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平諮詢決策中的病症
在剖析完徐小平對於所有科學諮詢原則的背離后，現在我們再來簡略看一下其諮詢決策――顯然，一個沒有站到應有心理高度而與諮詢對象完全糾纏到一起的“諮詢家”，一個被自我觀念和情慾左右的“諮詢家”，其諮詢決策必然會失去其應有的客觀性和指導性，體現為諮詢家本人的迷亂宣洩了。那麼他所羅列的支持該決策的論據也都是牽強附會的東西，稍加分析即可攻破。比如他建議孟若蘊去英加留學的理由：
“對你而言，中國文化會越來越生疏。”
對孟若蘊來說更大的問題恐怕是文化的狹隘與視野的閉鎖。況且，在加拿大留學四年就會生疏了浸濡了22年的母系文化？再說文化變革蔚為大觀，加拿大是原始森林或日本虜華勞工集中營么？身處其中遺忘速度也不會這麼快！
“第二個不利的地方是：在國外學的專業辭彙全是英文，將來回國，你根本不知道相對的中文如何說。”
沒有對應辭彙體系的語言能力獲取叫“語言習得”（language Acquisition），是兒童習獲母語的心理過程。具有對應辭彙體系的語言能力獲取叫“語言學習”（Language Study），是成人習獲外語的心理過程，這種習獲不管身處目標語之內還是之外都有對應語言參照系。搞了那麼多年外語教學的徐小平，這點教育心理學常識不可能不知道。是其潛意識不讓他知道。
“第三個壞處是：你從來沒有經濟學和管理學方面的工作經驗。”
從心理學角度看，他的為證明其諮詢決策的一切邏輯分析過程，都是個人潛意識的“合理化”過程（見前）。而象徐小平這樣的商業文人恰恰在意識領域中“合理化”功能十分強大，因為他受過較好的教育並具有某些天賦。一個受過良好教育並具有一定天賦、然而心理素養與道德水平並不高尚的人，對我們的迷惑性更大：他的偏見和私慾往往被“合理化”得有根有據、論理深邃、文辭閃爍、優雅動人。這在我們當今社會乃是極端普遍的事實：又如顧城，讀他的遺作《英兒》已經明確看出，他在情慾與錯亂觀念的奔流和挾持下，已經超越了心理症的界限而出現了明顯的精神分裂癥候。但直到他拿斧子砍死了髮妻並自裁於紐西蘭某孤島上之後，還有一些讀者（尤其一些涉世未深的青年男女）仍沉醉於他那些迷幻的情節與詭譎的語言，並打電話到電台說，顧城的殺人和自殺正體現了一位偉大詩人的不被理解――這也正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變態的顯現之一。
綜合分析徐小平在全文中體現出來的潛意識過程與決策方式，我們認為：他也患了一種潛在的心理症，叫做“凌駕型心理綜合症”。“想要憑藉優勢的語言、觀念、幽默方式或態度凌駕別人的衝動，是一種心理症的特徵。一個人若使用這些技巧作為社會武器，往往表示他有某種情緒問題。”（同上）在諮詢工作中我們總結到：一個人如果具有了兩方面心理特質，就足以將其判定為“凌駕型心理綜合症”了――
Δ “上帝欲”。
“上帝欲”就是凌駕型心理綜合症患者的最根本、最典型也是最深層的癥狀。它是“凌駕型性格”與“凌駕型心理症”的根本分水嶺。前者只是一種不良的性格特徵，後者已發展為病變。
Δ 被不斷強化的“合理化”心理功能。
該型患者一般同時伴有被強化了的、發達的潛意識“合理化”功能。病變到一定程度時，病人甚至能夠把一切個人慾望與觀念“合理化”為科學的和藝術的，從而又帶給患者本人一種變態的自信。
需要明確指出的是：我們的研究表明，任何人的“合理化”心理功能都有一個最大值。在其心理功能迅速接近這個最大值過程中，病人往往被其病態的自信伴隨性地激發出病態的膽量和勇氣。但一旦這一強化過程達到“合理化”的最大值，其整個人格結構會因某一方面心理功能的過分激越處於變異性紊亂狀態，從而外化為一些逾越常理的行為，比如毛澤東的整個一生、尤其是他那瘋狂的晚年，比如俞作敏的私刑殺人，等等。最終，其人格結構的最大張力將被這一變異強化的心理功能破毀，從而使其整個心理結構陷入全面坍塌狀態――這時，就是病人由“凌駕型心理綜合症”向“凌駕型精神分裂症”激變的時候。
為使讀者更明白些，我們仍拿前面用過的中醫用語打比方：猶如一個陰虛型體質的人，其外在表現往往紅光滿面，舉止促迫，聲音高亢，甚至脾氣暴躁，那麼他給人的印象往往是底氣充足、健壯得了不得。其實這些都是癥狀，都不是底氣充足的吉兆，而是虛火外滯的病兆。突然有一天，他得了“腦溢血”，體格全面崩潰了。
無論是“上帝欲”潛意識衝動還是“合理化”潛意識過程，在徐小平那裡都表現得很明顯。所以對其心理症的診斷並不是空穴來風。但客觀地說，他的病候在病程上尚屬一度（我們將此病症的病程劃分為三度）。假如病程發展到二度以上，病人的意識層將會捕捉到一種越來越明顯卻不知來源為何的情緒煎熬（這其實是深層理性的一種為避免人格徹底坍塌的自警機能）。比如，資料顯示毛澤東的孤獨感、不安全感和多疑傾向自中年就開始了。可惜，他沒有因這份自警而進行內心的審視，相反卻不斷靠殺人、整人（如屠殺AB團、延安整風等）來鞏固權力求得內心的安全感。然而這種權力的爭奪絲毫沒有減輕他內心的恐慌――於是他殺、整更多的人，依然不能使他覺得安全……終於，他在晚年徹底精神分裂了，整個中國也隨著他精神分裂了。這也是一個時代和歷史的大荒謬：健全的社會這樣的精神病患者會得到相關部門的合理看護和診治，或者精神宗教組織的寬慰；而在中國卻反其道而行之：全體國民跟著他一塊犯病。當然，也不是全體國民都患了“凌駕型精神分裂症”，有“凌駕”的就有“被凌駕的”。那麼好了，到此讀者會突然明白：今天孟若蘊和徐小平各自的心理癥候原來只不過是紅色中國集體病變的病症延續罷了。他們之間這種病態的自信的“凌駕”和病態的心甘情願的“被凌駕”關係，其實折射的是非常深遠隱秘的當代中國的社會原型。之所以一般人體會不是那麼明顯，是因為他倆只不過都是小人物，小小的平民。而正因為這兩個小人物身上攜帶的全社會的集體病變因子，才更具普遍性、典型性、真實性，也就更具有了分析和展示的意義。這一點，我們將在“總結論”部分進行較詳細的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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