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才網訊】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英王喬治三世派遣特使馬嘎爾尼來華時，曾帶給乾隆皇帝一份國書，原文經當時清廷的通事，言詞很是懇切，翻譯如下：
本王知道中國地方甚大，管的百姓甚多，大皇帝的心裡，把天下的事情、各處的人民時時照管，不但中國地方，連外國地方都要保護也。他們又都心裡悅服，內外安寧。各國所有各樣學問，各樣技藝，大皇帝恩典都照管他們，叫他們盡心出力，又能長進生髮，變通精妙。早有心差人來，皆因本境周圍地方俱不安寧，耽擱多時。如今把四面的仇敵都平服了，本境平安，造了多少大船，差了多少明白的人，漂洋到各處，並不是想添自己的國土，自己的國土也夠了；也不是為了貪圖買賣便宜，只為著要見識普天下有多少地方，各處事情物件可以彼此通融；別國的好處咱們能得到，咱們的好處別國也能得到。恐各處地方，我們有知道不全的，也有全不知道的。從前的想頭如今蒙天恩可辦成了。要知道各處的禽獸、草木、土物，要把四方十界的物件，各國互相交易，大家都得便宜。是以常想著，要將各國的風俗禮法明白了。
如今，聞得各處，唯有中國大皇帝管的地方，一切風俗禮法比別處更高至精妙，實是頭一處，各處也都讚美心服的。故此，越發想念著來向化輸誠。此時不但大西洋都平安，就是小西洋紅毛鄰國的人，他沒有理同本國打仗，也都平覆了。如今本國與各處全平安了，所以趁此時得與中國大皇帝進獻表貢，盼望得些好處。從前本國的許多人，到中國海口來做買賣。兩下的人都能得好處。但兩下往來各處，都有規矩，自然各守法度。唯願我的人到各處去安分守規矩，不叫他們生事。但人心不一樣，如沒有一個人嚴格管束他們，就恐不能保其不生事。故此，求與中國永遠平安和好，必得派一我國的人，帶著我的權柄，住在中國地方，以便彈壓。我們來的人，有不是之處，罰他們，有委屈，亦可護他們，這樣辦法可保諸事平安。我如今為這些緣故，特差一個人到中國來照管這些事情。請指示。
此致 敬禮並恭候金安 英王 喬治三世 年 月 日
1793年，英國向中國派來了第一位正式使臣，並要求常駐北京。同時希望中國也派大使常駐倫敦，所有交通工具和到英後的費用英國願代付。那時英國經歷了工業革命，科學技術已走到了世界的前列。使臣的隨員中，頗有能工巧匠，包括天文學家、數學家；帶來的禮品中，有天文儀、地球儀、槍炮、樂器。如果當時乾隆也拿出下江南的勁頭，不僅答應了英國的建議，乾脆自己也微服出訪，體察“洋情”，中國的強盛自不待說，還免去了多少後來的生靈塗炭、兵禍人災。遺憾的是，乾隆皇帝斷然拒絕了英國的建議，說是不能因英王一人之請，“更張天朝百餘年之法度。”
1816年，英國國王再次派使臣亞墨爾斯自天津海口登岸，嘉慶皇帝派工部尚書蘇楞額前往接待，並賞給筵宴。蘇楞額帶領英使臣謝宴時，英使臣不肯行三跪九叩首禮。後來他又到了通州，嘉慶皇帝又派理藩院尚書世台泰、禮部尚書穆克登額前往教授行禮規則。然而在英國使臣覲見嘉慶皇帝時，人已到了宮門口，正使突然稱病，不肯進殿。嘉慶皇帝又讓英國副使覲見，副使也稱病不肯覲見。嘉慶皇帝大為惱火，立刻下令將使臣遣送出國，同時將蘇楞額、台泰、穆克登額降職的降職，革差的革差。為此又給英王發去一道敕諭，告訴英王，你的使臣不敬恭做事，這是你的使臣的過錯。你的國家距中國如此遙遠，派使臣遠涉重洋，來一趟實在不容易。來了之後又不諳習中國的禮儀，以後你不要再派使臣來了，只要能傾心效順，不必年年都來朝貢，這也稱得上是歸化中國了。
1862年，中國的國勢已成為強弩之末。在列強的威逼下，到清廷成立總理外國事務衙門時，外國使臣覲見中國皇帝，已不必再下跪叩頭，而是改為鞠躬。但其他方面的禮儀規定，卻仍使外國使臣不滿。外國使臣遞交國書時，不準走皇宮正門，只能從後邊的東華門進出，覲見之殿也不是正殿，而只能是偏殿，如紫光閣、承光閣、文華閣等。各國使臣多次向中國提出異議，清廷也做了一些改變，但終未達成與國對等的禮儀規則。尤其可笑的是，直到8國聯軍佔領北京，在大炮聲的轟鳴中，清廷才在各國提交給中國的和談條款中增加了改變覲見禮儀的條款，不得不答應覲見在乾清宮正殿進行；進宮出宮，景運門外各國代表可乘輿，從景運門至乾清官乘轎，乾清宮階前至皇帝駕前步行；如果各國使臣向中國皇帝遞交國書或本國元首的親筆信時，中國皇帝派儀仗隊和專轎前往使臣下榻的地方接送，專轎的規格與中國親王所乘的規格等同，並裝飾黃帶；進宮時，只要使臣攜帶國書或本國元首的親筆信件，一律從宮中正門進出；中國皇帝直接從使臣手中接受國書和國家元首的信函；皇帝宴請各國代表，宴席設於宮內殿中，皇帝親臨宴會。
近代以前，中國人的世界觀歷來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小天下”觀，對中國皇帝而言，與四鄰的關係只是宗主國和藩屬國的關係，代表藩屬國的來訪者進京是來進貢的。當俄國派留學生到北京學漢語的時候，朝廷答應的條件是，必須穿戴中國衣冠，聽中國約束，專令學習技藝，不得與聞公事。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前，對各國要求派使臣常駐北京一事，中國便以俄國留學生的例子婉言相拒：如果有大的事情，可進京當面訴說，沒有必要派人駐節京師。如果確實要常駐北京，那麼只能仿照俄國的辦法，只能以學生名義，不能以欽差名義。
更為可笑的是，皇帝在遙控談判時，常常把西人當成是不諳世事的兒童，要求臣下用所謂的“大道理”去說服西方列強。令皇帝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天朝已經答應列強這麼多的條件，而他們為什麼不能接受天朝提出的幾個條件呢？同時使中國皇帝大為困惑的是，既然目前不願意臣服中國，為什麼還要堅持外交使團常駐京城？皇帝甚至懷疑負責談判的大臣並未將皇帝的旨意準確傳達給西方談判代表，如果談判時講清道理，“夷人”何以如此頑固不化，不可理喻？而事實上談判大臣也確實無法用皇帝的這套“旨意”去說服對方。不僅如此，他們甚至還經常背著皇帝，私下簽署了正式條約，其中包括外交使團常駐北京的條款。皇帝根本就未曾同意簽署這樣的條約，事先也不知道自己的大臣會被迫簽約。
不僅皇帝本人不同意外交使團常駐北京，就是滿朝的文武官員也對此感到萬分恐慌，驚呼這是“千古未有之奇聞”，認為“夷人”駐節京師將直接涉及社稷的安危，甚至更有官員直接上書皇帝，提出責問：“我皇上為億萬臣民之主，奈何輕一嘗試，出此下策?”
如果我們用今天的眼光來看待當時中國政府的態度，實在無法理解，清廷，特別是皇帝竟會如此鼠目寸光，愚不可及,但如果我們用當時的所謂“天朝上國”的基本特徵來檢討中西衝突，也就是說注意到陷入危機者的性格特徵的話，那麼我們只能說，“天朝上國”是傳統中國社會系統的持續存在至關重要的本質性結構。對專制皇帝而言，允許外國使團駐京，無疑等於放棄自己受命於天，統領天下的合法性地位。“天命、天子、天下”是封建皇朝行為處事的出發點，在內外交困的緊要關頭，以此來支撐自己的目標價值，也是儒家的價值系統和目標價值，在“小天下”的範圍內，它可以應對自如，控制得當——無論是外邦入侵，還是內部混亂，都能在由治到亂、由亂到治的朝代迴圈中，始終保持目標價值的同一性，“天命、天子、天下”產生的是同心同德的凝聚力，其背後的支撐點，既是出自倫理道德的儒家文化，又是祖先的種族意識與心理情結。
| 评论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