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才網訊】1909年，對江西宜春來說，春天似乎總是不能到來。這個「物華天寶」、「人傑地靈」的「農業上郡」一直在折騰，到了中秋節之前，甚至成了一鍋鼎沸的爛粥，一片肅殺。
離中秋節還有十多天，從9月15日（農曆八月初二）開始，數千農民便將宜春府城團團圍住，抬槍土炮輪番上陣，硝煙瀰漫，殺聲震天，儼然戰場一般。圍城的農民們還遍設崗哨，嚴查行人，尤其是書信文件，一律沒收，以防官府向外求援。
袁州府知府周邦翰、宜春縣代理知縣吳德祿焦頭爛額，一方面指揮著巡防營加強戒備，另一方面多次發出密信，向上級請求「速調大兵救援」。因郵路完全中斷，他們不得不雇請勇猛敢死者，化裝出城送信，但送信者走了兩撥，都杳無音信。
一切都是「新政」攤派惹的禍。一個月前，宜春的鄉民們就開始四下堵截大米進城。按照官方的說法，這是因為負責辦學的地方紳士、捐有知縣功名的盧元弼貪瀆，將官方規定的「學米捐」，從每石抽取10文加到50文。這位「勸學總董」拿著「新政」當作斂財捷徑，因此引起「鄉民恐懼，匪徒趁機鼓動」。
根據宜春學界事後的辯護，情況並非如此。當時，知縣張善祿正好因丁憂而離職（清代以孝治國，官員父母過世的，必須離職三年在家守孝，此稱「丁憂」），代理知縣吳德祿新官上任，立功心切，為加緊催收專用於另一「新政」戶口統計的捐賦，便派人把2名保長抓來杖責監押，以圖逼迫保長們「加強工作力度」。
9月10日這天，各鄉保長們聯名向府縣請願，呼籲減免捐賦。吳德祿答覆說，這次的捐賦專供戶口統計之用，縣裡無權變更，要請示上級才能定；府里則答覆說，這項工作至少要持續2-3年，等統計結束后才會停止。保長們眼見請願不成，只好回去告知鄉民。而負責辦學的紳士們認為這樣會激化矛盾，殃及辦學，便緊急求見知府，知府卻避而不見。學界紳士們後來指控說，正是地方政府在處理保長們上訪不當，才造成了9月15日之後的局勢失控。
根據當時媒體所得到的消息，9月15日這天，農民們一開始並沒有採取過激行為。這一天，北鄉村民代表進城，在府衙門口跪下，焚香請願，更多的鄉民聚集在城門外。知府周邦翰不知道是因為害怕還是不屑於與民眾面對面，沒有出面接見，也沒有派出「能員正紳」接見。
而學界紳士後來舉報說，當時見鄉民們不願散去，府縣官員親自登到城頭，向鄉民們說：「此非我官府要錢，乃紳士要錢。」鄉民們根本搞不清什麼是人口統計，更不知道這與辦學毫無關係，就將憤怒都集中到辦理新政的紳士們身上，揚言要進城殺紳。府縣官員一看，推卸責任並不能令民眾解散，便又害怕了，改而下令武力攔截。
總之，知府周邦翰在沒有弄清任何情況之前，輕率地動員警力，把民眾上訪當作敵對事件來處理。巡防營管帶張國梁奉命帶兵出城彈壓，同時，官方下令把相關地方的保長們傳喚到衙門，責令他們出面立即解散上訪人群，並且嚴拿為首者。
兩項措施一經實施，令鄉民們群情激奮，堅持要進城說理。巡防營執行命令相當堅決，先是朝天開了一排空槍，見人群並未被嚇阻，便開始實彈射擊，造成嚴重傷亡。
紳士們的舉報透露，府縣官員一見闖下了大禍，索性便把責任全部推給鄉紳，立即提審那兩名被拘禁保長，引導他們說「既然紳士們有問題，可以指名舉報，政府自然就會處理。」保長們無奈，只好「指名妄控，糊列八條」。
但此時，已經被激怒的民意已經不管官紳之間的分歧了，而且當地民風甚為彪悍，次日便開始聚眾攻城，巡防營再次開槍。鄉民被擊退後，聚集在離城十多里的楓林楊家山等村莊，醞釀再度進攻。宜春城進入了緊急狀態。
根據未經核實的官方報告，這時，府縣官員還派人去苦口婆心地勸導鄉民們要相信政府，不要聚眾，但鄉民們不聽，堅決要求進城「毀學殺紳」。
宜春城此時已經成了孤城，被農民們團團包圍，與外界音訊隔絕。知府周邦翰彙集文武官員商議，大家都是一籌莫展。城內警備力量單薄，根本無力出城搜捕，更為可憂的是，城內存糧很少，有糧的商戶們也因為接到了鄉民們的傳單，儘管官府拍胸脯說將對他們予以保護，但糧商們根本就不相信，拒絕開倉賣糧。官府又只好開會商議打開官倉接濟，但大家都深知道官倉平時因為貪瀆過度，實際上存糧並不豐裕，一開倉，平時的貓膩便都見光，因此，誰都不敢作主開倉。
到了9月19日這天，政府繼續開會商議，並派人再度與鄉民們談判，鄉民們提出兩項條件：一是要求豁免各項捐賦，二是對為首者決不能秋後算賬。按官方說法，官員們還沒開始研究討論，城外就已經「旗幟張天，炮聲震地」。會議自然是開不成了，官員們只好披掛上陣。雙方對峙到中午，鄉民們開始攻擊西、北兩門。西門被土炮轟開后，10多人衝進月城，被衛隊擊斃，還繳獲了多門土炮。北門雖然沒有被攻破，守軍也開槍擊退了鄉民。至此，官方認為這已經形同叛逆，其中必定有敵對勢力作祟。而實際上，根據學界紳士們的舉報，當時是因為巡防營從萍鄉調來了援兵，激怒了民眾，而爆發激烈衝突。
當時的媒體指出，地方官們推斷這次群體性事件背後有「會匪」，純粹是無中生有。就在宜春城外的河北地區，就設有統稅分局，商戶也很多，卻沒有受到這些「鄉蠻」的絲毫騷擾。媒體認為，這足以說明鄉民們的怨憤集中於城內，集中於一事，根本沒有「會匪」挑唆。事態的發展其實也證明了這一事件的幕後相當單純：9月23日，見僵局難以化解，加上上級也有了明確指示，地方政府只好表示將堅決嚴查學堂苛捐，詳細列條說明，並刻在石碑上禁止苛捐。消息宣布后，鄉民們歡聲雷動，人潮隨即散去，市面迅速地恢復了寧靜。
媒體報道認為，這次事件起因就在於官紳勾結，「斂無名之費，填無底之洞，剝削小民之膏血，以肥官紳之身家，則昭昭然無可掩矣。」等到出事後，官紳雙方互相指責， 「有利則相助，有禍則相諉」。
儘管把主要責任繼續歸咎於紳士一方，並下令通緝盧元弼，江西巡撫馮汝騤在呈交給中央的報告中，也承認了府縣官員們「顢頇庸懦」：知府周邦翰先是對劣紳苛捐聚斂不加阻止，隨後在亂象初起時又不加重視，「遷延兩旬，無隻字稟報」，「事前既控制無方，臨事復張皇失措」；代理知縣吳德祿，雖然接印不久，但措置乖方，才短識謬；而前任知縣張善祿雖然丁憂在家，但平時對劣紳苛捐「毫無防範」。馮汝騤請旨：將周邦翰、吳德祿、張善祿三人一併革職，同時開展「清鄉緝匪」。
令鄉民們欣慰的是，政府宣布「所有雜捐，查明停辦」。但宜春的辦學事業卻因此遭到滅頂之災：所有鄉學堂或被焚毀、或摘牌停辦，一無所存，甚至連官小學堂的董事也被綁架，學生穿制服上街也會被人毆打。
紳士們在後來的公開舉報信中抱屈道：辦學7年來，捐賦只在稅契項下每兩銀子抽取5文，分文未加收，也從未出過問題，鄉民們從無意見，在保長們最初向政府提交的聯名信中，也根本就沒涉及到紳士，問題只出在政府主導收取的人口統計捐稅上。至於盧元弼，他唯一的問題就是太過耿直，得罪人了。舉報信痛責地方官員：「始則規利，痛責圖保；繼則畏禍，誣及紳界；終則貪功，妄言有匪。其自為計則得矣，獨不慮長姦邪之焰，擴亂民之權，不惟學界人人自危，即將來為官長者，辦理新政，又何以措手乎？」
戶口調查這一憲政之基礎工作和中央的改革大計，就在地方官紳的折騰之中徹底走樣，因此引發的群體性事件，蔓延廣達12省份，成為政治上的「慢性疾病」，透支著宣統朝所剩無幾的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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