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過她那時照片的很多人都說她象電影明星，還有說她象秦怡的。
我永遠不會忘記母親自殺前一天的情景。這個流血的創口是永遠不會完全癒合的，我早就想對這個使我創巨痛深的悲慘事件作一個分析，既用以警戒世人，也用以聊作救治我內心傷痛的一副安慰劑。
可是始終沒有時間。永遠沒有足夠的時間去做自己想做的那麼多的事情。還因為沒有適當的心境。母親逝去十一年了，這是一段必要的距離，使我得以比較理性、冷靜、客觀、公正地對她作一個全面的評價，而不至於因激憤而把她的死因統統歸咎於社會弊病。自然，社會病態是導致這個悲慘事件的主因，但畢竟，並不是在這個病態社會中深受其害的人都走上了這條路。社會應負百分之九十的責任，另外的百分之十，應由我們全家（包括母親自己）來分擔。
坦率地說，我從來不曾料想過母親會走上自殺這條路。她從來是那樣剛強、自信、生氣勃勃，好像是根本與自殺無緣的。如果我早有機會讀到《自殺論》這部著作，我一定不會這樣輕信。利他型自殺的人正是具備母親這些素質的那些人。但母親的死，卻並不是純粹利他型自殺，那要複雜得多。
母親算不上出身名門，但也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兒。我的外婆楊惠敏曾是同盟會員，據說相當能幹。外公楊定華也是同盟會員，辛亥革命后當過小小的縣官和別的什麼不大的官，聽說是因為同情共產黨，放走過共產黨嫌疑犯（他說：學生娃娃懂得什麼共產黨不共產黨！），所以沒能陞官。四九年以後，也許是因為與毛澤東的表兄兼老師王季范的交情，外公當了一陣國務院參事，六二年病逝於長沙。
不管怎樣，像母親出身的這種舊式家庭，禮教很嚴，“忠、孝、節、義”等等傳統道德倫理觀念在母親幼年時就深深扎了根。母親很孝順，但並不怎麼聽話。母親有一姊、一妹、一弟。外公一直同情共產黨，娶了姨太太之後，外婆就與他不和，所以四九年時帶著大姨媽隨舅舅撤退到台灣，舅舅當時在國民黨軍隊的空軍裡邊。大姨媽楊端淑及舅舅楊長庚四九年隨外婆去台灣后，從此杳無音信。貞淑姨媽一家八口──她、姨父羅澤榮及五女一男──五Ｏ年本已去了香港，外公一再寫信說共產黨如何如何公正廉明、為民擁戴，請他們回大陸。
姨媽一家聽了外公的話，回了大陸。萬沒想到，沒過多久，姨父就被指為“潛伏特務”（他原在國民黨軍里管電台，軍階是上校），抓起來判了二十年徒刑，送到北大荒直到六九年刑滿，釋放后不久就病逝於東北。姨媽每當說起姨父，都極為傷心。她說姨父是她一輩子遇見過的最寬厚善良的人，我相信她的判斷。安邦表弟就很像他父親，真可以說是“有一顆金子般的心”。姨媽一個人帶著六個子女，最大的十二歲，最小的才一歲，自己原本沒有工作，只能由政府救濟性地安排個工作，後來才慢慢得到中學教員的職位，其苦況可想而知。
相形之下，我們一家就幸運得多了。母親從小要強，讀書時永遠考第一，她和貞淑姨媽兩人被稱為“姊妹花”──聰明，功課拔尖，又都很漂亮。高中畢業以後，外公外婆說“女子無才便是德”，女孩子上什麼大學？但母親鬧著非要上，結果在南京女子師範讀了兩年，家裡無論如何不給學費了。她一氣之下，報考了“華僑師資訓練班”，三九年被派往海外，先是在新加坡、馬來亞，日寇入侵後到了印度，先後在加爾各答、孟買、噶倫堡辦華僑子弟學校，成績斐然，在當時的僑界很有點名氣。看過她那時照片的很多人都說她象電影明星，還有說她象秦怡的。總之，那時的母親是男士爭相追求的目標。而這也就種下了婚後不和的惡果。
我父親周達夫，是我所見過的人當中最莫名其妙的一位。他那時也在印度，先是在泰戈爾的國際大學讀書，後來得了孟買大學的哲學博士學位，當過記者、編輯，後來教書。他為了追求母親，幾次大發神經，還鬧了一兩回自殺。母親被追得沒有辦法，心想此人至少將來不會虧待她。再說，父親當時年輕英俊，前程無量，母親便嫁給他了。結了婚可就是另一回事了──這似乎也是人之常情。
父親心地很不錯，古道熱腸，但身上的缺點實在太明顯了。第一，他是個醫學書上叫作“循環性格”類型的人，興奮時口若懸河，如脫韁之野馬，什麼話也存不住；抑鬱時又心灰意懶，悲觀厭世。第二，完全不諳人情世故。世間一切人與事，在他眼中都大大變了型，其真面目他從來似乎沒有想到費心去研究一番，只是憑他的腦子一轉，只聽三言兩語，就可遂下斷語，而且一經決定就很難改變。別人心裡想的，和他眼中所看到的，經常相去極遠。他對你的熱心和好意，有時頗令人感動，但對你說的話沒有一句能進入你的心坎。第三，自視極高，自以為聰明蓋世──那也非虛，他的老師、准老師如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黃侃、錢玄同等似乎都誇他很聰明。他的毛病是極浮躁，母親說他是“猴子屁股坐不住”，而且，我看他是根本無心治學，對玩政治那一套倒興趣極濃──還是母親看得准，說他不像個教授，倒象個“失意政客”。第四，脾氣時好時壞，壞時什麼人都敢罵。據母親說是幾乎罵遍了他所認識的一切人。把朋友、同事、上級得罪一個遍。罵人還很刻毒，專揭別人的瘡疤。第五，生活習慣不良。極懶極懶，家務事從來是一根指頭都不想伸一伸，他以為大教授就得別人侍候，卻不想想母親也得上班，家裡還並不是總有傭人。又邋遢，年輕時西服革履倒還頗神氣，到得學雷鋒的年代，可就每下愈況了。這種生活習慣與母親真是水火不相容，母親是個極愛整潔的人。但我發現像父親這樣不愛整潔的人常有個大優點，就是生活上很淡泊，無可無不可，從不挑剔，好侍候。
總之，父親的這種種毛病，沒有一樣不招母親反感。母親原是個極能幹、極好強、人緣好、性子急，愛整潔愛漂亮的女人，一向也是自視甚高，於是結婚不久就開始後悔。但是很快，生下了我，母親稍覺安慰。我生在印度大吉嶺（噶倫堡），那是個極美麗的山城，在喜馬拉雅山南坡，背後就是雄偉的大雪山。主演“亂世佳人” 的費文麗就生在那裡。據她的傳記作者說，費文麗的母親懷孕時，醫生請她每天看看大雪山，說是這樣生下的孩子一定美麗。也許是拜雪山之賄，父母親說，父親的朋友顧鐵夫見了我，非說是抱錯了，抱了一個外國娃娃回來。
我生下不久，當時的教育部長朱家驊許了個大學校長的職位給父親，於是一家三口回國來了。那時，國民黨潰敗在即，大學校長連教員的薪水都沒處去弄，於是父親到了中山大學中文系當了個窮教授。說是窮教授，可比現在體面多了，一家住一幢小洋房，後來是兩家合住一幢大洋樓，我家住樓下，樓上是中大化學系一位姓李的教授。我永遠忘不了樓前的大花園，綠草如茵，各種花木濃蔭蔽日，那棵大英雄樹（木棉樹）下，不知留過我們小時玩“過家家”燒灶時的多少煙痕。那是一種典型中產階級的生活，或者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生活，乃是等到共產黨一旦騰出手來之後就要大加修理的，一種舊社會遺留下來的，不能容忍的醜惡生活。
我兩歲時，母親又生下了妹妹。妹妹是奶奶（父親的伯母）帶大的。小弟出世是在北京了，他是一位安徽籍奶媽（叫王木英）帶大的。那年安徽發大水，奶媽一家活不下去，只好撇下剛生下的兒子出來作奶媽，她的兒子後來到底餓死了。父親說起這事，總是很傷感，又好象有點內疚。其實這根本不關他的事。
廣州氣候很熱，蚊子又多，所以我從小就鬧打擺子（瘧疾），發高燒時那些恐怖的夢境我現在還能記起。加上先天不足（我出生時才五磅一），從小沒有什麼病是我不曾得過的。母親為我真是操碎了心。那些母親在我病床前守候的情景，我永世不能忘。但是很遺憾，這可不是一副“慈母”景象。母親脾氣急躁，又從來不會講一句溫言軟語。我記得的，就是她一邊照料我這一年到頭生病的倒霉鬼，一邊抱怨著、責罵著，好象生病全是我的錯。其實我敢說世上像我小時候那麼乖的孩子著實不多。我是那種膽小怯懦得出門時總要緊抓住母親的裙邊不放的小孩。我現在還記得母親穿著高跟鞋和絲綢旗袍，打著陽傘帶我出門的情形。一直到我進了幼兒園，能帶著妹妹上學下學時，母親才考慮找個工作。
像她這種“資產階級教授太太”，找個革命工作可不那麼容易。中小學校長一類的事決不會請她做，而那是她最得意的事業。那時，適逢與蘇聯老大哥打得火熱，全國上下都學俄語，母親也就自學起俄語來。憑著她的聰明，加上英文的底子，居然學得不錯。不久，全國“院系調整”──按照老大哥的教育體系，把中國的英美式教育制度來個大清算。中大中文系併到北大（北京大學），於是乎一家人舉家北上。記得臨上火車時，王力先生把白蘭地當葡萄酒喝，喝得酩酊大醉，還是父親把他扶上了火車。
這時，“舊”知識分子的日子越來越難過了。五七年“反右”，不知怎麼搞的，父親居然成了漏網之魚（母親說是多虧她從旁提醒）。父親的說法是，他一貫擁護共產黨。他說解放前夕，為了參加進步活動，國民黨政府要抓他，還害得我們一家跑到香港去躲了半年多。
但他老人家是不安分的人，好好的北大中文系教授不當，硬是跑去學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即今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情報研究室翻譯資料。沒幹幾年，又不幹了，北大又不想回，便調到中央民族學院。學術上，父親簡直就心不在焉。原先還發表了幾篇象模象樣的研究成果，後來簡直就不知一天到晚在想什麼。級別也從來長不上去，母親越發瞧他不起，“離婚”的話頭總是掛在嘴邊。但看在三個兒女分上，又於心不忍。
從我懂事起，父母間的戰火似乎從未止熄過。吵架不必說了，動手也是家常便飯。那真是一個恐怖世界，我願奉勸天下一切不能忍住動手打架的父母們千萬不要有小孩。來北京后，母親先是在北京第十九中學教俄語，頗覺失意，終於費了老大的勁，設法調到了北大俄語系，當一名四處跑腿的小小資料員。這對於婚姻不如意，從來又是事業心極強的母親來說，那是再晦氣不過了。別的教授太太當然也好不到哪兒去，母親偏又越來越“革命”了起來，發誓要徹底洗凈身上的“資產階級淤泥”，所以和教授太太們越來越合不來。
我不清楚這種思想觀念、情感、立場的巨變是怎麼發生的，總之母親對毛澤東那一套漸漸走火入魔了。腦子裡什麼都不想了，只有一個心思，就是“入黨”、“入黨”，對家務、子女越來越馬虎，一天到晚跟那位入黨聯繫人無止無休地彙報思想。母親這時一切從簡，儘力“向勞動人民、向工農兵看齊”。又來了個什麼“三年困難時期”，物價暴漲、百物匱乏。偏偏我又得上了“富貴病”急性傳染性肝炎。少許存款，連同母親年輕時積攢下的一點金銀首飾，陸續被通貸膨脹的血盆大口吞吃了個乾凈。那時一兩黃金的國家收購價僅只九十餘元人民幣，簡直是掠奪性的。母親賣時一邊肉疼，一邊自我安慰，說是“支援國家社會主義建設”。
然而黨卻不是那麼好入的。那是一門高深的學問，有些人窮畢生之精力，也不得其門而入。我不知道有沒有人研究過這一門“入黨學”，我建議立這樣一門學問，俾為有志者指點迷津。
我還沒有見過比母親更信黨、更愛黨勝過一切的人。入黨，這是她後半生的全部生命意義之所在，除此之外，她不知道人生還有別的什麼價值。丈夫不必說了，需要的話，家庭、子女、親友乃至她的生命，什麼她都可以在所不惜地獻給黨。生命算得了什麼？她根本不怕死。當年乘輪船從新加坡逃往印度，天上的日本飛機又轟炸又掃射，別人嚇得要死，她卻若無其事。
黨的大門卻對她緊閉著──不是徹底關閉，留著一絲絲縫隙，透出一線線光明，讓她永遠不至徹底失望。她出身不好──官僚地主家庭；社會關係複雜──一大幫親戚朋友在海外，在台灣；在黨困難的時候，她沒有過絲毫貢獻──儘管她說她年輕時就嚮往進步，結交共產黨朋友，並且痛恨國民黨的腐敗；她過去的生活方式可疑 ──完全是一位資產階級闊太太的模式，儘管她說她不過是個知識分子，從來不是資產階級的一員，但她不敢否認那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圈子；更要命的，她還加入過國民黨──雖說她檢討過一百次以上，說那是生計所迫，不入就去不了那個該死的“僑資訓練班”，謀不到飯碗，而且一上了開往海外的輪船，她就把國民黨的黨員證撕碎扔進了大海，可是畢竟，誰又看見了這回事？再說，那麼多的人也都要吃飯，不是也沒有加入國民黨？只有拚命地工作，拚命地檢討、懺悔，拚命地學習毛主席著作，拚命地彙報思想情況。她若是大有名氣，有些社會影響，出於統戰需要，倒還有可能得到格外關照，可她偏偏並無籍籍名。或者，她若是具有深研入黨學的天賦，不那麼粗直坦率，不那麼缺乏分寸感，不那麼顯得過火而不可信，她的希望也不是絕對沒有。但這些終究是“也許”。於是乎，“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
除去六二年前後那一段“修正主義大泛濫”的短暫時期外，我從不記得有“家庭溫暖”一說。小弟還小，可愛又頑皮，膽子又大，母親把對他的教養之責簡直就交給了我。父親是採取了逃跑主義，索性搬到單位去住，周末才回家。母親常常夜深才踏進家門，不是忙工作，就是忙入黨，又累，心情又懷，經常拿我們子女出氣。我們根本不知道她在想什麼，對我們除了責罵，就是大上政治課，和學校里天天教的、報紙上天天講的一模一樣，實在沒有再重覆的必要。社會上階級鬥爭的風聲是越來越緊了，人際關係惡化，家庭內部也充滿了緊張、煩躁、火爆的氣息。如果是一個和睦、團結的家庭，家長又比較明智，沒有像我父母那樣走火入魔（父親政治上的癲狂程度不亞於母親，只是更缺乏馬克思主義味道，一聽就知道他全然不入流，他自己卻還自我感覺良好，那就多少還能製造一個人工小氣候，減輕些外來瘋魔病毒侵襲造成的危害。我們家卻正相反，誰也不和誰說人話，說的一概是報紙上那套瘋話，內憂比外患還要嚴重。父親又改不了他那套洋洋自得、躍躍欲試的勁頭，實在是一腦子漿糊，卻又自以為得計，時不時發點人所不敢發（別人是不敢說，他卻以為只有他慧眼獨具）的驚人之語，罵罵斯大林，罵罵阿爾巴尼亞的恩維爾·霍查。他實在是一片好意，卻不知對斯大林情有所鐘的大有人在，大大地有人在。已經是“文革”前夕了，那是什麼年代！別人割舌尚恐不及，他卻反其道而行之。這回他很快地干出點名堂來了，原教育部大學部悄悄地把他列入了“反革命分子”的名單。
我對毛的那一套要用“精神原子彈”把人類改造成無私無欲的人間神的宏偉構思本能地從骨子裡厭惡和懷疑，但年紀小，什麼“反面”的書也沒讀過，實在弄不懂到底是“神”並不神，還是自己天性不良，永遠望神莫及。那時就已經有同學批判我，說我是對勞動人民缺乏感情，缺乏敬意──還算好，清華附中是個有點水準，比較有人味的學校，還不至於一上來就說我是“白專典型”、“修正主義苗子”。確實，我從來對智商低下的小兒科那一套，對愚昧盲從缺乏感情，缺乏敬意：《牛虻》、《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使我感動，而《歐陽海之歌》、《雷鋒的故事》永遠叫我倒胃口。我心知雷鋒、歐陽海都是大好人，但我不能去尊敬智能上永遠長不大的兒童。所以，紅衛兵一造反，我就緊跟“修正主義”的校黨委大造紅衛兵的反，寫了許多大字報挖苦他們，是個“鐵杆保皇派”。我的邏輯倒也高明不到哪兒去，只是內心的良知告訴我，這種革命狂熱、造反瘋癲未免太過分了。“文革”前又是“四清”，又是大抓階級鬥爭為綱、“貫徹階級路線”，又是學雷鋒、徹底革命化，已經把人的神經崩得不能再緊了，如果這還叫作“修正主義”，那麼到底還讓不讓人活了？那時候，因為我功課拔尖，班裡的團組織把我當作重點發展的對象，額外地派了團支書本人及另一名團員親自大力培養我，但我仍不識趣，堅持說我上高中就是為了要上大學，從沒想過去做工種田，堅持認為科學家比農民貢獻大……凡此種種，團當然沒入成，若不是人緣好，“文革”中一定得當上“反動學生”。別人說“文革” 是大浩劫，暗無天日，我卻覺得最恐怖的是“文革”前大搞思想革命化、大學雷鋒的那兩年。
在這段紅色恐怖的時期里，母親的日子肯定比我們更不好過。我們是“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多少還保險一點，像我的父母這樣渾身不對勁的“資產階級舊知識分子”，一步不慎，一句話說錯都可能招致滅頂之災。父親是渾然不覺，永遠自我感覺良好，但母親並不傻，理智健全，她想必是整天里戰戰兢兢，內心深懷恐懼。我想這大概是驅策著她拚命向黨交心的首要原因。其次，應當歸因於她的理想主義、事業心、爭強好勝。她是個不甘寂寞的人，業務上無所成，總得另找發泄通道。其三，她畢竟不是個真正聰明的人，心理構造粗糙得很，從來就簡單化。其四，雖沒有父親那樣嚴重，但母親待人處事的本領並不高明，人情世故從未超出常識水平之上，而毛的極左教育則把這點常識也剝奪得干乾凈凈了。從天性說，母親其實是個相當任性的女人。粗直、急躁、簡單、任性，這些都是她的致命傷。若論人情世故、處理人際關係，母親比起貞淑姨媽來，真是一個小學生而已。
從根本上說，我的父母都是近代中國社會大動亂的犧牲品。父親出身於敗落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和母親比較起來父親更不幸，八歲喪母，二十歲喪父，自己一個人走南闖北，少失怙恃，教養不良。兩人一生所受的教育，歸根結底四個字，叫做“不倫不類”──既不是穩定興旺的傳統書香世家的，又不是純粹洋派的資產階級上流社會的，更不是洗心革面的“革命化”了的馬克思主義的教育，什麼都有點，什麼都不地道。半瓶子醋是最可怕的。
當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血雨腥風夾著山呼“萬歲”的巨雷滾滾而至的時候，母親大概還算是坦然的。斗“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斗“反動學術權威”，按說無論如何斗不到她的頭上。她卻無論如何不會懂得，群眾運動的大風大浪是真箇“水火無情”，並不管你那麼多。“鐵掃帚”鋒芒所至，可有碎玉，不可有完瓦。更不該的是，父親一看大浪潮來了，恨不能立顯身手，四處抄看大字報，開動他那架妙思無窮的政治思維機器，伏案疾書，給敬愛的“中央文革小組” 寫了許許多多的研究心得，如陳伯達狼子野心，“五毒俱全”，要反掉周總理，等等等等。陳伯達關你個臭老九的什麼事？你偏去跟他作對！他好也罷，壞也罷，對也罷，錯也罷，是你配插嘴、插手的嗎？母親苦苦勸他，他只是個不聽，還大怒道“毛主席說要關心國家大事”！
“關心”的結果很快露了端倪。六七年的九月，一群中央民族學院的造反派夜半敲門，二話不說，把父親從床上叫起，匆匆穿上衣服押走了。家裡當然是翻了個底朝天，我這個中學生的日記、信件也都統統抄走（信件里有幾句對“樣板戲”不大恭敬的評論，被這幫傢伙送到我的學校，讓他們整我，還牽扯上了寫信的人。幸虧那時學校里的人全部跑光了，沒有整得成，算是我僥天之幸）。這已是抄第二遍了，在這之前，父親早被當作“反動學術權威”遊街示眾多次，腰被扭傷，滿身滿臉灑上紅、藍墨水，抄家當然不能倖免。
父親很快被送到了德勝門外的功德林，我們去“造反派”總部打聽多少次，才打聽到確切的消息。我忘不掉找他們交涉的時候，許多學生那種幸災樂禍的樣子。給父親送去一床鴨絨被和一乾衣物，從此就杳無音信了。直到七四年，託了多少關係（包括找當時的大紅人王海容。她是王季范的孫女，她當年想進北大中文系還托我父親說過情），才知道他後來一直關在半步橋看守所。罪名是“特務嫌疑”（印度特務）。
六七年十二月，又是一個深夜。這回敲門的不是造反派，是七、八個穿一身藍警服的公安人員。他們向母親出示了逮捕證，母親憤怒抗議，當然無用。然後又是一番徹底搜查。有一位警察甚至坐上窗檯，探出半身去上下張望──大概是在找電台之類。我安了幾個電線插座，他們也要問是幹什麼用的，好象不問就不知道那是幹什麼用的。我心裡暗自好笑，像我父母這樣的大傻瓜若是也能當特務，這公安工作也就太容易幹了。說良心話，警察比造反派到底文明得多，臨走給我留下４００元存款，告訴我“劃清界線”。看我不以為然的樣子，又說我父母不是一般問題，叫我不要滿不在乎。母親這一去就是五年半，直到七三年五月份“保外就醫”。
父母這五、六年坐監的情況，他們從不細說，想必是早有交代，不得亂講。只知道父親被關過單間，監房很潮濕，他在裡面兩、三年後就精神失常了，躁狂抑鬱型精神病（這還是我們後來幫助診斷的，原來一直認定他是精神分裂症），在裡面大喊大罵，手銬腳鐐全不濟事，弄得監獄當局好不頭痛。母親也關在半步橋，父母兩人相互卻不知道；父親甚至根本不知道母親也被捕了，他放出來以前一直以為母親好好地在家裡。
事有湊巧，有一位朋友受人牽連，也被關在半步橋幾個月，而且恰好與母親同監。從她那裡，我們才知道一些母親的情況。
剛進去時，她絕食抗議。三天之後，被帶出去，從鼻子里插進橡皮管，硬往胃裡灌稀粥。慢慢地，她的“思想覺悟”徹底提高，成了監里的超級模範犯人。不僅生活上處處照顧別人，還現身說法，宣傳毛主席偉大的革命路線，講述舊社會的黑暗。她有慢性腹瀉，卻拒絕吃藥，說是已經給黨和國家添了很多麻煩，不能再多花國家的錢。她說她真心感謝黨和政府給她這樣一個受教育的機會，說到動情處，還流下淚來。
我和弟弟妹妹三人這幾年的日子就不必說了。先是在家苦熬，四百元錢很快花光，就變賣家產──實際上，新中國的教授窮得比叫花子強不了多少，“家產”也者，不過就是幾件破傢具而已。父母親雙方的單位──中央民族學院和北大──把父母的工資全部扣發，一分錢都不讓我們領走，好象“反革命”家屬的生理結構是植物性的，只要有陽光、水分和土壤就能茁壯成長。再後來，簡直就不知道是怎麼混過來的了（期間多虧一位高中同學譚甫成的幫助）。直到一九六八年底，才安排我和妹妹去插隊落戶。小弟那時才十一歲，也只得帶在身邊。幸虧，中國的勞動人民畢竟大多數是善良、淳樸的，他們不理解為什麼要把這些城裡的學生趕下鄉來受罪。他們並不幸災樂禍，並沒有想：“好啊，這回也該你們這些城裡的上等人嘗嘗苦滋味了！”相反，他們同情我們，尊敬我們的知識和人格，儘力幫助我們度過難關，反倒是我們自己，受了那麼多年的扭曲教育，把農民們樸素、自然、毫不掩飾的天性流露，特別是他們在“性”上的毫無顧忌，以及對社會不平等、當官的等級特權的不滿，看作是“落後”，認為該接受“再教育”的是農民，而不是我們。我很快就發現，村裡最糟糕的少數人，恰恰是那些上過幾年學，多少有點文化，學會了滿腦子“革命思想”，整天大談革命理論的人。這些人，除了整人害人，就是爭權奪勢，姦猾、惡毒、偏狹、嫉妒、虛偽、自私、好逸惡勞……等等人類的劣根性，都集中在這些人身上。當時最得勢的，最出頭露面的，也是革命性最強的，全是這一類人。但即便是這些人，總的來說還是比城裡士好些，不像城市裡那些“革命” 家、階級鬥爭專家們那樣喪盡天良。
好不容易捱到了一九七三年。妹妹帶著小弟長留北京，我堅持“紮根農村幹革命”，在村裡當民辦教師。五月里的一天，忽然接妹妹一封電報，告我母親已出獄，讓我速返。聽村裡老鄉講，甲魚大補，我急忙讓學生幫我買了一大鐵桶，趕回北京。下了火車，回家聽妹妹講了情況，說母親身體全垮了，住在北大校醫院。我馬上趕到那兒去，已是傍晚，晚飯剛開過。聽同室的病友說母親去洗漱間，馬上就回來，我坐在床邊等著。一會兒，就見一位滿頭白髮的老婦人，身高不足一米二、三，一手拄拐，一手扶牆，一步一步地往病房裡蹭。病友告訴我母親來了。我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年母親才五十六歲，被捕前還是滿頭黑髮，健步如飛，眼前這畸型的老婦人怎會是我的母親！直到聽母親叫我：“舵兒，是你來了！”我才確信，這就是我那可憐的母親！我跑上去，和一位病友一起把她扶到病床邊坐下，只說了一句：“媽媽，你怎麼變成這樣了！”再也剋制不住，不禁痛哭失聲。──自從我長大成人，遇上的事情多了，父母雙雙被捕，自己扒火車、蹲監獄，在內蒙放羊迷了路，羊群被狼咬死九十多隻；在白洋淀獨自一人划船進縣城，在伸手不見五指的蘆葦盪里轉來轉去出不來……我從來沒掉過一滴眼淚（入了藝術之境時例外，如看電影、聽音樂、讀小說……）。這回是猝不及防，全然不備。母親自己倒很平靜，直到聽我恨恨地說：“我早晚得跟那些人算帳！”立刻大聲喝斥我不許胡說。接著就是一番政治課，說監獄里那些公安同志們對她多麼多麼好，她從內心裡感激黨給了她一個最好的受教育機會，使她能夠徹底改造思想，說她這幾年受益如何之大，說她臨出獄時對看守的公安人員如何依依不捨……聽著聽著，我的心沉下去，沉下去，沉到無邊的冰冷黑暗中去了。我再也說不出一句話。
從那以後，我們天天燉了甲魚和雞給她送到病房，四處托醫求葯。她在監獄里五年半，由於長期曬不到太陽，又正逢更年期特別需要鈣質，本來又有慢性腹瀉的病，又是整天里坐著，因缺鈣導致骨質疏鬆，骨質疏鬆導致脊椎側彎畸形，身高比原來矮了將近二十厘米。外形變化還是小事，脊柱的疼痛才真正難忍。後來又慢慢發展到大腿麻木，最終使她下定了自殺的決心。
母親的體質一天天好起來，頭髮也由全白慢慢變黑，與此同時，她與我們思想和感情的距離卻越來越大。五年的監獄生活，完全與世隔絕，母親已被徹底洗腦，成了毛澤東極左路線的最堅決、最頑固、最偏執的虔誠信徒。我和妹妹在七一年林彪摔死之後，就徹底醒悟了，對極左那一套豈止是懷疑、不信，簡直就已經恨之入骨。這一左一右，觀念、情感的差距該是多麼巨大！這以後的三年（七六年毛死、“四人幫”倒台），完全演變成了我們兄妹三人與母親的一部鬥爭史。
這年（七三年）年底，十二月二十九日，我接到中央民院保衛組的通知，去接父親出獄。保衛組的人事先已給我打了預防針，告我父親精神上有點問題，所以情感震動比較小一點。也許倒是拜這瘋病之賜，父親雖與長期坐牢的人一樣，全身骨節僵硬、肌肉萎縮，走路也是步履蹣跚，但精神亢奮，元氣倒是十足。大冬天只穿單衣褲，我帶去的棉大衣他都不肯穿。從他一露面，嘴就沒閉過一分鐘以上，反反覆復說什麼“耕者有其機，回去學農機”──照他看，我這輩子是農民當定了不算，而且無上光榮。原來的家是不能回了，母親對他深惡痛絕，反覆說她這輩子全是被他害了，堅決拒絕再見他的面。這中央民院也真有高招，便把我們送到青龍橋北邊一個叫“黑山”的地方，那裡半山坡上有民族學院的一個傳染病人短期療養的休養所。那個年頭高等院校窮得揭不開鍋，美其名曰“休養所”，其實不過是幾排破敗不堪的平房，連門窗都朽爛了的。先是把我和父親安排在一間足有四十平方米的大空屋子裡，借給我們兩張床、一張桌子、一座蜂窩煤爐，山風呼嘯著，冷得象地獄一般。父親亢奮不止，根本不睡覺，連吃飯時嘴都不停，我被疲勞轟炸了幾天，就覺支撐不住，堅決要求民院再撥給一間屋子，父子兩人得分開住，不然我活不過一星期去了。於是把我們暫時轉移到電話間里，把那間大屋子加一堵牆隔成兩間。
那電話間只能勉強放下一床、一桌、一爐而已，我是絕對住不下的，只好每天乘車數小時，往返於“休養所”與北大之間，如上下班狀。等到隔牆砌好，要了點“預支工資”（父母的工資都凍結著），買了些最簡單的生活用具，父子兩人總算初步安頓下來。沒想到，在這窮鄉僻壤、牛馬棚般的破屋子裡一住又是五年。父親的病經多方診治，漸漸有所好轉，從天天鬧，變成隔半月、二十餘天發作約一周；從單純的躁狂，變成躁狂－抑鬱交替。身體是越來越好起來，每天拿把鋤頭，有用沒用地四處鋤草。下邊是個大桃園，看園子的張師傅是個好人，很同情父親，盡量給他安排點事情做。
母親的結論遲遲沒下來，她一求再求，北大俄語系總算同意她先去上班。母親立刻信心百倍起來了，拖著一個病弱畸形的身子，每天早出晚歸，比誰都積極。有一天，她滿懷信心地對我們說，你們看著吧！過不了多久我就能入黨！我們是唯有苦笑。
妹妹因為多方奔走後從民院總算爭取到每月四十元（先是二十元）生活費，得以長期帶著小弟在北京，沒去鄉下插隊，母親對她大為不滿，堅持讓她下鄉去。這時知識青年們都已開始回城，哪還有往鄉下跑的。這還不算，小弟高中快畢業了，母親同樣堅決要他去插隊，我們則堅決反對。當時的什麼黃帥啦，張鐵生之流，我們是罵不絕口，母親則讚不絕口。總之，沒有一件事我們能跟她談得攏，一見面必是吵架。事情後來鬧到她要把弟弟妹妹從她那裡全部趕走，我罵她“不配作個母親”，她打我耳光，我則一怒之下把個暖瓶摔在地上，碰上門發誓再也不想見她的面。
七五年，鄧大人出山了，大家臉上露出點喜色，稍稍鬆一口氣。母親則對鄧大人大為不滿，懷疑他是反對毛主席。七六年，周總理逝世，鄧下台，“四·五”天安門事件被鎮壓下去，一片白色恐怖。社會上傳聞四起，都是對著江青一夥的。於是“四人幫”大抓“謠言”傳播者。我因為聽一位朋友及鄰居說北大有人畫誣衊周恩來的漫畫，告訴了母親，母親則對周並無敬意，她堅信只有四人幫才是真正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而母親這個毫無心術的大兒童，在系裡的一次政治學習會上當作階級鬥爭新動向說了出來。這下可好，系裡的人對她群起而攻之，那些遲謝爪牙們是想藉此立功，一般人則對母親的極左早不耐煩，母親天天拼死拼活地工作，人際關係卻一天比一天壞。人們早就厭惡透了江青等人，“四·五”事件更使人們頭腦清楚了一層，誰不同情周、鄧，誰不恨江青一夥？哪還能容得身邊來一位大左派，天天給同事大上政治課？那個年頭，教育全是扯淡，誰會有什麼積極性？像母親這樣自己玩命，又要逼同事們積極工作，誰消極她就批評，人際關係怎麼好得了？
先是，母親打電話給我，讓我去她那裡。早有兩個北大保衛科的人等著，要“追查謠言”。我一口咬定是乘公共汽車聽人講的。隔幾天，母親又來電話，說這事還得談。我火了，說“不去！他們愛怎樣就怎樣，我就是那幾句話！”母親聲音都顫抖了，幾乎是哀求我再去一趟。我心軟了，又跑了去，還是那一套。最後我實在不耐煩起來，就說：“你們如果不信我說的話，那就算是我造的謠好了！”說罷拂袖而去。
又隔了兩天，我有事進城。回休養所時，父親神色慌張，告我上午來了輛吉普和幾個公安人員來找我，問是什麼事，他們不講，只讓父親轉告我，儘快去一趟海淀派出所。我一聽直發毛，以為是為我一位同學哥哥的事。這位仁兄“四·五”時去天安門貼詩，被便衣盯上，還沒到家就抓走了。我一聽這事，立刻趕到他家，安慰他的夫人，囑咐她千萬挺住別亂供，害人又害己，一輩子也別想再抬頭做人。還說了一堆“江青是兔子尾巴長不了”之類的話。其實這根本不關我的事，她愛供誰供誰，再也供不到我頭上。我以為是她被隔離審查以後把我這番話供了出來，本來沒事倒成了天大的禍事，我趕快把日記、信件、唱片等等都處理了，第二天揣上一本書去了派出所。到了那裡，問我什麼事，我說我怎麼知道？是你們叫我來。管片的民警出來，問我：前兩天北大保衛科找你談過話吧？你把情況說說清楚。我一聽，心裡石頭落了地，就把那番鬼話重述一遍。民警當然不信，讓我好好想想，扭頭進去，把我扔在外邊板凳上。我心想：想個鬼！便把書包里的書掏出來看。好一會兒，這位民警出來，見狀一愣，想了想，就把我叫進裡間屋，只剩下我們兩人。他把語氣放緩，說了一番“實事求是，沒有的事我們也不會逼著你說”等一類的話，叫我回去再跟北大保衛科談一次，說清楚就算了。最後問我還有沒有什麼話說。我說，只有一條，你們以後有事可以給我打電話，我保證隨傳隨到，千萬別弄一幫人開車去找我，嚇得我父親夠愴，影響也不好！他笑了，表示理解。北大保衛科我當然不會去找──讓他們見鬼去吧！
這次事情，讓母親始終內疚不已。“四人幫”倒台後，母親完全蔫了，懵了，簡直再也辨不清東南西北。這時，華國鋒上台，大搞“兩個凡是”，對“反革命分子” 毫不手軟，只是迫於無奈把“四·五”事件翻了案。北大、清華這有名的“兩校”仍然是左派們的天下。母親在系裡更形孤立，終於，系裡叫她退休。這是致命的一擊，母親的全部希望徹底破滅了。家裡系裡，大大小小的矛盾、衝突、精神折磨，世界滄桑的巨變，偶像的倒台，加上眾叛親離──這一切，使母親這樣絕對剛強的人也終於精神崩潰。她開始疑神疑鬼，說是有人跟蹤她；半夜裡她時不時爬起來，伏在窗台上往外張望，說有人用電台對著她，罵她。我聽妹妹說起這些情況后，腦子“轟”的一聲，急得冒火，可又無法可想。妹妹求我陪她住幾天，我只好白天侍候瘋子父親，晚上跑到北大睡在瘋子母親房間時，叫她放心，安慰她沒事，有我在，壞人不敢來。我每次去，她的病情就好些，我一走，又一切如故。
母親從小偏愛我，總是滿懷信心地認定我將來會成為“科學家”，會做出大成績。我的生活習慣與她最一致，大概是受了她酷愛整潔的遺傳。我雖然怕她，疏遠她，可又很可憐、很可憐她。她工作忙，回家晚了，我經常給她煮個荷苞蛋，讓她回來吃；她愛吃綠豆（那個年頭，綠豆可是影子也見不到），我只要下鄉勞動，總要千方百計買些回來。出去大串聯，我千里迢迢從四川給她買回她愛吃的南方的腐乳。我知道，母親是深愛我的──儘管她拙於表達。我也知道，她一直希望我和她住在一起，但我試過，不成。我酷愛西洋古典音樂，她卻合著“四人幫”的調門，說那是資產階級趣味。別的還好說，不讓我聽音樂卻無論如何也不成。讀書、與朋友交往等等她也管束極嚴，讓我無法接受。妹妹後來出嫁了，小弟卻跟她怎麼也合不來。小弟是奶媽帶大的，從沒吃過她的奶──我堅信這對於母子感情至關重要。她被捕時，小弟才十歲，等她出獄，小弟已成半大小子了。我清楚記得她出獄后初次見到小弟時那付驚詫、陌生的表情。小弟又是個出奇臟、亂、差的典型，與她格格不入。總之，生活中已經沒有一件可令她快慰之事。
有一件事，我大概是大大地傷了她的心。那是七五年，姨媽退休后從長沙趕來，陪她住了一陣。姨媽是個極富同情心、快活開朗、心胸開闊的人，可跟她在一起，也合不來。她總是樣樣要依著她，總是指責姨媽這也不對，那也不對，搞得姨媽好不傷心。“文革”期間，姨媽雖不在我們身邊，待我們卻如親生母親，關懷備至，不斷給我們來信、寄錢。我和姨媽可以無話不談，覺得非常親近。這顯然深深刺痛了母親。更倒霉的是，一次我和姨媽在房裡說話，我說了些母親的缺點，說她“缺少母愛”。這話說得太苛刻了，話一出口我就自覺失言，可是，天下竟有這等巧事，恰恰被她從外面回來后聽了去，登時勃然大怒，並指責姨媽挑撥我們母子的關係。我後來雖然一再解釋，但肯定抹不掉這句評論在她心上留下的深深傷痛。
七六七八那兩年，鄧小平的作用開始顯露，國家開始顯現出新氣象。但是，極左派還在左，百廢待興，“文革”的陰影仍然濃重地籠罩在人們頭上，我家的情況不能說更壞，但也未見得好轉。我假造病歷，“病退”回京，就業無門，街道上分配我去醬油廠，據說共四個車間，分別造醬油、造醋、腌醬菜和做豆製品。我當然不去。小弟正上中學，為父母的問題經常被同學欺負，逼得我有一次找上門去，要揍那小子。畢業后似乎除了插隊，也別無出路。妹妹更慘，辦病退都還沒辦成。父親定期發瘋，母親又被逼得成了心因性精神病，迫害妄想。壓斷駱駝的脊背，只差最後的兩根稻草。
七七年，恢復高考制度，我當然不能錯過機會。考得不理想，但比錄取線高出四十多分，可是，連師範學院都沒我的份。我不解其故，到處打聽，招生辦只說我是 “身體不合格”，因腎炎病退，這病好不了，我又不能直說那是假造的。後來才知道，其實是因為我得罪了管片的民警，家屬委員會又左得厲害，給我檔案里塞了一大堆假材料，共五大罪狀。
為高考錄取的事，前前後後跑了好幾個月，直到七八年三月。這天，我去北大家屬委員會詢問原委，只告我別再跑了，沒有希望了。我心灰意懶，到母親那裡吃午飯。母親很關切地問情況，我只說沒希望了。母親半晌沒說話。最後，她認定是因為父母的問題影響了我，我擔保說不是，她不信。
母親這時精神狀況已經大有起色，那時我常去她那裡，長時間地跟她談心，對她剖析她這一生坎坷的原因，有一次說得她淚流滿面，半天才迸出一句話：“我真是自作孽啊！”我安慰她，以後情況都會好起來，勸她別太難過。我又託人給她找個代英語課的工作，她很高興。但是，這不是容易辦到的，我自己找代課的職位尚且難上難，更何況她一個身體畸形半殘廢老人？她怯生生地問了我幾次，我說還得等等，她後來也就不再提起，她肯定也為自己的身體畸形痛苦萬分。
我誤以為母親的精神狀況大體已經康復，自己又在忙高考，忙找工作，又得侍候父親，對她很難照顧周到，只能有時抽空去匆匆坐上一會兒，無暇與她長談。我每次去，臨走她都依依不捨，問我下次什麼時候再來。
這天的午飯，後來回想起來，才知道母親已經下了決心。這頓飯，她完全是在拚命強咽，像是在嚼蠟，面色灰白。我問她要不要我騎車帶她去醫院看看腿（小弟告我她大腿麻木），她搖頭拒絕。飯後，大家無情無緒，我說要走，母親才如夢方醒，送我出門。她站在樓梯口上，嘴唇和手都在微微顫抖，聲音凄楚地照例問我什麼時候再來，我說就在這兩天吧。她站了一會兒，看我下樓，然後猛地回身，進屋去了。而我這個粗心的傻瓜，竟然一絲一毫預感都沒有！
第二天，我到底不大放心，特地去中關村糕點部買了幾樣精緻的西式糕點去看她。一進屋門，出來的是鄰居。我問：我媽呢？他看我平靜的樣子，很驚訝，問我： “你沒接到小弟的電話？”我說沒有啊。什麼事？然後給他看手裡的糕點，告訴他我去了一趟中關村福利樓西點部。他這才告訴我：“你媽出事了。”我一聽大驚，忙問怎麼回事？她人在哪兒？及至聽說母親已自縊，我一下靠到柜子上，半天說不出一句話！小弟回來后，告訴我大概情況，是他把母親的遺體解下來，放在床上的。一會兒妹妹也來了，三個人相對無語。我是全然麻木了。一會兒，公安局來了人，忙前忙后，問話。他們走後，過了總有一個小時，我站起來，說要去看看，弟弟妹妹趕忙阻撓，說太可怕了，叫我別去看。我猛地用力推開他們，衝進母親的卧室，跪倒在她床前，掀開她臉上蓋的毛巾。看到臉面上一塊塊青紫，嘴角還有淤血，我緊握住母親已經冰涼的手，放聲大哭。直到系裡來了人，把我拉開，把母親的遺體抬走。她的指甲縫裡留有一些血跡，我從未問過別人，但我相信是她臨終掙扎時，用手摳繩子造成的。
在母親的書桌上，發現了她用顫抖不止的手寫下的幾句遺言，是留給小弟的。很平靜，很簡單，連一句告別的話都沒有，只說到政治生命最重要，其它都是身外之物，讓小弟“緊跟華主席，永遠幹革命”；囑咐把她的退還工資及存款五千元全部上交國家。
我寫不下去了。眼淚盡在眼眶裡打轉。
節選自《自殺--一個案例研究》(198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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