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埃倫·格納54歲,失業一年半了。她和孩子們住在德累斯頓,假如能找到工作,埃倫·格納天涯海角都會去。畢竟,她這一生並非風平浪靜,而且還有所抱負。
生活之單調
千萬別放任自流,千萬別放棄自己,看上去這似乎就是埃倫·格納的人生座右銘。埃倫·格納住在德累斯頓外城一棟大板樓的七層。她住的這套有三個房間,地方雖然不大,但一點兒都不亂。早餐豐盛,而且總是全家坐在一起吃,這樣有助於保持大家的齊心感、有助於抱團兒。他們這一家,和傳統的家庭組合可相差著十萬八千里呢。

與孩子在一起
埃倫·格納有五個孩子,兩個在外自己住,身邊還有三個:兩個兒子,還是青少年,另外還有25歲的女兒烏爾麗克。烏爾麗克自己也已是為人之母,帶著上一年級的兒子毛羅住在埃倫·格納這裡,所以他們這家是三代同堂,住在使用面積大約70平方米的小住房裡,實在不算寬敞。格納的兩個兒子在當學徒,女兒正在學護士,每天各自都有乾的,只有埃倫·格納沒有工作。
失業在家,埃倫·格納最大的敵人是生活單調。沒事兒干也是很累人的:吸塵、洗碗、看電視、查電郵,就這些。但至今還沒人在網上向她提供過一份像樣的工作!
孩子取代不了工作
鄰近的教堂鐘聲敲響,時值中午十二點,埃倫·格納得接外孫了。她趕緊再吸一根煙,轉眼就到了校園。
嘭!一隻橙子被扔進埃倫·格納腳邊的一大汪水裡,接著又是一隻。埃倫·格納的上衣被濺髒了,三樓一個窗口傳出幸災樂禍的笑聲。埃倫·格納很生氣地說:“我們上學那會兒,這種事兒不可想象。”話音剛落,外孫毛羅就已經跑過來了,他很高興看到姥姥。
另一個孫子,小利努斯,也很喜歡到埃倫·格納這兒。或許,54歲的埃倫·格納應該開所幼兒園?她搖頭不幹,說把自己的五個孩子拉扯大,耐性已經沒了。
民主德國—古巴—聯邦德國
埃倫·格納是在薩克森州的茨維考出生長大的。二次大戰後,她父母流落到那裡。她的父母原來生活在捷克境內的蘇台德地區,屬於當地的德裔少數民族。1945年二戰結束后,蘇台德德國人被逐出家園,德國本土當年就接收了無數這樣的本族難民,埃倫·格納的父母便是其中之一。
埃倫·格納自己當年在學校成績很好,是班上第二。她本來想進大學讀書,但為此她就必須離開茨維考,當時她還不願意,因此就到一家造紙廠工作,後來又在一家大麵包廠干過。對東德時期,埃倫·格納其實還是蠻留戀的。她說:“當時我們大家都有工作,工資也不錯。我們不是每天都有香蕉吃,吃到的橙子是古巴出產的,那種橙子不好吃,只能榨橙汁喝。但總體來說,我們的日子並不壞。”
說到古巴,當時東德從古巴引進的不光是橙子,還有客籍工人。埃倫·格納結識並愛上了其中一位,並在柏林牆倒塌前不久,跟他一起到了古巴。當埃倫·格納幾年後離開古巴重返家鄉的時候,她震驚不小,因為那時已是1996年,她的故鄉——民主德國已不復存在,曾是東德工業重地的茨維考也一派荒蕪,所有企業,包括埃倫·格納最後工作過的大麵包廠,都關閉了。
但埃倫·格納並沒有垂頭喪氣。她接受改行培訓,學會使用計算機,干過不少工作:先是在一個聾啞人宿舍,後來在西班牙的度假勝地、迦納利群島的蘭薩羅特火山島。歐洲勞動市場統一了,埃倫·格納又會說西班牙語,所以德國勞動局就為她付了機票,她千里迢迢飛到蘭薩羅特島走馬上任了。她在一家豪華酒店工作,一開始是當大廚,後來在前台接待處。再後來,她在一家保安公司工作,然後就是世界經濟危機,失業隨之而來。現在,埃倫·格納又回到德累斯頓,坐在她的舊手提電腦前,查看招聘啟事。

希望不能丟
午飯:土豆泥加炸魚條。又算熬過了半天,埃倫·格納覺得謝天謝地!趕緊再看一下信箱,可惜又沒什麼好消息。格納跑過幾家工作介紹所,還到一家保安執勤公司談過話。德累斯頓有這麼多博物館,格納很願意成為一名保安人員。
前不久,埃倫·格納在報上看到一則招聘啟事:蒂羅爾地區一家酒店找女性前台接待員。她打去電話想應聘,對方頭一個問題就是問年齡。“我嘛,沒那麼年輕了,已經54歲了,”埃倫·格納以她濃重的薩克森口音坦承相告說。對方禮貌地承諾會和她“保持聯繫”。這,已經有那麼一陣子了。
已經54歲了?或許更應該是:才54歲!因為埃倫·格納絕不想放棄努力、絕不想甩手不幹。“對我來說,沒有什麼比說‘我是靠社會救濟過活’更感到低下了。為了擺脫這個現狀,我什麼活兒都會幹的。”說這話的時候,埃倫·格納眼中閃著淚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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