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摘要】2012年1月3日，香港港交所總裁李小加在其新開設的網誌發表“千言書”撰文稱，“人民幣國際化的長期目標是重建國際貨幣體系，使中國獲得更大的政治經濟話語權。認清這個長期目標，對其過程的長期性和所要付出的成本與代價就會有所準備。人民幣國際化之於中國，有如‘養兒子’，既不能不養，又不能急於回報，而且要花錢、費力並擔風險”。一時人民幣國際化“養兒論”，似乎香港成為人民幣國際化獲利的必備環境，但香港真能扛起13億人、人民幣國際化的大旗？然而，人民幣國際化必須著眼全球各國（特別是歐美日等發達國家）來布局，香港市場佔全球各國經濟商業市場、貨幣總量的1‰都不足，可以想象香港方面“養兒論”的用心良苦，更能夠看到這種“養兒論”與先前標榜的“獨特作用”等遙相呼應，這是人民幣國際化只用於香港的鼠目寸光、絕對“勢利眼”以及中國金融貨幣方略國策的一種嚴重紊亂、不諧音。只用與於香港的“獨特作用”，排除了台灣、澳門、新加坡等亞洲其它國家和地區使用的人民幣國際化的可能，這是什麼民富國強的國策？是什麼樣的國際化之用心？
不過，2012年中國金融工作會議將於近日召開，預期將觸及人民幣利率市場化和人民幣國際化等重大議題。隨著近來人民幣匯價偏軟，隨著中國參與國際經濟貿易的更加深入、廣泛，國內外市場上有不少聲音質疑人民幣國際化的需要和效益，更有意見認為中國匯率及資本帳還未改革前，不是時候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人民幣何去何從，是中國乃至整個世界關注的第一目標。2011年，中國經濟基本指向是：與13億人生存、息息相關的中國通貨膨脹達到62年來、從來沒有的頂點，中國房地產來到62年從未有過的頂尖，2012年1月6日中國股市滬指來到2163.395點十數年來至低點……眾所周知：近200年的資本財富現實證明，中國股市“晴雨表”正是這個國家經濟發展、來年的大趨勢所指方向。
“養兒論”讓香港異想天開——獨享食嗟來之食
根據媒體當日報道，李氏在題為《“養兒子”與“育兒園”——關於人民幣國際化的再思考》長文中，他說“自2010年7月至今，香港人民幣存量從1000多億增長至6200億，人民幣貿易結算總額則增長了近15倍。人民幣國際化大大提速，步伐快了、思路廣了、措施多了”。可以說這是人民幣國際化給了香港“特權”起了最最關鍵的作用，與人民幣國際就非要養香港這個“兒子”是真理？李小加把人民幣國際化比作“養兒子”。人民幣國際化，就是讓人民幣這個“兒子”從體內出生、成長、慢慢走出去，在貿易結算、計價、投資、儲備等領域為國際所用。之所以要養這個“兒子”，是因為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其相對封閉的貨幣已經開始制約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他說，美國今天的霸主地位與它有美元這一個主導國際貨幣體系的“兒子”直接相關。中國若要實現獲得更大的政治經濟話語權這一長期目標，就需要讓其貨幣更加積極地參與到國際貨幣體系中。
李小加認為，儘管中國當前尚未完成利率、匯率與資本項下管制等頂層設計改革，但是，頂層設計改革不應成為人民幣國際化開始推進的先決條件。而且，人民幣國際化這個“兒子”是中國經濟與市場力量發展至今的必然結果。隨著中國財富的聚集、中國經濟全球化的提速，封閉的資本項目已經不能適應中國經濟發展的需要，這個“兒子”實際上已經到了不生不行的時候。頂層設計的長期缺位會最終制約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長期來看，“小房子”養不出“大兒子”，父母還是要改善基本生活與教育環境，使“兒子”能健康地成長。同時，“養兒子”往往也給父母帶來積極的動力與壓力，促使他們努力改善“兒子”的成長環境。也就是說，人民幣國際化也可以“倒逼”必要的頂層設計改革。
關於人民幣國際化在全球的建樹，李氏認為是否會導致人民幣國際化成為“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他認為，需要動態地、有差別地看待中國貿易結構。因而李氏側重強調：首先，中國今天的全球貿易格局是中國勞動力、土地等要素特點、市場力量發展與政府宏觀貨幣政策選擇等多種因素綜合所致。隨著這些因素的變化和互動，中國的貿易格局不會一成不變。特別是在金融危機與歐債危機之後，全球性的經濟格局變化與中國國內經濟結構的歷史性轉型，必然會對持續了二十年的國際貿易結構帶來深刻、持久的變化。順差與逆差之間、升值與貶值之間的動態變化會成為常態。而不斷變化的全球貿易結構也為人民幣國際化創造有利條件；其次，中國貿易在各地區內表現並不一樣：整體呈現順差，但對很多區域（特別是東南亞國家等新興經濟體）保持逆差。人民幣區域性走岀去是完全可能的。所以說，雖然人民幣這個“兒子”剛生下來的時候不可能馬上遠走高飛，但可以放在身邊、就近養。這種“養兒論”與先前香港特首強調的“獨特作用”遙相呼應，成為香港獨享人民幣國際的天倫之樂、滾滾財富之源……
倘若真是人民幣國際化真需要實踐“養兒論”的話，但也必須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子孫滿堂”，而絕不是這個國家一地一方、斷子絕孫的“絕活頭”（即“獨生子女”之意）。這是人民幣國際化可持續歷史永遠的源頭建樹，人民幣國際化必須收益於大多數國民及大多數國家為準則、遊戲規則，否則將一切化為烏有。600萬人口的香港，不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必有之路；相反，人民幣國際化對任何一個“法制國家”——“市場地位國家”的“突破”都比香港的作用而震撼世界、更有真實全球各國的深遠意義。
到2011年末，香港港幣，至今依然是美元“聯繫匯率”的一員，依然是美元體系的一個馬前卒，還不是人民幣的同路人，支持港幣就等於給美元增磚添瓦。
在此之前，香港人民幣離岸業務在過去一年取得突破性進展，有香港金融專家表示，在國家金融安全的考慮下，中國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可以充分利用好香港這個人民幣國際化“試驗場”。其實，從國際、中國整體市場經濟、金融貨幣的長遠利益、環境來方略，講人民幣國際化，根源不應該強調人民幣走向國際市場的“獨特作用”（見2011年５月５日新華社香港電，記者蘇曉 王海清報道，《香港可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發揮獨特作用》一文），因為人民幣國際化是一個全球化、各國都能實施、使用、收益的一種整體國家戰略、整體的生態大環境。當然，該文香港“試驗場”的觀點值得借鑒與實踐，是一種實踐檢驗真理的路途。但香港金融界、香港特首對人民國際化的一番“獨特作用”表白，則有“斷橋”“塌方”的震震撼、排斥當今全球近200個國家特別是國際貨幣的重大、跨時代的意義……
自所以講到著名香港的資本市場，是因為處於這一偶、彈丸之地的國際化市場有一所有國際資本市場絕無僅有的舉世“特例”：全球第一國際“投機大師”索羅斯每每涉足香港資本市場、甚至把本土之外唯一“大本營”也成功的設在香港，這讓我們來真諦來看看這“天理”、“人道”的根源所在，索羅斯首先不在本土的美國紐約資本市場常下手，是因為美國資本市場相當成熟於“遊戲規則”，難有“投機”的機會下手；索羅斯也不去富足了100多年的歐洲資本市場下手進出，是因為那裡太成熟、“遊戲規則”太健全，很難尋到“大投機”的天機，還可能面臨著歐盟超量級的重罰款；索羅斯也不去日本資本市場，就是因為日本資本市場一直都風平浪靜、沒有出現過不規範“投機”的大機會；索羅斯也不去“亞洲四小龍”——韓國、台灣、新加坡其它資本市場，而唯一選擇香港，是因為能夠搬動香港資本市場、天下“第一投機”市場的“核動力”所在。這久已說明香港資本市場有其一直都存在的“天洞”——投機大漏洞，這漏洞也許就是香港一直標榜的、其它國際資本市場沒有的獨特“優勢”。這也是矛盾、對立統一的哲學、經濟學的一個金屬硬幣兩面。
還有港幣與美元掛鉤的“獨特作用”，幾乎是完全支持美元與人民幣作對；而港元與美元“掛鉤”無形中增加了人民幣的國際難度，增加了美元在全球的份額；港幣站在美元的陣營中，人民幣怎樣與港幣為伍、一同走上“國際化”之路？港幣與美元儘管是歷史的一次“美妙誤會”，但這種誤會卻當然影響了21世紀中國人民幣走向國際市場的進程和步伐、難度。
人民幣國際化“試驗場”也只是靈光之限
香港浸會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麥萃才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在資本賬戶尚未完全開放的情況下，人民幣國際化需要香港作為“試驗場”，在風險可控的情況下，循序漸進地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開放資本項目是把“雙刃劍”，既可引入資金促進經濟，也可以招引外來資金衝擊和內部資金大量外流。從過去幾十年，南美、東南亞等一些發展中國家在金融自由化中遇到的問題可以發現，國際金融資本利用這些國家資本賬戶過快開放而衝擊其金融市場所造成的惡果直至今日仍未徹底消除。
蘇格蘭皇家銀行亞洲區新興市場策略部董事總經理謝汶君對媒體表示，作為中國特別行政區，香港與內地有共同的願望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在政策協調方面，內地也可根據政策需要及市場變化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因而香港較其他金融中心更適合作為人民幣區域化、國際化的試驗平台。
可以肯定的是：中國人民幣國際化需要是“國際試驗場”，不需要“國家試驗場”。中國真正需要的是與美、歐、日等貨幣進出的結合、運作、嫻熟的操作“試驗場”與形成遊戲規則。香港是個高度成熟、袖珍的國際金融中心，但香港真正所實施國際貨幣流通從“市場量”到“國際份量”都非常有限。香港儘管是亞洲主要的資產管理中心和亞洲第三大銀行中心——但缺乏大量財富支撐的根源，全球首100家銀行中有70家社在香港營業。但這個“試驗場”基本是單一的市場，可能只有1%的人可以去玩（是指港幣以外的其它國際貨幣，也可能連1%的人口總量也不足），金融、貨幣、設計不同產品，測試市場不足以反映美歐日主要發達國際貨幣的正常市場環境的“反應”。
有人講，“香港在許多金融產品方面都具有領導地位，既有豐富的經驗，也有足夠多的市場參與者，只需要將這些產品變成人民幣計價，就已經可以擴大人民幣的應用範疇”。但這些還根源無法反應國際主要市場、貨幣、美元、歐元、日元等的結構變化和貨幣動向，香港國際貨幣的傳導非常有限，若是在受之於“獨特”、排它的作用無疑於排斥一切的“獨家壟斷”。
香港離岸人民幣與人民幣國際化根源無關
自2004年以來，香港逐步建立了內地以外最具規模的離岸人民幣業務。發展的大原則是與國家的相關開放步伐配合，並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逐步增加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和內地在岸市場的循環和互動，以支持貿易、投資等實體經濟活動。
隨著中央去年６月加大了跨境人民幣結算規模和範圍，跨境貿易結算的人民幣匯款總額今年３月份達到1154億元。在人民幣貿易結算活動帶動下，香港人民幣存款顯著增加，３月底達到4514億元。截至３月底，一共有118家香港銀行參與了人民幣業務清算平台。此外，截至今年３月，共有超過30個機構在港發行人民幣債券，總金額約800億元人民幣，發債體由原來的內地銀行擴展至香港本地和跨國企業以及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債券的年期也延長至10年。
市場也陸續推出人民幣的金融理財產品。４月29日，首隻以人民幣計價的證券產品彙賢產業信託在香港交易所掛牌上市。這是香港第一隻人民幣證券產品，也是內地以外首次使用人民幣進行的IPO，標誌著香港人民幣離岸業務跨出新的一步。
“獨特作用”致華人圈深陷最大“不公”
2010年年初中國政府公布了新措施，讓境內機構可以使用人民幣資金在境外直接投資。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對此表示：新措施讓內地企業可以通過香港的人民幣離岸市場進行有關投資，也可以利用香港多幣種、多功能的金融平台進行相關的融資和資金管理，發揮獨特作用，有助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
講到人民幣國際化，香港特首曾蔭權最近表示，“國家經濟將繼續保持增長勢頭，這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理想的土壤。香港一定會把握機會，善用優勢，繼續擔當高效平台，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然而，講人民幣國際化，絕不是香港所能辦到的一件“小事”，更不是香港“獨特作用”所能解決的根源問題。相反：人民幣國國化，香港越是有“獨特”可能，對人民幣國際化之路就愈加艱難。這是因為香港畢竟不是中國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和目的地，更不是中國人民幣國際化的國家職能和方向，在全球近200個國家、主要G20集團國家中，香港甚至是連國家的表達權力都沒有，香港擁有“獨特作用”則意味著人民幣國際化走入了國家化的“死角”和企圖；“獨特作用”首先是排斥一切的；“獨特作用”，還讓全球近200個國家、G20集團所沒有“通用作用”；更麻煩的是香港源頭沒有國際場合的國家權力。若是香港真心、真正為國家人民幣國際化提供“理想土壤”（請注意：“土壤”一詞為大自然賴以生存的當然人類環境）的化，就應該毫不遲疑的加入人民幣體系，以強化人民幣們的國際分量和整體的國際實力。相反，講港幣與美元掛鉤的話，其實質就是幫助和支持美元、是美元的幫凶和馬前卒，分散了人民幣的整體進軍國際市場的力量。說穿了，人民幣國際化，是一種大家、全世界各國“都能玩”的遊戲，任何一個國家和組織、個別區域都不因該有排他獨享的“獨特作用”。
倘若人民幣在香港的“獨特作用”得以成器，那麼人民幣的國際化就根源受阻、難以出行。好在中國智者已經看到了這種嚴重危害的積弊，人民幣國際化也正在香港以外的新加坡、英國倫敦、美國紐約、俄羅斯等地尋找國際化的當然通途。“獨特作用”，是得來全不費功夫的“嗟來之食”，也是一種超國家主權——權力的“特權”，但人民幣國際化絕不可能栓死在一棵樹上，而是一個太陽底下國家與國家都能玩的貨幣遊戲。香港對人民幣國際化的“獨特作用”環境，還將危害華人圈中台灣、新加坡等（香港有的“獨特作用”，是對台灣、澳門等使用人民幣國際化及周邊國家最大不公正、不公平——“特權”，台灣、澳門也當然應該享用與擁有這種“獨特作用”），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貨幣也應該當然兼容、享有人民幣國際化財富利益的“獨特作用”。
香港特首及其有關人民幣國際化的一番“獨特作用”“養兒論”等，則意味著其它人、其它國家都不能“玩”人民幣國際化的共同“遊戲”、都不是人民幣的“兒子”被養？倘若是只有香港有“獨特作用”，其它各國、華人圈、同胞們都沒有，這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唯一可怕決絕？一如中國60多年的一種、一貫突兀、全世界它國都不能走的政黨體制——“特色中國”之路？而“市場經濟地位”下人民幣“國際化”之路，也給予全球之下力排其它各國、華人圈的“獨特作用”，是不是把人民幣國際化送入別無它走的一條絕路、“死胡洞”之路？人民幣國際化，需要80年、100年、1000年大計建樹，能走這樣“獨特作用”的歧路嗎？
附錄：李小加2012年1月3日“千言書”概要
——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如同“養兒防老”，發展具“話語權”的國際貨幣(養兒)，才可穩住世界經濟地位(防老)。正如美國，即使經濟衰退，在歐債危機下，美元仍是國際資本避險地，“去美元化”非一朝一夕可發生。
——“養兒論”是漫長過程，需時間投資和發展，不能奢望一步登天或快速見效益。
——人民幣國際化可“倒逼”內地改革利率、匯率與資本項下管制。
——如過早對人民幣國際化的效用抱有不切實際期望，反會阻礙了它的發展。
——香港可作為人民幣的“育兒園”，扶助人民幣“成長”及走向國際。
——擴大離岸人民幣使用範圍，繼股票后，發展人民幣匯率及商品衍生產品。
（作者系《國情內參》首席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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