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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才精华回顾:戊戌年,回顾两甲子前「戊戌变法」中真实的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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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才精华回顾】袁世凯,一位在中国近代史上赫赫威名的人物,一位影响了近代中国数十载命运的人物,他的一生有着许多的传奇。然而这样一位显赫的人物,却在1898戊戌年那场惊天动地「康梁变法」中成为了背负着种种的非议。那么在那场本来可以改变中国近代史的变法中到底发生了什么?而袁世凯有在其中做了些什么呢?

袁世凯发迹于朝鲜,最开始跟随原叔祖父袁甲三的同僚李鸿章。甲午战争战败后,李鸿章的势力元气大伤,袁世凯也一落千丈,成为官场的开却官员。于是乎他开始上下走动,交结各种人物,图谋东山再起。当时朝廷上下在经历甲午一战后,对于中国传统的陆军失去了最后的信心。

于是乎,袁世凯似乎抓住了这一点就马上撰写编练新式军队的书籍,向各方呈送,最后被荣禄等人看中,负责新建陆军组建的工作。也正是这一时期在天津练兵的时候,他结识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

袁世凯曾向光绪上书,建议变法。1895年夏,康有为第四次上书,都察院和康有为任职的工部都不肯传递,最后还是袁世凯通过督办军务处代递的。维新派成立强学会,袁世凯是发起人之一。无可厚非的可以看出,袁世凯是支持赞同变法的。因为支持光绪皇帝的变法,也就等于支持了维新派,无论是忠君报国还是谋求个人发展,袁世凯和维新派混到一起去都是自然而然的选择。

1898年6月11日变法开展后,一会儿是礼部六堂官被革职,一会儿是几天后谭嗣同等四位军机章京顶替旧人上任,朝野纷纷扰扰。保守势力接连受到鲁莽的打击,大惊,内心更加厌恶维新派。

在这样的情况下,康有为等人「针锋相对」,寻求军事外援。这个外援就是天津的袁世凯。于是七月底,光绪皇帝召见了袁世凯,越级提拔为兵部侍郎,并赋予专管练兵大权。袁世凯非但没有喜悦,反而在宫廷的各种眼光注视下惊得冷汗直流。维新派鲁莽冒进至极,紧接着决定开懋勤殿,专预新政,企图踢开军机处,成立新的施政机关;八月初又召见伊藤博文,鼓吹任用甲午战争的仇敌为大清的客卿。维新派的手伸得太长、胃口太大了,保守势力忍无可忍。既然维新派不客气,保守势力也要不客气,要「刺刀见红」了。

八月初三,御史杨崇伊密奏慈禧太后,轻视太后重新训政。保守势力正式准备政变。有所预感的光绪皇帝在前一天(八月初二),给康有为密诏:「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分子接到诏书,痛哭失声。他们没有躲避,而是孤注一掷,决定通过军事政变,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交权。找谁的军队发动政变呢?康有为记得袁世凯曾写信愿意为维新「赴汤蹈火,亦所不辞」。

当日夜里,一身豪气的谭嗣同夜访袁世凯住的法华寺,假传圣旨,要求老袁出兵杀荣禄,围颐和园,废黜慈禧。袁世凯又出了一身冷汗。他的新军虽强,但周围有军力更多的其他部队,况且小站离北京三百里路,长途奔袭颐和园无异于异想天开。总之,康有为等人的政变机会就像小孩子在做白日梦。

袁世凯明知不可为,但谭嗣同慷慨激昂,逼他表态,袁世凯不得不表态效忠光绪,拥护政变。当晚,谭嗣同和袁世凯没有商定政变细节。八月初四,康有为离京而去,留在北京的谭嗣同、梁启超和袁世凯还是没商定政变细节。就在初四这一天(9月19日),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回到紫禁城,宣布将光绪由大内移驻瀛台。保守势力提前开始政变了!

天津的荣禄拥护慈禧太后,一直关注维新发展。袁世凯突然受召入京,无由头地晋升兵部侍郎,让荣禄疑惑重重。他调动军队,增兵天津加强防守,同时调兵到长辛店牵制小站新军。最后,荣禄以列强出兵大沽口为由,急信袁世凯,要他迅速回防。袁世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初五乘车赶回天津的。

袁世凯出天津火车站,坐轿子来见荣禄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天色已晚,荣禄还是接见了他。荣禄和袁世凯两人都心怀鬼胎,可谁也没有谈及政变一事。荣禄没向袁世凯谈及保守势力的政变计划,也没问袁世凯和维新势力的勾结。袁世凯是心急如焚,不知道如何谈起。前两日加授侍郎衔后,袁世凯按规矩到颐和园去向慈禧太后谢恩。袁世凯跪在地上,瞥见慈禧太后脸拉得很长。

她指着袁世凯问:「皇上问你『倘令汝统带军队,汝肯忠心事朕?』你怎么答的?」袁世凯愣住了,一时忘了自己怎么回答的。慈禧冷笑一声:「猴崽子,你说的是『一息尚存,必思图效』,对吧?」袁世凯顿觉毛骨悚然。慈禧最后警告说:「要图效大清朝廷,整陆军,原是要紧,但皇上也太觉匆忙,我疑他别有深意,你须小心谨慎方好。下去吧!」袁世凯多日后怕,深感保守势力的强大,极想把维新派要他出兵政变的事告诉荣禄,又不知如何开口。

一五一十地说吧,自己和维新派关系太深,难以洗清罪名;而且光绪皇帝似乎给了维新派密诏,这可是一把尚方宝剑啊!总之袁世凯顾虑重重。他知道荣禄肯定不是维新派的,但内心又有点捉摸不定维新派和保守派孰胜孰负。就在袁世凯故作镇定,而拜访荣禄的官员又不止一位。当时还有一位叶姓官员在场,袁世凯于是没有示意荣禄要面对面密谈。

一直到夜里二更,袁世凯和荣禄不着实质内容的会谈才结束。荣禄「留」袁世凯在府上住下,不让他返回小站军营。

八月初五,袁世凯什么都没和荣禄说。但是事后盛传袁世凯当晚就将维新派的政变计划向荣禄全盘托出,邀功请赏。传说同时还说荣禄连夜乘坐专列,进京向慈禧太后报告。慈禧太后这才发动政变,镇压变法,血洗维新力量。这个说法越传越广,连教科书都如此记载。在其中,袁世凯是个可耻的告密者。

真实情况是袁世凯当夜根本没想好怎么述说情况,也没找到机会告密–内心也有那么一点犹豫要不要告密。除去袁世凯不说,有四大证据可以反驳主流说法。

首先,主流说法高估了清朝铁路交通的能力。当时天津到北京的蒸汽火车运行要调动各个机关衙门,需要沿途各站的配合。就算荣禄深夜知道了政变计划,要在几个小时内调动整条铁路线的人员和物资,开出专列,在天亮前赶到北京是不可能的。这还没考虑上北京城宵禁的因素呢!

第二,宫廷制度规定荣禄不可能深夜闯宫求见太后。慈禧太后名义上已经归政光绪,退居后宫了。她不能随时随地、直接无碍地接见朝廷大臣–更不用说在后宫深夜接见了。慈禧太后甚至都失去了直接接收大臣上奏的权力。几天前,杨崇伊要求镇压维新的奏折就是密奏,而且是通过庆亲王奕匡带入后宫转呈的。即使荣禄一定要深夜闯宫,也一定要拉上奕匡。这又要大费周折,消耗时间。

第三,袁世凯回天津的第二天(八月初六),慈禧太后在早朝宣布重新训政、囚禁光绪帝、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当天早晨的上谕给康有为安的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其中并没有”军事政变”的罪名。前两项罪名只能让康有为”交刑部按律治罪”。而军事政变的罪名则可以一招置康有为等维新势力于死地。保守势力为什么不用呢?因为他们还根本不知道维新当人有政变计划。

最后,推翻袁世凯在初五告密的最有力的证据是,杨崇伊上奏后保守势力就计划政变了。荣禄作为保守势力的核心成员,深知政变计划已经在初四开始。

那么,即使袁世凯将维新派的政变计划全盘托出,也不会改变已经射出的政变利箭。因此根本不存在袁世凯告密引起保守势力连夜政变的说法。那么,难道袁世凯始终保守维新派的政变计划吗?不是的。他在第二天将计划完全报告给了荣禄。

八月初六,杨崇伊奉命赶到天津宣读北京政变、太后重新训政的通告。荣禄从他那里知道了袁世凯在北京的几天和维新派交往甚密的情况,疑心大起,下令传还在府上的袁世凯来见,同时「令卫兵夹道罗列」,务必要探清楚袁世凯的虚实。袁世凯已经知道慈禧太后提前下手,维新力量彻底失败的消息,见到荣禄重兵罗列的架势,内心恐惧,主动将三天前(初三夜里)谭嗣同在法华寺的计划完整道来。荣禄的幕僚在笔记中有「袁大哭失声」,「跪求荣为作主」的记载。我们透过此等细节,可以想象当日的情景。

到最后,袁世凯还是背叛了维新派,告密了。但是他在初五告密还是在初六告密,是有重大区别的。关键是初六早朝,慈禧太后公开走回前台,镇压维新派,宣告戊戌变法的正式终结。袁世凯如果在之前告密,是卖友求荣、邀功请赏,是主动的;在之后告密,是已不可为、坦白自保,是被动的。「这样看来,袁世凯的告密并非积极、主动,而是在他已听到西太后训政消息之后,怕受连累被惩罚,被动告密。」八月初七,杨崇伊携带荣禄写好袁世凯告密内容的密折返京。慈禧太后大惊,在初九日再颁上谕逮谭嗣同等七人,开市大肆搜捕维新派,血腥屠杀。

摘自:《历史中的疑难杂案》、《戊戌百年》

作者:林方

责任编辑:姜启明

文章来源:新三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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