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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誰掌握了過去，誰就掌握了未來；誰掌握了現在，誰就掌握了過去。

 

我的理解是：與其說我們關注過去，不如說我們在關注此刻和未來，正在和將要發生的一切或多或少都是過去的投射。

 

因為文化傳統和兒時被洗腦的慘痛經歷(直到13歲還對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美國人民抱有最深刻的同情)，我對華人書寫的歷史總是投以懷疑和警惕的目光。兼聽則明，看同胞寫的歷史，必須得到多方資料的驗證，細加甄別，方可減小被愚弄的幾率。

 

閑來無事，看了一些歷史資料，多少有些雜感。區區不才，好在一個無名之輩，不怕貽笑大方，拋磚引玉也是好的----

 

李登輝在《見證台灣：蔣經國總統與我》里說：

 

“過去中國並不是沒有產生過懷抱遠大理想的人，但是能夠堅持到底的，只有魯迅一個人而已。魯迅這個人貧窮、艱苦慣了，不管你再怎麼逼他，他也不改其志。人和物質之間的關係很有趣，只要能夠忍耐，只要踏得出去，就不必再煩腦，就可以維持自己的想法和理想。

“在中國社會裡面，只有領導人----我們不要說他們是獨裁者----本身思想改變，才有可能改變。這是我的結論。從我的經驗和觀察看起來，中國社會不容易民主化，經濟上的進步或許可以製造一種空氣出來，但這種空氣能不能變成一股力量，讓領導人有改變的意向？這很困難。如果領導人沒有這種頭腦，根本就沒有辦法去談民主化。”

 

眾所周知，憑藉高額稿費和版稅的收入，魯迅的個人生活相當富足，每年光是購買古籍善本的花銷就能讓好些小康人家破產，“貧窮、艱苦慣了”從何談起？

 

一個追求自由、堅守良知的人與他的經濟狀況沒有必然聯繫。否則何以解釋一個無產者出賣同志，一個資本家獻身革命？而且，民主要靠領導人的頭腦來實現，或者說中國民眾根本沒有實現民主的可能，也令人感到迷惑。世界上哪個國家或地區相對成熟的民主不是民眾意志的體現？不是教育、文化、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

 

過去的歷史都在證明：沒有革命的危險或來自外部的強大壓力，統治階級或既得利益集團不可能突然從內部產生改革的動力。如果一個領導者不顧現實激進變革，結果只能是被統治集團掀翻，因為他代表的是那些還沒有覺醒的人的利益。

 

李登輝缺乏（違背）起碼的常識和民主發展過程的概念，談問題難免打飛機。“如果領導人沒有這種頭腦，根本就沒有辦法去談民主化”，難道台灣沒有蔣先生、李先生，就要復辟、倒退到威權時代？敢這麼拐彎抹角往自個臉上貼金的人可實在不多。聽聽柯林頓的告別演說，什麼叫謙虛，什麼叫美德：

 

“我的總統任期就要結束了，但是我希望我為美國人民服務的日子永遠不會結束。在我未來的歲月里，我再也不會擔任一個能比美利堅合眾國總統更高的職位、簽訂一個比美利堅合眾國總統所能簽署的更為神聖的契約了。當然，也沒有任何一個頭銜能讓我比作為一個美國公民更為自豪的了。謝謝你們！願上帝保佑你們！願上帝保佑美國！”

 

歷史發展過程中，政治人物當然有巨大作用，但是內因變化首先是外因起了變化。地球上的獨裁政權越來越少、越來越陷於孤立，是歷史發展、文明進步的必然：正義不是每次、但終將戰勝邪惡，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規律。

 

1898年，“戊戌變法六君子”喋血菜市口，17年後，位高權重、聲望日隆的袁世凱利令智昏，悍然復辟帝制，天怒人怨、眾叛親離，83天便在炮火和口水中土崩瓦解。

 

江南命案發生之後，沒有來自包括美國和台灣本島在內的世界輿論的強大壓力，蔣經國會鐵腕清洗情治系統、掃蕩黑幫，把自己的二公子放逐到新加坡嗎？可以說，台灣沒有李登輝就有王登輝，沒有宋楚榆就有楊楚榆，沒有阿扁就有阿圓，這是台灣民眾整體素質決定的，水漲船高。臉皮再厚的政客恐怕也不好意思公然要代表台灣人民思考，以及選擇怎樣的發展道路吧。

 

美國經常發生大大小小的罷工或示威遊行，你能想象那些為了陌生人的自由與解放，不惜組織飛虎隊或開闢歐洲第二戰場，以及為了打擊恐怖分子在異常艱苦的環境里浴血奮戰的自由戰士，會用坦克和自動武器屠殺自己的父老鄉親嗎？沒有人敢下這種命令，因為只有一個結果，槍口會立刻掉轉過來對準自由的敵人。

 

前蘇聯副總統亞納耶夫等8人組成“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發動“八一九”政變，不到3天，就因軍隊臨陣倒戈而歸於失敗。葉利欽站在議會大廈前的坦克上發表的演講，勝過一切鋼鐵。

 

人一旦覺悟站起來的好處，再讓他跪下去可就難了。逆流而動無異于飛蛾撲火。

 

完整地拜讀了張戎大名鼎鼎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和林思雲《真實的汪精衛》，最大的感受是沒有經過嚴格的歷史學術訓練或博大的歷史眼光的作者，創作環境再怎麼寬鬆和自由，都難免陷入情緒化的泥潭，從另外一個角度把歷史當成小姑娘來打扮。

有個流傳甚廣的故事：毛澤東在1959—1961年大飢荒期間，得知農村有不少人活活餓死，因而茶飯不思、默默流淚，原本愛吃紅燒肉的他從此就不吃這道菜了-----事實真相究竟如何呢？

 

樂朋在《泛政治幼稚病》一文中談到，據一個曾從1957年到文革發動的1966年一直在中南海陪伴首長跳舞的女文工團員寫的《和中央首長跳舞的日子》中說，中南海、紫光閣幾乎天天晚上有舞會，毛是常客，而且從晚上七、八點一直跳到十一、二點散場為止。舞會中間有豐盛招待，點心、水果不斷檔，夜宵有魚有肉（《雜文報》2004年1月13日）；李隆漢在《述史切戒失真》一文中則談到，有一本由汪東興挂名任顧問的《毛澤東遺物事典》收了一份1961年4月廚師為毛老人家制訂的西餐菜譜，其中僅是供毛食用的各式魚蝦就有17種，其中桂魚有三種做法，蝦有八種做法，還有莫斯科紅烤魚、波蘭煮魚等等（《湘聲報》2003年8月1日）。

 

孔子《春秋》開了個不好的頭，司馬遷《史記》這種水平的史書在中國可謂鳳毛麟角。中國人寫歷史人物，要麼就神化，要麼就妖魔化。不是“為尊者諱恥，為賢者諱過”，就是走向另一個極端：從小壞到老、從頭爛到尾，一無是處，缺乏公正、客觀的態度，和冷靜、樸實無華的寫作風格。中共的一些歷史學家是這樣，獨立作家怎麼也是這樣呢？以袁偉時、楊奎松為代表的一些新史家要好很多，但總體形勢依然不容樂觀。

 

張戎的作品獲得了包括《紐約時報》在內的世界權威媒體的高度評價和廣泛讚譽，優點已經談得很足，這裡只談一些個人的不同意見。

 

或許是期望太高，總的來說，《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讓我頗感失望。張戎披露的一些鮮為人知的猛料，大陸1989年公開出版發行的《血紅雪白》（作者張正隆是現役解放軍軍官）里已有所涉獵，且更為令人震驚，轟動海內外。

 

且不說“蔣介石為了兒子故意放走紅軍”等內容是否真實，《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從頭到尾貫穿著作者強烈的個人情緒，完全一邊倒的描述手法，很容易讓我想起上小學時看的那些詛咒萬惡的舊社會和國民黨的淺薄的語文課本。老覺得作者在耳邊不斷強調：“看吧，看吧，他有多壞，有多壞！”

 

如果毛澤東真的是象張戎筆下那樣除了陰謀詭計，毫無人格魅力和政治、軍事才能，怎麼可能會讓集中了中國一半以上精華的共產黨人心悅誠服？難道作者真的以為光靠幾個沒有知識和文化的泥腿子就能打敗取得抗戰勝利、如日中天、背靠美國大樹的蔣介石？

 

以成敗論英雄，把什麼責任都往一個人的身上推，是簡便、引人注目的辦法，但卻未必公正。

 

江青是張戎情緒著史的一個典型例子，一出場就是“做作”、賣弄風情的負面形象，對其上海往事妄加責難，甚至說她：

 

“從小性格倔強暴烈----喜歡無事生非捉弄人。十二歲時她把一口口水吐在老師臉上，被學校開除。十四歲時從家裏逃走，去參加京劇戲班子，輾轉到了上海，在那裏成為小有名氣的演員。影劇是份不穩定的職業，一九三七年夏她被受雇的電影公司解聘。她又受不了同居男人有個七歲的兒子，於是到延安來碰運氣了。”

 

左傾、同情甚至參加革命就是嚮往光明、追求自由-----這是當時世界範圍內，包括一度加入共產黨的薩特、加繆等世界文豪在內的先進知識分子的必然選擇，怎麼到了江青那裡就成了走投無路、“到延安來碰運氣了”呢？做為後來人，對知識分子在追求真理的過程中難免遇到的坎坷和打擊，起碼也應該抱有同情和敬畏之心，而不是一味地挖苦和諷刺吧。

 

張戎寫道：

 

“江青已經跟四個男人結過婚或同居過，上海小報上常有她的紼聞，尤其是她跟上海灘文人唐納的浪漫史。唐納為她喝帶火柴頭的酒精，企圖自殺，議論沸沸揚揚，都是責怪她的。”

這種欲加之罪，必先從人格、私生活全面否定的春秋筆法，大陸讀者是再熟悉不過的了，26歲才出國留學的張戎想必也不會陌生。可是，歷史不是這樣寫的，或者說，歷史真相在先入為主的作者強烈的愛與恨的情緒干擾下早已變得面目全非。

 

看看中國幾千年來封建思想對人性的扼殺和男權意識對女性的殘酷壓迫，看看死於人言可畏的阮玲玉，就不難想象對江青的責難是多麼的不公正。

 

因唐納自殺未遂背負巨大輿論壓力的江青（藍蘋），1937年5月31日寫下《我的自白》，以公開信的形式發表（注），言辭懇切地訴說和唐納的分分合合以及唐納幾次自殺的前因後果，文字水平尚在其次，人格獨立、精神自由、通情達理、大膽追求個人幸福的新女性形象已呼之欲出：

 

“我對他（唐納----西風注）講了，如果你再自殺，我將更堅強的生活下去，我的頭像鐵一樣，等待著輿論及一切責難，因為我問心無愧，我對得起唐納----聽到了唐納的朋友將用武力對付我。哈哈!天哪，要是把這種雄心用到打××上，真的，中國絕不會亡! 可惜用在一個女孩子身上，哈哈----我是需要保重自己，我要把任何時間都放在我的事業上去! ”

 

上世紀三十年代，年僅22歲的江青能有這種膽識----仁至義盡、有理有據、拿得起放得下、敢愛敢恨----以及堅強、坦蕩的品格，真真難能可貴，非常了不起！即便放在當今大陸，亦令多少女性汗顏！江青後來的表現不能成為歪曲、抹殺她生命中的閃光點的理由，這是一個對歷史負責的學者最起碼的態度。

 

《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的作者張純如，雖然是在美國出生，接受的是美式教育，但因為沒有受過嚴格的歷史學術訓練（伊利諾斯大學新聞學學士學位），談問題難免片面和主觀，情緒色彩非常濃厚：

 

“日本恐怖的氣氛阻止了關於南京暴行的公開的和學術上的討論，進一步壓制著人們對事件真相的了解。在日本，如果表明自己對中日戰爭的真實看法，他可能會，也一直會受到失業的威脅，甚至生命威脅。”

 

真是信口雌黃！日本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任何人或團體（包括極右翼組織）都可以合理、合法地表達自己的政治訴求和學術觀點，何來恐怖的氣氛？

 

在大陸相關研究還是一片空白的時候，1981年日本學者常石敬一，從第二任731部隊部隊長北野政次軍醫少將等在學會雜誌上發表的《消逝的細菌戰部隊》的報告中，查明在活性出血熱研究中所使用的“猿”，實際上是用中國人進行人體模型實驗。同年日本推理小說家森村誠一採訪了31名原731部隊的成員，寫下了長篇報告《惡魔的飽食》。森村誠一為了證明這些事實的真實性，還查閱了原731部隊幹部的詢問資料在內的美軍的資料、哈巴羅夫斯克軍事裁判的記錄和原731部隊幹部的醫學學術論文，將731部隊的惡行作了詳細描述，使731部隊的存在成為世人皆知。（見《看見了，就不能背過身去［極罪細菌戰］》）

 

和許多大陸讀者一樣，當年十來歲的我，也是通過《惡魔的飽食》的中譯本，才知道了731部隊的存在。

 

中國民間曠日持久的對日本戰爭損害進行索賠，如果沒有包括日本律師在內的民間團體和個人，在法律和資金上的大量無償的援助，根本就無法進行，更別說取得局部的勝利。

 

開卷有益，我無意否定張戎或張純如作品的價值，但是放在更高的史學研究的水平上來說，不論毛澤東、江青，還是歷史上的罪惡，書寫時受強烈的個人情緒支配，必然影響作品的可信度，降低整個作品的學術品位。

 

久聞林思雲先生在網上素有“四大漢奸”之一的名聲，看了他的一些作品，覺得不過是在普及歷史常識，介紹一些分析問題的角度和方法。不過，林先生認為從科學的觀點來看，在理性思維方面，男人比女人聰明，白人比華人聰明，值得商榷。沒有大量的科學研究數據和樣本的支持，林先生的這個觀點很難站住腳。何況，我不相信哪個嚴肅的有良知的科學家會從事荒唐的為種族歧視張目的研究項目。科學一旦突破倫理學和道德的基本規範，百無禁忌，必然走向災難和罪惡，比如日軍"731"部隊在中國東北進行的一系列人體活體解剖和細菌實驗。

 

學術自由，錯了並不要緊，關鍵是要有自由發表和討論的空間和餘地，思想的提升惟有讓思想自由地交流和撞擊。糞青被愚弄得喪失了基本的判斷力，資料閱讀範圍、來源都很狹窄、單一，認定林思雲先生就是漢奸也很自然，如同長期身處黑暗的人，會因為不期而至的光明變得更加盲目。

 

《真實的汪精衛》引起巨大爭議，當然不是因為它充分再現汪精衛刺殺滿清攝政王和抵制蔣介石搞獨裁的光榮歷史，而是自稱“只要能救民於水火，決心跳火坑”的汪精衛發表恬不知恥的艷電，賣國求榮，在林思雲先生看來是一種比抗日還要有勇氣的曲線愛國行為：

 

“主和的汪精衛被刺幾乎喪命，主和派的唐有壬等人也遭暗殺。在當時的情況下，對於一個高官來說，做少數的主和派要比做多數的主戰派需要更大的勇氣。因為主戰派高官們號召別人流血犧牲，自己並不需要直接上戰場，並沒有什麽生命危險，而做主和派卻要冒被狂熱主義者暗殺的生命危險。”

 

首先，我要對一個華裔學者甘冒天下之大不韙，為一個國共雙方都認定是漢奸的人物打抱不平表示欽佩。魯迅先生說：

 

“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弔客；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

 

林思雲先生能夠以全新的角度考察、解釋汪精衛的賣國行徑及其後果，成一家之言，令人耳目一新，錯與對尚在其次。學術自由，沒有什麼不可以拿到桌面上來討論。

 

個人感覺《真實的汪精衛》一文，林思雲先生對汪精衛可謂“愛護有加”，相形之下，對蔣介石未免有些”求全責備”，後者似乎撿了個民族英雄的大便宜。

 

自古以來，在儒家“君君臣臣”、“君為臣綱”----即有奶就是娘、拳頭大就是爹，強權代表真理的洗腦教育下，中國面對異族侵略雖有抵抗但大多是認賊作父。從蒙古、滿清問鼎中原即可見一斑。在已經有了初級的共和政體以及三民主義的中國，面對語言、文字都和中國不一樣的大和入侵，到了國人是做人還是做奴隸的分水嶺。首當其衝的張學良最先考慮的是保存個人實力，做逃跑將軍。

 

無論汪精衛發表艷電是否是被日本人所出賣，他後來成立的偽政府和軍隊及特務組織為虎作倀、助紂為虐，屠殺抗日軍民是不爭的事實。任何試圖為汪精衛的後半生開脫、減輕罪責的文字，如果不能駁倒這些事實，難免會顯得蒼白乏力。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中國已艱苦卓絕獨自抗戰4年半。據蔣緯國回憶，背負巨大責任的蔣介石經常在陪都重慶的浴室里發出駭人聽聞的凄厲嚎叫，以釋放壓力。

 

即便如林思雲先生所言，蔣介石背叛革命、屠殺同志，罪惡昭彰。但在民族大義、國家戰略上，蔣介石卻是在美國等盟國的大力協助下，作為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領導中國人民第一次抗擊強敵並取得最終勝利的千古民族大英雄，使中國得以自日清、鴉片戰爭以來，第一次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嶄露頭角，進入世界列強行列----這樣巨大的功績和深遠的歷史意義是誰也無法抹殺的。

 

儘管蔣介石為減輕軍事壓力，爭取時間和空間，一度暗地裡和日本人眉來眼去，但對於領土和行政完整的要求從未退步，也從未放棄過抵抗：22場會戰、1117場戰役、9800場戰鬥，陣亡200多萬軍人！

 

久違了，戰勝國！民族英雄蔣介石的歷史功績必將永載史冊，他讓國人第一次有了“亮劍”的自信心，民族的獨立和自由，與接受奴役之間沒有什麼曲線救國：哪怕打不過也要打，亮劍！誓死不做亡國奴。

 

中國人民英勇抗日贏得了世人的尊重，國際地位驟然上升，參加簽署盟國戰時三大宣言：

1942年1月1日《聯合國宣言》、1943年10月30日中美英蘇《關於普遍安全的宣言》、

1943年12月1日《開羅宣言》，並最終成為五大“世界警察”之一：

 

1943年10月，蘇美英三國在莫斯科舉行外長會議，美國國務卿赫爾提出把審議《四國關於普遍安全的宣言》列入會議議程，前蘇聯外長莫洛托夫表示異議，意圖排斥中國，理由是中國沒有參加會議，由三國會議來討論四大國的聲明文件不合適。赫爾堅持要把中國列為宣言的共同發起國，甚至不惜以會議達不成協議為代價，逼迫莫洛托夫作出妥協。

 

開羅會議期間，斯大林幾次三番、想方設法都要把中國排除在未來的“世界警察”之外，丘吉爾也主張由“三警察”而不是“四警察”來統治世界。羅斯福力排眾議，在多種場合表示：

 

“在將來，一個仍然不可戰勝的中國將不僅在東亞，而且在全世界都會起到維護和平與繁榮的適當作用----中國作為世界組織的最高理事會的一個成員，就會使這個組織具有世界性，這就有利於把亞洲號召起來，使其效忠於這個組織。”

 

由於美國政府的一再堅持，更由於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巨大犧牲和貢獻樹立的國際地位，“不可戰勝的中國”終於進入“世界警察”集團，再也不是那個任由荷蘭、葡萄牙、德國、日本等輪番欺凌的東亞病夫：只要牢記歷史，這樣的歷史就不會重來。1945年6月26日，《聯合國憲章》正式簽署，中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的地位從此被正式確立。

 

遺忘意味著背叛。任何一個歷史人物，史筆寫來，功過分明，讓事實說話，避免因作者主觀喜惡影響讀者的判斷，應該是歷史學家義不容辭的責任。

 

楊念群認為華人歷史學者：

 

“某個題目的選擇背後都有一種理論預設作支撐。但作者對這些理論預設的遵循不是根據其與歷史本然狀態自然契合后的一種選擇，而是削足適履地使鮮活的歷史場景服從於一個個預先設計的問題意識，結果據此剪裁拼貼出來的歷史圖景之單調無趣可想而知。問題意識的設計恰恰不是顯示中國歷史中人物活動的動態表現，而是某種即定成型的理論模式的反覆上演。”

 

簡而言之，就是作者預設立場，面對浩如煙海的歷史資料，精挑細選適合自己胃口的，經過處理后裝進預先設計好的概念性盒子里，也不管是否合理、公正、公平，可信度有多大。

 

拉拉雜雜寫的這些雜感，無非是期待我們的歷史學家拿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讓歷史告訴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