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或許對文字獄並不陌生，按照《現代漢語詞典》上的解釋，文字獄是統治者故意從作者的詩文中摘取字句，羅織罪狀所造成的冤獄。文字獄自古就有，而以清朝最為嚴重。像《明史》案中，因為書中有指斥滿人的話，該書的作者的全族和為此書寫序、校對刻字、印刷，甚至賣書、買書的人等，共有七十多人被殺，還有幾百人充軍邊疆。清朝屢興文字獄，而且處刑極為嚴酷，搞得人人自危，沒有人敢問政治。清代詩人龔自珍《詠史》一詩中說：“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從該詩中，我們可以體會到那時文人做文章只為謀生存，提及文字獄，便談虎色變。可見，當時的“文字獄”是多麼嚴重。文字獄原本是封建君主專制時代的產物，它的目的是在思想文化領域內達到愚民的效果，用來鞏固封建君主的政權，樹立君主專制和統治者的絕對權威。然而，現如今早已經是人民當家做主的時代了，可“文字獄”事件仍然頻繁的發生。
去年9月，重慶市彭水縣教委借調幹部秦中飛因一則針砭時弊的簡訊詩詞失去了自由，涉嫌誹謗被刑拘，繼而被逮捕。只因為因為一首諷刺詩，彭水縣有關領導對待群眾意見隨意上綱上線，甚至輕易動用司法權對群眾意見進行打擊報復。這起案件由於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有關方面組成調查組重新調查了該案，該案才有了縣委書記被免職，秦中飛無罪並獲得國家賠償的結果（彭水縣原縣委書記藍慶華，去年12月9日被免職后，今年2月14日即被任命為重慶市統計局副局長）。該案由於政法部門不依法辦案、黨政領導非法干預司法的案件才造成了現代版的文字獄。
最近，又一起現代版的文字獄發生了。據《民主與法制時報》4月9日報道，山西稷山三幹部因為匿名舉報縣委書記，當地公安機關查明寫信人身份后，檢察院以誹謗罪將寫信人公訴到法院。期間，他們被要求在全縣幹部教育大會前做檢討。其中兩名寫信人已被判刑，另一人也被起訴到法院。對與此案，筆者一直不解，一到涉及當地領導的舉報，該地方的司法機關為何不徹查舉報內容是否屬實，而是直接定性舉報該縣縣委書記稷山三幹部故意捏造事實，並且散布虛構事實，損害了縣委書記的人格，破壞了縣委書記的聲譽，其行為構成誹謗罪？公民是有檢舉揭發權、控告權和反應問題的權利，可這些權利公民為什麼不能有效的行使呢？
為什麼文字獄屢屢發生呢？從稷山縣委書記的“寬宏大量”話中，我們可以從中得到答案，縣委書記說有這麼一句話：如果要嚴格按照法律判決，他們至少要判十幾年以上的實刑，但現在不但輕判了，還判了緩刑三年，保住了他們的工資正常發放。按照《刑法》規定，誹謗罪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可稷山縣委書記為何膽敢說至少要判十幾年以上的實刑？難道稷山縣委書記是個法盲？如果他是個法盲，這隻能怪國家用人制度出了差錯，找了個法盲書記。如果不是法盲，從他那句話中，我們可以體會到，縣委書記擁有該縣絕對的權利，這樣的權利大到可以直言誹謗罪判刑到十幾年以上，這樣的權利大到可以漠視法律的尊嚴去體現縣委書記大人是多麼的“寬宏大量”。當然，該案中的三幹部只是行使自己的檢舉權，並沒有違反誹謗罪。可從該案以及“彭水詩案”這樣的文字獄中，折射出了我們執政體制上有著巨大的漏洞，而這樣的漏洞只能削弱監督約束機制的作用，導致領導權利過大，在缺少有效的監督的情況下，有些領導敢置國家法律與不顧，不依法辦事、依法行政，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濫用國家和人民賦予他們的權力。
《中國經濟時報》對此評論說，一個有效的、有作為的政府，如果認為公民批評得恰當，那麼就應該及時糾正自己的不當行為；如果認為公民批評得不當，那麼就應該及時出來釋疑，而不是通過司法手段打擊公民的批評行為。為什麼有些領導膽敢濫用自己的權力採用非法的手段打擊公民的批評行為呢？那是因為，在權利無限集中到少數人的手中，同時缺少有效的監督的情況下，法律的準繩只能掌控在領導手中。一些領導為了自己的利益，不顧法律的規定，以自己的意志決定沒有權力的公民的命運。而在這樣的情況下，普通公民只能淪為個別領導的魚肉，任刀俎妄為。
在我國構建和諧社會的新形式下，要想徹底的杜絕現代文字獄。筆者認為，國家必須建立健全新的用人以及監管約束體制，分散領導的權力，加強公民的監督權、檢舉揭發權、控告權等一系列的權利。最終，建立起一個公正廉潔的民治政府。
來源:中青論壇
| 评论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