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国回首 极左年代知识分子如何认罪过...

极左年代知识分子如何认罪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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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读过几本写文革的书,一大批知识分子说他们当时对照革命群众加到他们身上的罪行,曾经做过真心实意的反思与认罪,而且还为自己跟不上伟大舵手的革命步伐而痛心疾首。我一直不明白,明明自己无罪,这些知识分子怎么还能做到真心认罪呢?王蒙的自传《半生多事》解开了我心头的这个谜底。

知识分子们在认罪时,“有一个重大得多的前提、原则,那就是,人们认定,党的领导是代表着工农劳苦大众,代表着世世代代受压迫受剥削的底层人众,代表着最最弱势的群体……”“只要想一想世世代代的杨白劳、喜儿、斯巴达克思、汤姆叔叔(《黑奴吁天录》又名《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主人公)受了多少贫穷、痛苦、侮辱、压迫,血海深仇,黑咕隆咚苦井万丈深,那么,请问,作为一个城市青年,一个知识分子,一个狗屁作家,一个养尊处优的却又打着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旗号的干部,就不应该受人民的严厉教训吗?怎么整治也是有理的,你怎么被轻视也仍然具有优于杨白劳的命运,你怎么被批判也优于喜儿的屈辱,你怎么丢脸也胜过做牛做马的工农。你当然已经具备了原罪心理,一想到自己包括上一代人与工农大众的距离,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我就认定自己是一代一代欠着账的,必须通过自我批判改造,通过自虐性的自我否定,救赎自己的灵魂。”

确实,老是把自己与那些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进行横向比较,久而久之,就觉着劳苦大众受苦受难是自己的罪过了。有了这个大前提,知识分子接受批判就并非难事了。看来,前辈们的认罪与反思是不能用钙含量骨硬度来衡量的。不过灭亡却感到了一种深沉的悲哀,明明无罪的一个人,却要在时代的浊流中,强迫着自己去对号认罪,而且对不上号认不了罪还得痛不欲生地自我折磨。生在那个魑魅魍魉横行的时代,前辈们何其不幸啊!

更荒唐的是,右派帽子的漫天飞舞。右了,戴顶右派帽子还说的过去,可是由于太左才找了倒霉才戴上右派帽子,就人人哭笑不得了。王蒙在书中就写了这样的几顶“右派帽子”。

一位少年得志,已经是副局级的很红的青年纪检领导干部,在运动高潮中上缴了自己的日记及与弟弟的通信,结果兄弟俩同时划为右派。一位团的纪检骨干,在运动基本结束的1958年7月1日——党的生日,慷慨激昂地大讲坚持延安传统的重要,痛批一些人进城后忘了本,学了陈士美停妻再娶,甚至堕落成右派。他的调门高了些,干脆,他就是右派。一位耳朵背,一副愚忠模样的同志,到了扫五气和向党交心阶段,狠狠地交了一回心,把自己骂了个狗血喷头,结果是请君入瓮。一位女性热爱文学,少有成果,便在运动后期把自己的没有人用的作品初稿交上去了,据此,右而派之。

这几位左派同志,本以为向党交了心,说了大实话,就会博得党的赏识,获得党的青睐,就能顺利过关,从而生活在红太阳的光辉沐浴之中。然而,他们全然不懂“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倘自以为是‘忠而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的糊涂。”(鲁迅语)这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奉行“沉默是金”,要么就装“难得糊涂”,“王顾左右而言他”,哼哼哈哈蒙混过关了事。

还有更荒唐的,那时的学习、小组会主题是认罪,无论你怎么表白辩解,最后都得把组织给你定下的罪认下来。这里有一个颠扑不破的逻辑,很绕人:只有承认自己反党,才证明有可能改成不反党。想改成不反党,必须确认自己反党。声称自己没有反党,就是与组织(说你反党)唱对台戏,证明至今仍在反党。表白不反党是反党的铁证。自责反了党,则更是确实反了党的供认不讳。但存有希望:未来尚可能不再反党。却毕竟是铁案如山,永无翻身之日。翻过来掉过去,难逃反党恶名。

呜呼!这样的混帐逻辑,简直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按照这样的逻辑,除了红太阳和副统帅之外,中国的其他人都是反党之人了。在那个荒唐年代里,党的“运动员” 们能发明出这样一条诡辩逻辑,也可以说是为逻辑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了。

(责任编辑:石振麟)

(文章来源:个人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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