住在附近的波士頓市民,至少三分之一左右的觀眾是外國人,包括我本人在內。奧巴馬陣營表現得很漂亮,可稱為“大勝”,奧巴馬確定連任的那一刻,大家都統一節奏大喊“USA!USA!USA!”,我也不知不覺地“被”捲入其中。美國人和外國人都為奧巴馬的連任感到興奮,超越國籍、種族、性別、年齡、背景等因素為美國加油。政治原來是有活力的,那一刻,我才第一次體會到美國作為移民社會,走出過去,走到今天,走向未來的根本理由。

在此之前,我也到投票現場觀察波士頓居民是如何參與政治的。早晨8時,街上到處都能看到“VOTE”這一名副其實的政治宣傳口號,有許多高個子的男人舉着牌子呼籲支持某某,向某某投你的一票等。我在劍橋區和波士頓區逛了三個投票現場,排着很長的隊,不少人應該是上班之前抽空過來投票的,表情很認真很嚴肅,我靠近寒冷的天氣下排隊中的選民,主動表示自己是一個日本人,來了解美國投票現場是什麼樣子的,希望和他們聊聊天。他們說:“投票很重要”,“今日將稱為美國政治史上重要的一天”,“奧巴馬是美國人的希望”,“我特別高興能夠來投票”,等等。沒有什麼格言,選民們想得也比較簡單,但從他們的表情和氛圍上,我確實能夠感覺到他們做選民的自覺、做公民的歡樂,以及做國民的自豪。他們許多人是抱着“我的一票將改變美國的歷史和未來”的立場來到投票現場的。

遊走於美國社會的過程讓我發現,在這裡,政治是生活化了的碎片。居民只要發現了什麼,感到了什麼,損害了什麼,馬上把想法轉換成行動,集會也好,遊行也罷,自下而上地組織活動,向社會傳達自己的聲音。媒體以及決策者也密切關心這些草根聲音,投票則是其中最為規範化的程序。只有政治歸生活,看得見,摸得着,公民才會有自覺、歡樂以及自豪感,並下決心參與社會變化的動態過程。對我這個日本人來說,28歲來到美國才第一次體會到政治的本質。

2013年1月,我在佛羅里達州邁阿密海邊的古巴餐廳吃飯。給我服務的中年女性是從黎巴嫩移民過來的。我們聊了一會之後,我冒昧地問她:“你當時是怎麼移到這邊來的?”她想都沒想,睜大眼睛放大,回答道;“小夥子,怎麼過來不重要。只要踏上美國的國土,你就是美國人。”

2013年10月,我回北京期間,美國政府因財政問題正在陷入政府關門(shutdown)的危機。有一天,我跟一名中共官員交流,正好聊到美國政府關門一事。我是第一次聽到“政府關門”的情況,表示奇特,對方則帶着嘲諷的語氣說:“對啊,我們本來要跟美國方面開會的,結果對方說因政府關門抽不出買機票的錢,我靠,怎麼會發生這種事呢?我善意地說中國方面要不要幫你們解決出行費用,對方堅決拒絕,我就沒辦法了。真是的,美國哪裡是發達國家啊!”

回到美國之後,我跟曾擔任過政府官員的一位哈佛教授分享那位中國官員的表態。教授嚴肅地回應道:“他表示失望是對的,美國的政府不應該那樣輕易關門,要考慮我們在國際社會上的利益和信用。不過,從另外的角度說,我們的政府至少可以關門,有門關,比中國政府連門在哪裡都搞不清要好一些。中美都應該相互學習彼此的優點。”

對於中美雙方官員的看法,我不進行任何點評。我從來都認為,在人類共享普適的制度與價值觀的前提下,政府的存在方式本身是沒有好壞的,可以是多樣的。至少在17世紀誕生的主權體系迄今為止依然盛行的時代,每一個國家應該從國情、歷史、觀念等角度尋找適合自己的政治體制、經濟模式以及社會結構,而不要停留在“主義”上的固守與掙扎。人類社會早就進入“後主義”的時代了。

政府的治理模式是一回事,公民的生活方式又是一回事。如前所述,我從美國公民的政治態度與參與上得出“在美國,政治歸生活”的初步結論。那麼,對於中國人來說,政治到底意味着什麼?這才是我真正關心的問題。

中國當前的體制與國情,使得大多數的中國人民來不及關心政治,也不敢參與政治,這一點與大多數美國公民截然不同。北京的出租車司機熱愛翻閱報紙,討論時事,但更多是情緒化、發泄式的;北大學子的一部分確實是積極討論政治的,但也不敢把思維的樂趣轉換成實際的行動去改變社會;企業家對政治的態度恐怕是最為複雜、微妙、無奈的,由於他們自身賺錢養活員工的基本需求,不敢輕易挑戰體制的底線,某種意義上還要迎合。

經過近十年的觀察,我個人認為,推動中國未來市場化、自由化、民主化的一個原動力來自企業界。對內外市場具有實際影響力,又對內外輿論具有象徵影響力的企業家,有必要聯合起來,與體制方面保持有距離的關懷。當然,企業家不過是領跑者,倘若沒有追跑的行人,賽事是不完美的,甚至完成不了。

我上次回京期間,移動手段基本使用地鐵與公交車,看着乘客們的表情和動作,有的聊天,有的看手機,有的吃東西,有的睡覺,有的帶着情緒忍着,有的在上下車時發生爭執……

中國不少人士呼籲自由民主,要實現真正的現代化,令人欣慰。然而,至少從看得見摸得着的公共場所觀察(街頭才是民主的後花園),我得提出一個疑問:在轉型中的中國正在形成“主流”的老百姓,尤其是生活在城市的公民候選人,真的有決心選擇自己的未來,參與社會,創造市場,制定規則,而不盲目依附於“皇帝”了嗎?

在這裡,請允許我根據九年半在中國,再加上一年半在美國的經歷,對中國人和美國人的社會生活狀態勾勒出三個基本特徵:中國人——累、忙、快,美國人——樂、閑、慢。同時,我也對於中國人和美國人的政治生活態度勾勒出三個基本的特徵:中國——專政主義、實用主義、犬儒主義,美國——自由主義、個人主義、愛國主義。我也從中國人和美國人的交往過程分別又關聯性地發現,美國人很少談過去和未來,而集中於過好現在,中國人則總被過去與未來綁架,而過不好現在。

2012年夏天來到哈佛之後,我用大概一年時間專門研究了中美關係的實質,尤其從美國戰略家們如何看待中國崛起的視角,觀察東亞的地緣政治經濟走向何方。在哈佛,除了出國留學的精英之外,還有大量政府高官、大學教授、企業家等經常過來進行中短期的訪學和培訓。幾乎每天都有與“中國崛起”相關的,抑或相關問題的討論會。那些高官或教授不僅從美國人來看,連我都感覺到是“代表國家”的,因此說話特別謹慎,甚至比在國內還保守,怕在境外出問題。

我在哈佛切身體會到“中國”在走出去,美國當地的師生們對“中國”也頗有興趣,會主動跟中國人打招呼,進行交流。我在中國將近十年的經歷是一種福利,能夠給自己帶來圍繞中國問題與西方學者拉近距離、走進圈子的機會;但作為一個日本人,看到“日本”在哈佛的影響力和號召力逐漸衰退,心情有些複雜。

今年“習奧會”上,習近平主席說“太平洋有足夠空間容納中美”,“中國夢與美國夢是相通的”。言下之意,中國與美國可以平起平坐,建立對等的大國關係。美國內心,包括政界和學術界對此未必接受——在相當一部分美國人眼裡,美國仍是世界上唯一超級大國,保持這種國際格局符合美國的利益。

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David Shambaugh)在最新著作《中國走向世界:局部力量》(China Goes Global-The Partial Power)里明確表示,中國當前及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將處於“局部力量”(partial power)的狀態:“倘若中國要成為美國那樣在經濟、外交、安全、治理以及其他領域具有綜合力量和全球影響力的超級大國,依然有很長的路要走。隨着時間的推移,中國可能會獲得這些特點,但在這之前,中國必將是一個局部力量。”沈大偉的言外之意是,中國的實力依然有限,短時間內不足以對美國構成威脅。

曾任卡特政府助理國務卿、克林頓政府國家情報委員會主席和助理國防部長,現任哈佛大學教授的“軟實力”(Soft Power)概念提倡者小約瑟夫?奈(Joseph S. Nye Jr.)最近一直提倡“Only China can contain China(只有中國才能遏制中國)”的論點。他今年1月為《紐約時報》撰文《不要遏制中國,要和它合作》(Work With China, Don’t Contain It)指出:“應對一個崛起的中國,遏制根本就不是一個合理的政策工具。實力的意義就是能夠獲得想要的結果。有時候,美國與別國合作時,比單純壓制別國時,實力更強。”

這也是我到美國一年來始終感覺到的美國戰略家觀察中國背後的潛意識。用我自己的話概括就是:“美國依然強大,世界需要美國,美國的地位關鍵在於自身具有滲透性的實力與具有普世性的價值觀。對於中國,美國只需要展開務實外交,不需要刻意遏制,中國最後會受制於中國自身的問題。”

美國主流戰略家看到中國崛起之後,從“重振自身”的角度,而非從“遏制對抗”的角度採取應對措施,並動員豐富的社會資源重新發現美國潛在的力量在哪裡。他們認為,中國的崛起是帶着這樣那樣的問題的,尤其周邊國家,包括民主國家都在警惕社會主義中國的不透明的崛起。因此,他們的結論在我看來是:“中國越崛起,世界越需要美國。美國要做到的不是遏制中國,而是重振自己。關鍵在於自己。至於中國,等着它自我崩潰。”

我體會到這些對決策層頗有影響力的美國戰略家的態度與看法之後,感覺到,能夠通過自由民主的討論不斷發現自己、調整自己、重振自己的美國還是充滿活力的社會。作為一個日本人,我也深感,今天日本需要的正是這樣的討論空間與政策環境。美國戰略家比日本戰略家高明多了。他們站得高,想得深,看得遠。

2013年9月10日,我去聽了小約瑟夫·奈教授的演講,主題是“美國對中國與日本的戰略”。奈教授在演講中介紹說,中國的官員經常問他 “如何提高軟實力?”這一問題,他的回答很簡單,就是“放鬆(Relax)”。

這是一個相當單純,中國領導人卻多年不敢碰的“聖域”。

中國社會真正“放鬆”的時候才是中國崛起的真正開始。我相信,那一刻,才是約瑟夫·奈教授等美國戰略家要真正出冷汗、開始着急的時候。在這個意義上,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倡“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無疑是好消息。因為,市場化才是讓中國社會“放鬆”的前提,在資源配置中政府起決定性作用的社會是不可能放鬆的。在《決定》聚焦的“2020年”這一關鍵時刻之前,中國高層在多大程度上下決心推動市場化,中國社會在何種程度上得到放鬆,必將影響中國的未來以及中國人的命運。

我堅決認為,只要中國社會得到國際社會上普遍意義的、正常的放鬆,中國人的想象力和創造力是前途無量的,無論是經濟指標、城市建設、教育水準、文化作品、學術成果、市場活力、品牌建設、企業水準、對外交流以及媒體報道等,都能夠達到讓全世界感到震撼的境界。那個時候,中國會開始改變世界。

(責任編輯:石振麟)

(文章來源:新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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