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人物 庆亲王在美英等国银行存款究...

庆亲王在美英等国银行存款究竟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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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笔记史料中曾记载,辛亥革命以后,庆亲王奕劻颓丧不欢,家人劝其离开北京去天津,但他一时不愿走,一询问,方才知道老王爷在东交民巷外国银行还有三百多万两的存款。据曾经在载振府上当差多年的汪荣堃回忆:奕劻“一旦无权后,还是一个最大的富豪,所有家私现款入民国后完全存在东交民巷里的各外国银行,如美国花旗银行,英国汇丰银行等,每月家庭生活开支就是利用利息支付还用不完”。从种种资料来看,..在汇丰银行有大笔存款肯定是事实。本文摘自《庆亲王》,作者朱淑君,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庆亲王奕劻是清末新政时期领班军机大臣,废军机处后,首任内阁总理大臣

逆袭,从一封家书开始

在今天北京市东城区后芳嘉园胡同和新鲜胡同之间,朝阳门内芳嘉园11号,有一个规模不小的古典建筑群,门口牌匾上写着“桂公府”三个大字。整个桂公府规模很大,共有五组大院,彼此相连,鼎盛时其屋舍当不下二百间。所谓“桂公府”是一座公爵府,这位公爵就是慈禧太后的弟弟,承恩公桂祥。

桂祥是慈禧的幼弟,比太后姐姐小14岁,弟以姐贵,得以成为公爵。与众多八旗子弟一样,桂祥是个无能的平庸之辈。桂祥的平庸是难以想见的,竟到了不太识字的地步,这样一个半文盲,居然贵为公爵,想必也只能解释为血缘的神奇吧。

那时,桂祥的姐姐尚不是慈禧太后,还是咸丰皇帝的懿贵妃。囿于宫廷规矩,姐弟不能时常见面,问候自然是不可或缺的沟通方式。写信对于一般人不是一件难事,但对于不通文墨的桂祥而言,则是一件难于登天的事情。请人代笔,是桂祥所能选择的唯一选项。

没落的皇族奕劻那时也住在方家园一带。奕劻早已没有祖父时代的豪奢,甚至可以说是贫寒了。按理说,皇亲宗室中,本享有种种特权,贝勒爷奕劻也应当有份不错的俸禄。但是,晚清以降,皇族旁支,家道败落,陷入贫寒者大有人在。一方面,宗室人口在增长,另一方面,国家的财政状况却在明显的恶化,发给宗室的养赡银米七折八扣,到了已经远离权力中心的旁支手中,已经所余无多,经济上捉襟见肘成为了普遍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奕劻自然逃脱不了贫穷的窘境。早年的贫寒在奕劻的人生性格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的内心深处可能早早就种下了对贫穷的恐惧和对财富的渴求。

没落的贝勒爷奕劻虽然贫穷,但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尤其是擅长书画,在京城王公贵族圈子是相当有名。《泰晤士报》上说:奕劻“早年甚贫乏,以其为中国绘画山水之能手,兼擅长书法,尝为人教读,且资书画以糊口,藉以略增其所入”。堂堂一个皇族,此时竟沦落到教人读书和鬻卖字画为生,不可不谓之可怜。事实上,在晚清的亲贵中,奕劻的书画是最有名的。奕劻少年聪颖,学习十分刻苦。他早年学习书法,模仿雍正帝楷书,颇为神似。经过学习苦练,他的山水画做得很有特色,题款也往往无不隽雅。虽然生活拮据,他倒也乐在其中。倘若没有进入权力场,作为书画家的奕劻,也应该能凭润笔费活的不错。倘若活在现在,位高权重的奕劻是不是也会满世界题字呢?

既然有这位擅长书画的邻居,想必桂祥也知道应该请谁去代笔了吧。桂祥虽因姐姐而跻身贵族圈,但以他的能力水平,京城一般的王公贵族都不大愿意与之来往,只是碍于懿贵妃的面子,不得不与之虚与委蛇而已。破落贵族奕劻没有那种嫌弃的资本,尽管在内心,奕劻可能也看不上这位国舅爷,但现实的权势对比使他不得不低下清高的头。国舅爷既然找上了门,奕劻只有逢迎的道理,攀上这种关系,对奕劻而言,可能真是逆袭的机会。顺势而为,或说攀附强者,是奕劻性格中的重要特质,这一点在他日后进入政坛也多有体现。

奕劻早年与桂祥是邻居,桂祥是慈禧太后和奕劻建立联系的中间人,桂祥与慈禧的通信多为奕劻代笔,桂祥写给慈禧的家书中不少谈到了朝政时事,这不是半文盲桂祥能有水平写出来的,想必慈禧也是心知肚明。这样一来,家书背后的奕劻便浮出水面,进入慈禧的视野。

可以说,认识桂祥是奕劻命运的转折点,一个没落的皇族屌丝从此就要踏上一条势不可挡的逆袭之路。

攀附,太后想要换把牌

攀附上桂祥这条线,意味着奕劻从此可能反转逆袭,能不能逆袭还要看机遇和能力。此时,因缘际会地结识了恭亲王,成为奕劻命运的另一个重要转折点。

恭王是咸丰死后朝局的权势人物,曾是与慈禧太后分庭抗礼的议政王,权倾天下而素有人望。在贵人面前,奕劻总是一副恭顺谦卑的模样。恭亲王对这位本家兄弟也十分赏识,毕竟奕劻是个有才华的人。

得遇贵人之后,奕劻从此踏上了一条顺达的仕途之路。同治十一年(1872年)九月,同治帝大婚,两宫太后特加恩奕劻,加郡王衔,授御前大臣。虽然尚未实封郡王,但御前大臣的差使却十分显赫。御前大臣是差,而并非实际官职,常日侍直于皇帝左右,对奕劻而言,也就是常侍两宫太后左右,可谓帝后近臣。从这个职务的安排来看,慈禧太后已将奕劻看成自己人了。

作为操盘大清帝国近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她之所以能长期占据权力的巅峰,将整个天下玩弄于股掌之间,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这个女人非常善于权谋,善于在各种势力之间搞手段,借力打力。

咸丰十一年(1861年),咸丰皇帝突然驾崩于热河行宫避暑山庄。咸丰在临终前,安排了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集团,作为日后辅佐新君的核心团队。然而,颇有才干,又独力一人在北京苦撑危局,与英法联军周旋的恭亲王却被排除在“顾命体制”之外。咸丰帝这样的安排,让乃弟恭亲王感到寒心。同样对这个安排失望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新君载淳的生母,昔日的懿贵妃,如今的圣母皇太后——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不是一个一般的女人,仅仅是后宫的富贵,甄嬛式的成功,不可能让她满足,她期待的是掌控权力的成就感,是武媚娘式的那种成功。不安分的慈禧,联络了失落的恭亲王,又加上没有主见的母后皇太后——慈安太后,又得到了握有兵权的胜保支持,几人联手,发动了政变,以雷霆之势,搞掉了顾命八大臣集团。一代权臣肃顺,最终落得个问斩菜市口的下场。

在历史上,这次政变被称为“辛酉政变”,因其发生在辛酉年。政变之后,新君载淳的年号也从八大臣拟定的“祺祥”改为“同治”。“同治”,意味着两宫太后与新君同治天下,也意味着恭亲王与太后分享权力。恭亲王,从此被加了一个“议政王”的头衔,担任领班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内政外交一把抓。“议政王”仅仅是在太祖努尔哈赤时代出现过,彼时有所谓“八王议政”的故事,“议政王”的存在意味着君权的软弱。恭亲王,此时已经登上权力的高点。

恭王恭亲王是个有能力的人,也是一个傲慢的人。在他眼中,慈禧太后不过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妇人而已,屈居其下,不过是名分尊卑所限而已。恭亲王的傲慢不是没有资本的,毕竟作为道光皇帝的第六子,他差一点就成了皇帝。慈禧太后需要的不是一个有主见有能力的权力分享者,而是一个有能力办差的奴才。

恭亲王与慈禧,是利益趋同而结成的盟友,这种同盟关系会随着利益格局的调整而发生变化。恭亲王的傲慢渐渐让慈禧太后无法容忍,她不能朝廷存在一个潜在的威胁。借力打力,慈禧再次祭起这个法宝。同治四年(1865年)三月,慈禧太后授意朝中言官发动了一场弹劾恭亲王的风潮。言官御史是慈禧经常利用的工具,昔日搞掉肃顺集团,御史们也曾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这场风潮中,翰林院编修蔡寿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在弹劾奏折中指责恭亲王“揽权纳贿,徇私骄盈,目无君上”。这个奏折中除了“纳贿”一项是无中生有之外,其他的大抵都是实情,恭亲王掌控朝廷内政外交一切大权,自然是大权独揽,在恭亲王眼中太后是个没有见识的妇人,骄盈也是正常,新君同治不过一孺子而已,恭亲王自然不会放在眼中,“目无君上”确实也有点。这封奏折让慈禧太后非常满意,她需要的就是这样的舆论。很快,太后顺应民意,以皇帝的名义下旨革除了恭亲王“议政王”的头衔。

褫夺“议政王”头衔是太后对付恭亲王的第一步,也仅仅是一个惩戒而已,太后不会操之过急,何况恭王在朝中的势力也不容小觑。不再是“议政王”的恭王恭亲王仍然手握大权,掌控大清内政外交。中枪之后的恭亲王并没有服软,他在等待回敬的机会。同治八年(1869年),慈禧太后宠信的内廷总管太监安德海打着奉旨采办的名义,穿州过府,招摇跋扈。最后,到了山东德州,被地方官拿下,报到山东巡抚丁宝桢那里。按照当时的《钦定宫中现行则例》规定:太监级不过四品,非奉差遣,不许擅自出皇城,违者杀无赦。安德海当时只是六品蓝翎太监,仗着慈禧太后的宠爱,在未知会任何官方衙门的情况下,便违反祖制、擅出宫禁。丁宝桢将此事写成密折,呈给军机处,军机处领班大臣正是恭亲王。恭亲王当即指示,将安德海那阉贼斩首。安德海是慈禧的宠信太监,杀了他就是向慈禧示威,但是恭亲王这一刀杀的是有理有据,太后也莫能奈何。从此之后,这叔嫂二人的梁子是越结越深。同治十二年(1874年),朝中有人为了迎合慈禧太后,奏请重修被英法联军焚毁的圆明园。这个提议正中了素喜奢华的慈禧太后下怀。慈禧将此事交给朝臣讨论,以恭亲王为领班的军机处当即反对,理由就是国家财政困难,不应该耗费巨资重修园子,当以国计民生为重。恭亲王反对的理由也是正当,慈禧又是没有办法。

从恭亲王与慈禧几次交锋来看,恭亲王似乎占了上风。不过,慈禧不是一个轻易服输的人,她在等待更好的时机,更何况她对于政治尚且在学习的阶段。在恭亲王和慈禧的政争中,朝廷官员各自站队,有人归附在“贤王”麾下,也有人成为太后死党。尚未显赫的奕劻呢?他选择的是埋头干活儿,不介入任何斗争,多磕头少说话。对于奕劻而言,他的选择是正确的,轻易站队对他来说都是太危险的,他没有资本冒险。

隐忍了将近十年,其间慈安太后暴毙了,自己的儿子同治皇帝都已经患梅毒病死了,皇位换成了外甥兼侄子,醇亲王府的载湉来坐了,是为光绪皇帝。光绪十年(1884年),这一年是甲申年,太后对付恭亲王的机会来了。

这一年,侵略越南已久的法国人加紧了步伐,大有吞并这个大清藩属的架势。中法之间,战端一触即发。主持帝国外交工作的恭亲王及其军机处对西洋人的坚船利炮有着深刻的记忆和恐惧,当年在北京留守的恭亲王对这一点的认识更为深切。“绝不轻启战端”,这是恭亲王定下的对法交涉的大原则。然而,尽管恭亲王不想打仗,最终中法之间还是兵戎相见了。战争初期,大清军队一触即溃。败绩传来,朝廷震怒。

前方的败绩成为太后收拾恭王的机会!还是扶持一部分人,打压一部分人。这一次,慈禧选择的盟友是醇亲王奕譞,他是光绪皇帝的生父。奕譞是道光皇帝的皇七子,四哥咸丰登基之时,他才十岁,封为“醇郡王”。在辛酉政变中,奕譞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肃顺就是被他带兵亲自拿获的。此外,他的嫡福晋正是慈禧太后的胞妹,有了这层关系,奕譞与慈禧之间的关系是更亲近了。同治三年(1864年),奕譞“加亲王衔”。同治十一年(1872年)晋封亲王。同治死后无子,慈禧为了继续垂帘听政,挑了奕譞的儿子载湉兼祧咸丰,继承大统,成为光绪皇帝。作为皇帝的生父,奕譞又被加封亲王“世袭罔替”,跻身于“铁帽子王”序列。奕譞的性格不同于六哥恭亲王,他为人谨慎小心,对太后则是惟命是从,他知道这位大姨子兼嫂子的厉害,尤其是经历了同治帝后之死、慈安太后暴卒后,更加谨小慎微,兢兢业业,把取信讨好慈禧,看做是他惟一的本分。

越战失利确实是个好由头,日讲起居注官、左庶子盛昱给太后上了一道奏折,名为《疆事败坏请将军机大臣交部严议》,这个矛头直指军机处,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自然难逃责任。既有言官弹劾,太后动手也是合乎情理了。五日以后,太后绕过各位军机大臣,召见领班军机章京(相当于军机处“秘书长”),颁下旨意:将以恭亲王为领班大臣的军机处全班人马全部罢黜,说恭亲王是“爵禄日崇,因循日甚”,就是地位越高,就越不思进取,其他几位军机大臣则是“委蛇保荣”,也就是混日子,不作为的意思。恭王恭亲王被取消亲王双俸,被“居家养疾”,也就是休假式治疗。

搞掉了恭亲王一班人马之后,慈禧太后扶持了另外帮人取代原先的军机处班子。同一天,又颁发上谕:“礼亲王世铎著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毋庸学习御前大臣,亦毋庸带领豹尾枪。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均著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工部侍郎孙毓汶著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命世铎主持军机处,庆郡王奕劻主持总理衙门,并命遇有重大事件,先与醇亲王商办。从表面上看,这次军机处大换血之后,军机处的首席大臣是礼亲王世铎,其实这位礼亲王是清初第一代礼亲王代善后人,也是大清“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之一,不过到了光绪朝,礼亲王家族离皇帝的血缘是越来越远了。把礼亲王排在前面仅仅是个面子活儿,关键信息是后面的“与醇亲王商办”。醇亲王奕譞是幼帝光绪的生父,按照大清制度是不能直接主政的,所以给了个“商办”的名义。这次改组之后,分解了原先被恭亲王一人把持的权力:军机处交给了礼亲王世铎,总理衙门则交给了庆郡王奕劻,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有郡王衔的奕劻被正式册封为庆郡王。在诸位王公大臣中,真正总揽大权的是醇亲王奕譞,不过奕譞是个绝对服从慈禧太后的人,他也就成了慈禧控制政局的白手套而已。

这次权力更迭发生在甲申年,史称“甲申易枢”。对于庆郡王奕劻而言,“甲申易枢”是他政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从此进入了核心权力圈,主持总理衙门,也就是成为大清外交部长。这对于一个没落的宗室而言,可谓“逆袭”;不过对于大清帝国而言,可就是一种灾难了。

紧跟太后的为官之道

从一个没落的皇族屌丝到大清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奕劻完成了人生的逆袭。能够实现这种逆袭,并不是因为他奕劻有多么出众的才华,而是因为他被太后认为是自己人,是听话的自己人。

奕劻的发迹还是应该归功于结识太后胞弟桂祥,没有帮桂祥代笔写信那种曲折故事,恐怕奕劻还要在琉璃厂卖很多年字画吧。

奕劻搭上承恩公桂祥之后,很快就将自己的女人嫁给桂祥的儿子,二人结成了儿女亲家,这样一来,奕劻和慈禧太后也沾上了亲戚。有了这样一层关系,甲申易枢之后,太后火速提拔奕劻主管总理衙门也就可以理解了。慈禧太后是个百年难遇的一代女主,是一位不可忽视的政治家,但是女人政治家任人唯亲的毛病,也是难以摆脱。慈禧用人,一辈子都逃脱不了娘家方家园的圈子,奕劻如此,奕譞也是如此,倘若不是太后的妹夫,奕譞也不可能上位,光绪也不可能当皇帝。

奕劻深知自己今日的地位全拜太后恩典,故而唯太后之命是从成为他为官的最高法则。总理衙门,全称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称总署、译署,设立于咸丰时代,主要处理与列强各国的外交关系,是个新鲜机构,起初的掌舵人就是恭王恭亲王。恭王恭亲王不同于一般的满清贵族,他有着敏锐的眼光、开放的心态,他是大清帝国改革开放的倡导者,是洋务新政的坚定支持者。恭亲王主管外交部,可谓人尽其才。然而,中国政治的逻辑就是如此,有时候一个人的才能并不重要,相反是站队和立场更重要,就是所谓的可以犯政治错误,不能犯组织错误。恭王恭亲王犯的就是组织错误,所以才有了甲申易枢的悲剧。代替恭亲王主管总理衙门的庆郡王奕劻是一位颇有艺术才华的书画家,不过不是一个懂得外交的政治家,他没有任何于西方人打交道的经验,也缺乏灵活的头脑,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特色的政客。

甲申易枢之后,在以慈禧太后为核心的帝国政治班子中,礼亲王世铎、醇亲王奕譞、庆郡王奕劻可谓三驾马车。光绪十三年(1887年)正月,光绪亲政,礼亲王自请辞去领班军机大臣职务,不过被太后慰留。从此,礼亲王逐渐淡出核心,朝中以奕譞、奕劻为重臣。光绪十六年(1890年)十一月,醇亲王奕譞突发疾病,不久薨逝,享年五十一岁,朝廷谥其“贤”,配享太庙。

奕譞的突然辞世可能与其长期以来的紧张心理有关,长久以来,奕譞在慈禧太后的难测天威之下战战兢兢地生活,心理无比压抑,他害怕哪天就会大祸降临,如此紧张的心理导致了身体越来越差,最后重疾而亡也是意料之中。

奕譞的病逝,使得帝国权力中枢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真空。填补真空的,只能是庆郡王奕劻。昔日炙手可热的恭王恭亲王,此时已经赋闲在家,没有角逐政坛的野心了,咸丰皇帝的其他兄弟早已淡出政治舞台,都成了富贵闲人,礼亲王世铎本无权欲。故而,庆郡王奕劻成为取代奕譞的不二人选。不久,太后颁下懿旨,命庆郡王奕劻主管军机处和总理衙门,成为名副其实的帝国总理。

光绪二十年(1894年),太后六十万寿,特别加恩晋封奕劻为庆亲王。庆王家族几度浮沉,如今又恢复了亲王的爵位。

站队这件大事

甲午之后,瓜分豆剖之局初现端倪,蕞尔东洋小邦竟能让大清如此惨败,那么一向强大胜于东方的欧洲人就更不必说了,俄国、德国、法国接踵而至。华夏神州,万里河山,被列强任意圈占为势力范围。爱新觉罗家族的发祥地东北成为北极熊俄国人的碗中肉,诞育孔孟二圣的齐鲁大地被德国人视为自己的地盘;两广、云南则被高卢人的势力笼罩着;骄傲的大英帝国则将整个扬子江流域看成自己的后院;就连刚刚割占台湾宝岛的小日本也将贪婪的目光投向了海峡西岸,他们甚至想将福建也霸占过去。

从甲午战败之后,朝廷上下已经开始了一条节奏不快,但是十分稳健的改革之路。可以说,甲午之后,朝野内外,真正绝对意义的守旧派已经不存在了。改革成为共识,并不意味着改革方案也成为了共识。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对于如何改革存在分歧,慈禧太后主张一种稳健的改革;而年轻的君主光绪皇帝对于改革则是非常急迫,他太想乾纲独断,大展宏图了,尽管他的政治经验还很不够。

急迫的光绪皇帝希望出现一个或几个能人出来辅佐他完成改革大业,实现王朝振兴的中国梦。一个广东人此时进入了光绪皇帝的视野,此人就是从甲午到戊戌活跃于舆论界的改革鼓吹手康有为!

1898年初,急躁的光绪皇帝准备亲自召见康有为,垂询改革方案。被康有为打了鸡血的光绪皇帝决定大干一场,1898年6月11日,农历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这封诏书是光绪皇帝决心改革的宣言书,帝国的大改革启动了!年轻人都有偶像,光绪皇帝也不例外。他此时的偶像就是日本的明治天皇和俄国的彼得大帝,他也决心要做一个强势君主!

光绪皇帝的路子是任用新人、小臣,来架空老臣、旧人。这一招在历史上,很多皇帝都用过。皇帝想借着变法的名义,从太后手中夺取实权,这是一条无政变之名,而有政变之实的疯狂之路。《定国是诏》发出之后,光绪皇帝几乎一日一圣旨,颁布改革方案,不过朝廷发出去的改革诏令,只有湖南巡抚陈宝箴一人遵旨照办,其他的督抚大吏都是阳奉阴违。地方督抚大都对康有为那一帮人很是反感,即便原先对康氏很是支持的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等人也被姓康的自己搞成了敌人。位居中枢的庆亲王奕劻对皇帝的充当举动也是作壁上观,不过他已经做好打算,作为亲王重臣,他不会任由皇帝在歧途上继续狂奔。在奉旨讨论康氏“制度局”方案的时候,奕劻在奏折中写道:“成宪昭垂,法制大备。似不必另开制度局,设招待所,迹设纷更,未必即有实际。”庆亲王对这种破坏大于建设的改革没有兴趣,“未必即有实际”可谓一语中的。

在康氏等人的主导之下,戊戌年的改革渐渐演变成权斗,帝后两派因权力之争,而非改革之争剑拔弩张。年轻而冲动的光绪皇帝,曾一怒之下在一日之内罢免了礼部六名堂官的职务,这种违背组织工作原则的事情着实触怒了太后。康有为等人为了实现大权独揽的目的,更是酝酿出更为恐怖的“围园杀后”计划,就是包围颐和园,干掉慈禧太后。

觉察到朝廷风向即将变化的御史杨崇伊在此时决定行动,据近代史学家邓之诚的《骨董琐记》“杨崇伊”条转述张尔田所言:杨崇伊为御史,值戊戌新政,密草一疏,请太后训政。面谒庆亲王,求代奏。庆王有难色,崇伊曰:“王爷不代奏亦可,但这并非御史的意思。”拂衣便行。庆王急拉之曰:“我与你代奏,但你必须同去。”崇伊曰:“那是自然”。杨崇伊请庆亲王代为奏陈,恳请太后训政,庆王竟然面有难色,这又是为何呢?奕劻是个很谨慎的人,他此时的犹豫说明了他对朝局变化尚有担心,他也担心如果这次站队,倘若日后太后驾崩,皇帝乾纲独断,就会找自己秋后算账,奕劻谨慎保守的政治性格在此也足见一斑。而杨崇伊所说的“这并非御史的意思”,就说明奏请太后复出训政是有官员众意基础的,不是他杨氏一人的想法,甚至这就是太后本人的意思。

在与杨崇伊谈妥后,八月初二日(9月17日),庆王奕劻与杨氏同至颐和园。“庆王命崇伊俟于外,独自入对,递上崇伊折。太后阅毕大怒,曰:“这是国家大事,杨崇伊小臣,安敢妄言?须严办。”庆王叩头。太后徐曰:“这是国家大事,你们都是近支亲王,也应商量商量。你的意下如何?”庆王唯唯。太后曰:“既是你们意见相同,我今日便回宫。”庆王退下,谓崇伊曰:“事情完了,你去罢。”太后既训政,一日召见崇伊,谓之曰:“你是国家有功之人。”崇伊叩头谢恩,然亦终不大用。

庆王退下后,还是在这一天,又与端郡王载漪同赴颐和园,“哭请太后训政,且言伊藤已定初五日觐见,俟见中国事机一泄,恐不复为太后有矣。”第二次觐见,奕劻拉上了端郡王,而且把伊藤博文可能进入中国政界的事情告知太后,这无疑触怒了太后,将国家大政交由外人,皇帝想必真是疯了。

如果说第一次觐见,庆王奕劻是应杨御史之邀而被动去的,那么第二次就是主动站队的,他看到太后肯定要复出训政,此时如果不出手,就会显得政治不正确,不利于日后的发展。

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慈禧太后就宣布复出,从颐和园返回大内,囚禁了光绪皇帝,终止了所谓的“百日维新”,这就是所谓的戊戌政变。历史上关于此事的说法一直聚讼纷纭,关于袁世凯告密出卖光绪帝的说法一直盛行多年。袁氏告密一说早已被史学界的研究厘清真相,袁氏告密不过是在事已定局之后的一种坦白交代而已。庆王奕劻才是政变的关键人物!

庆亲王奕劻在戊戌年的政治表现让慈禧太后十分满意,政治上忠诚可靠是太后最为看重的。

王爷到底在汇丰存了多少?

今人对奕劻之了解多与贪腐有关,从清末至今,舆论多以奕劻为一腐化昏聩之老朽,史家刘厚生先生曾言:“醇王奕譞之贪黩,远比恭王为甚;而庆王奕劻之贪黩,尤十倍于醇王。”这种评价已成为晚清北京一般之舆论。从史实而言,奕劻贪腐大爆发于庚子议和之后,尤其是入值军机处以后。民国学者许指严在《十叶野闻》一书中曾说:

庆王奕劻之贪婪庸恶,世皆知之,其卖官鬻爵之伙,至于不可胜数。似其门如市也,戏称之曰“老庆记公司”。上海各新闻纸之犊尾,无不以此为滑稽好题目,盖前此之亲王贝勒入军机当国者,未尝有赃污贪墨如此之甚者也。初,庆王以辛丑和约成,大受慈眷,然实李文忠(指李鸿章)未竟之功,而王文韶为之助成,庆王可谓今天之功矣。顾荣禄未死以前,庆王实绝无议政权。及荣禄死,太后环顾满人中,资格无出庆右者,遂命领袖军机,实则太后亦稔知庆之昏庸,远不及荣禄也。庆之政策无他谬巧,直以徇私贪贿为惟一伎俩,较之树党羽以图权势者,尤为未达一间。其所最好者,多献礼物,拜为干儿,故门生,干儿满天下,然门生不如干儿之亲也。

奕劻贪腐确为事实,但说其昏聩则是误读此公,久经官场的庆王爷绝非糊涂蛋,其人精明得很。奕劻是个功利的现实主义者,利用手中的权力获取财富是他信仰的一种理念,无论是制度,还是改革,抑或是宪政,在他看来都是一种工具,权力才是一切。庆王奕劻并没有问鼎最高权力的野心,他只有将权力转化为财富的欲望。

坊间传闻奕劻与人交往,不论亲疏,只论金钱,给钱多就亲近,给钱少就疏远。有些与奕劻有金钱交往的官员便成为京城传闻的主角,以《梦蕉亭杂记》一书而留名后世的陈夔龙就是一例。陈夔龙,本是荣禄心腹干将之一员。荣禄死后,他通过夫人又与奕劻结上了关系。传说陈夔龙的夫人“幼即拜老庆为义父”。陈夫人对待这位当国的义父极为孝顺,“凡所贡献,罔不投其嗜好,且能先意承志,问暖嘘寒”。不仅如此,为了丈夫的政治前途,陈夫人甚至“常居老庆邸中,累日不去”。庆王每日上朝,她常亲将朝珠于“胸间温之”,然后,再挂在义父的颈上,然后把庆王送至门外。京师有人为此写诗道:“百八牟尼亲手挂,朝回犹带乳花香”。成为当时一大趣闻。

在陈夫人的积极公关下,陈夔龙仕途一路蹿升,几年间便升至开府大清国最为实缺的直隶总督。据许指严记载,“夔龙督直时,每岁必致冰炭敬数万,几去其的入之半,其他缎匹、食物、玩好等不计。”对此,奕劻也觉得不好意思。他曾对陈夔龙说:你也太费心了,以后还须省事为是。陈夔龙则敬对说:儿婿区区之忱,尚烦大人过虑,何以自安。以后求大人莫管此等琐事。庆王听后“莞然”,盖默契于心也。

这个故事的戏剧性和香艳程度都过高,真实性也无从考证,但陈夔龙攀附奕劻而爬上高位也是事实。不过有的故事则是明显的虚构和捏造。同样还是在许指严的书中,曾提及清末重要官员陈璧,说陈璧起初不过是个穷困小京官,后来得到一位金店老板自助,花钱贿赂奕劻,还认庆王为干爹。最后,陈璧才得以平步青云,最终混上邮传部尚书。事实上,陈璧进士及第之后,当了很长时间的御史,后来因为工作业绩优异,被任命为顺天府尹。八国联军进京之时,陈璧留守北京,负责总理衙门日常工作,与占领当局多方周旋,很好地维护了国家利益。新政之后,陈璧一直是大清经济改革的实践者,主持了多地的实业建设。后来,因为骄人的工作成绩,陈璧相继出任商部侍郎、度支部侍郎。邮传部成立之前,陈璧也绝不是什么穷困小京官,早已是副部级高官。在邮传部成立之后,他自然成为邮传部尚书的当然人选。陈璧为清末的金融改革、铁路建设做出过非凡的贡献,最后却因经济问题而丢官,但并无证据证明陈氏是靠着奕劻而上位的。许指严的故事不知来源为何,实在是毫无根据。

虽说陈璧一事乃是民国人的杜撰虚构,但手握重权的奕劻之贪腐确有其事,而朝中言官御史对之也屡屡弹劾。一九〇三年十月,御史张元奇曾上折弹劾奕劻之子载振宴集招歌伎陪酒,生活糜烂堕落。这件事尚未涉及奕劻本人,而且喝花酒这种事情在官僚群体也不算新鲜事。故而,朝廷发了一道上谕,令载振“当深加警惕,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算是个口头警告处分吧。

真正第一次针对奕劻本人的重要弹劾事件是一九〇四年二月的御史蒋式瑆弹劾的奕劻在汇丰银行一百二十万巨额存款事件。

御史蒋式瑆是光绪十八年的进士,曾在翰林院工作多年,后转任为御史。在清末鼓励个人创业的经济政策背景之下,蒋御史也曾投身商海,办过电力和水泥公司,不过效益不是很好。蒋御史对庆王奕劻的进攻始于一九〇三年,这一年九月,御史蒋式瑆曾上折子,以御史“风闻奏事”的特权对庆王奕劻提出指控:“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素有好货之名,入直枢廷以来,曾几何时,收受外省由票号汇集之款,闻已不下四十万两,其在京师自行馈献者尚不知凡几,贿赂公行,门庭若市。”

蒋御史的第一封奏折对奕劻的指控没有过硬的材料,贪腐行为没法坐实,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蒋御史没有轻易放弃,他在等待机会,再次向奕劻发起进攻,打掉这只腐败的“大老虎”。一九〇四年二月,蒋御史不知从哪儿得到了奕劻在英国汇丰银行存有巨款的消息,于是上折子说:

臣风闻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俄日宣战消息已通。庆王奕劻知华俄与日本正金银行之不足恃,乃将私产一百二十万金送往东郊民巷英商汇丰银行存放。该银行明知其来意,多方刁难,数次往返,始允收存月息仅二厘,鬼鬼祟祟,情殊可怜。该亲王自简授军机大臣以来,细大不捐,门庭若市。上年九月间,经臣据折参奏在案,无如该亲王不自返,但嘱外官来谒,一律免见,聊以掩一时之耳目,而仍不改其故常。是以伊父子起居饮食、车马衣服异常挥霍不计外,尚能储此巨款,万一我皇上赫然震怒,严诘其何所自来,臣固知该亲王必浃背汗流,莫能置对。……命此款由汇丰银行提出拨交官立银行入股,俾成本易集可迅速开办。

御史蒋式瑆的这个奏折信息量极大,其一是庆王奕劻有一大笔钱存在了外资银行,就是东郊民巷的英资汇丰银行;其二是这一大笔钱的来历可疑,奕劻父子生活奢靡,怎么能存下这么多钱;其三,当时大清政府正在筹办中资银行,也就是户部银行,即便朝廷不追究奕劻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罪,也应该督促奕劻将巨额存款转存到国内中资银行,以示对国家金融改革的支持。

御史风闻奏事,朝廷就会有所回应。很快,朝廷派出以另一位军机大臣鹿传霖为首的调查小组介入庆王奕劻在外资银行巨额存款一案。汇丰银行是英资银行,在大清那个时代,中国政府是无法调查其往来账目的。鹿传霖的调查组只能找到银行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询问该行同庆王爷奕劻有没有经济往来,他们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蒋式瑆的弹劾仅仅是听闻有其事,但没有一件实质的证据,这一点让调查组无从查起。最后,调查小组因查无实据结案,还以无证据诬蔑亲贵重臣为由训斥了蒋御史,并将其调回翰林院工作,不再担任御史职务。

面对亲王重臣、首席军机大臣奕劻,御史蒋式瑆实在微不足道,即便拥有不须负责的“风闻奏事”专权,蒋御史也未能成功指控奕劻的巨额存款一案,自己还丢了御史的差使。那么奕劻在东郊民巷的汇丰银行究竟有没有存款呢?

奕劻的贪腐是毫无疑问的,尽管坊间传闻有杜撰成分,但奕劻贪腐的基本事实是存在的,所谓无风不起浪是也。在清末的北京官场,奕劻“好货”的名声在外,也就是人人皆知他贪财。庆王奕劻是搞权力寻租的高手。在入值军机处之后,特别是在荣禄死后,自己成为首席军机大臣之后,奕劻就大肆将大清王朝的干部提拔问题市场化,下面的官员只能是“提钱进步”,庆王府变成了交易所,时人讥之为“老庆记公司”。光绪二十八年,荣禄病重期间,京城官场盛传奕劻将当上首席军机大臣。政绩卓著,且又善于钻营的袁世凯就拿出十万两银票,派出能与奕劻说上话的杨士琦到庆王府,给奕劻奉上这一笔巨款。从此,袁世凯与奕劻开始了金钱与权力的友谊。此后,每逢年节或是庆王府的红白喜事,袁世凯都会奉上不菲的银子,这让庆王爷着实开心。深谙中国政治逻辑的袁世凯还和庆王长子载振拉上关系,二人换帖子,结拜了兄弟。如此一来,也可以说庆王成了袁世凯的干爹。

那么贪腐成性的庆王爷在汇丰银行究竟有没有存款呢?晚清时代,京中达官贵人在外资银行存款是个很普遍的现象。据晚清报业名人汪康年在其日记中记载的一个故事中可以看出这种现象的常态性,汪氏一次在酒桌上遇到一位京城一家外资银行的高管,这位高管很是高调张扬,在席间宣城自己在京城金融界地位很高,接的都是王公贵族的大业务,京城不少王公贵族的存款都是他经手。从这位有点吹牛皮的银行高管透露的信息可以看出,京城达官贵人在外资银行存款应该是个常态。

清末朝廷还有一位与奕劻有着不相上下贪腐恶名的大佬,此人名为叶赫那拉·那桐,那桐是清末著名的满人学者,与端方、荣庆并列为“旗下三才子”。不过这位旗人才子对大清江山没有多少感情,也没有什么政治操守,唯一的信仰就是银子,通过权力填满自己的口袋是他最感兴趣的事情。在朝中为官之时,那桐与奕劻成了贪腐好搭档,二人合作卖官鬻爵,被人称为“庆那公司”。那桐留下了一本《那桐日记》,成为后世历史研究的重要资料。那桐在其日记中曾经记载,仅在一九〇一年,他就在汇丰银行存过两万两银子。那桐既然存了,那么作为伙伴的奕劻也就有可能也在汇丰有存款。民国笔记史料中曾记载,辛亥革命以后,奕劻颓丧不欢,家人劝其离开北京去天津,但他一时不愿走,一询问,方才知道老王爷在东交民巷外国银行还有三百多万两的存款。据曾经在载振府上当差多年的汪荣堃回忆:奕劻“一旦无权后,还是一个最大的富豪,所有家私现款入民国后完全存在东交民巷里的各外国银行,如美国花旗银行,英国汇丰银行等,每月家庭生活开支就是利用利息支付还用不完”。从种种资料来看,奕劻在汇丰银行有大笔存款肯定是事实。

那么,为什么朝廷调查组却什么都查不出来呢?

其一,奕劻是个绝顶精明的老滑头,昏聩不过是他掩人耳目的伪装。朝廷调查组去汇丰银行查证的时候,恰好是星期天,银行不办公,要等周一才能办事。有了一天的时间差,庆王奕劻就有机会通过关系去消灭证据。

其二,奕劻有可能没用真名存款。根据《那桐日记》记载,这位那大人就曾经以绍景忻的化名在汇丰存钱。既然那桐会假名存款,奕劻也就可能同样这么做。

其三,奕劻等满清贵族官僚是汇丰等外资银行的大客户、金主,汇丰银行也有可能刻意隐瞒事实,帮奕劻脱身。

其四,御史蒋式瑆手中没有过硬证据,这直接决定了后来案件发展的走向。蒋式瑆参劾奕劻的证据是听说的,就是所谓的“风闻”。据胡思敬的《国闻备乘》中记载,汇丰银行的会计吴懋鼎与蒋御史有交情,奕劻在汇丰存款一事就是吴氏告知的。另据《慈禧传信录》记载,汇丰银行高级职员华某曾与载振在一家酒楼喝花酒,不知怎地,得罪了振贝子,被这位“官二代”打了一顿。华某怀恨之下,方才托人将庆王存款一事告知蒋御史。无论是哪种可能,蒋式瑆都没有奕劻存款的确切证据,这也就似乎决定了此案日后的走向。

清末新政期间,朝廷也曾筹划成立独立的中资官方银行,后来成立于一九〇五年的大清户部银行是第一个中共官方银行。作为新政舵手、朝廷重臣的奕劻理当为中资银行多考虑,把钱存进去就是最大的支持。但是,奕劻没有!为什么呢?首先,奕劻对资金有安全形度的考虑,存入户部银行,朝廷会不会查账,会不会打虎,这些都是奕劻所担心的。此外,作为一个绝对的功利取向的老官僚,奕劻对大清的国运可能是悲观的,存入汇丰银行就是为了随时与大清朝切割,做个十足的裸官。

不可否认,开始于一九〇一年的清末新政开启了大清帝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幕,太后和整个朝廷有改革的诚意;也可否认,庆王奕劻作为政治经验丰富的资深官僚有着所谓“老成持重”、“老成谋国”的政治能力和政治素质,是个接近于合格的新政领袖。但是,庆王奕劻缺少了政治家、治国理政的最为重要的素质,那就是政治道德和底线伦理。在一个道德上存在极大负面评价人、一个官德屡屡被否定的人,居然成为大清帝国新一轮改革的旗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可悲。贪官奕劻能否引领大清帝国完成新政改革的任务,战胜革命的步伐,实现民族独立和振兴的中国梦?

(责任编辑:文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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