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回顾 谭嗣同与大刀王五(图)

谭嗣同与大刀王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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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才网讯】清朝晚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变法运动失败,慈禧下令镇压,康、粱外逃,而其余的主要人物: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弟、康广仁和杨深秀等六人被捕,并于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被斩首于北京菜市口刑场。这六个人,史称“戊戌六君子”。六个人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谭嗣同,因为他原来完全有机会逃走,他事先已获悉自己将被捕的消息,而他的好友“大刀王五”及当时日夲驻华使馆中的几个日夲友人,也都表示愿意邦助他出逃,但他都一一拒绝,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在被捕之前,他做了三件事:第一是将自己所有的文稿、书信等物整理好后,交给当时避住在日夲驻华使馆的梁启超,请梁保管和处理。第二件事是与他的武功老师又是至交的大刀王五诀别,把随身佩带的“凤矩”宝剑赠送给王五,并希望王五能继承他的改良事业。第三件事是在自己的居住地给自己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以他父亲的身分而写,信中都是责骂自己的话,什么大逆不道,什么不忠不孝,什么变法改良是逆天行事……并最后表示要与他脱离父子关系。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让他的父亲免受牵连。果然,后来就由于有了这封信,他的父亲仅被撤职了事,家属也未受连累。待信写好不久,清兵即来到他的住所将他逮捕,时为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五日。仅隔三天,即到了九月二十八日,他就血洒菜巿口,年仅三十三岁。

 

Wangwu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一八六五年三月出生于北京。他的家庭世代为官,他出生时,他的父亲谭继洵已官至户部员外郎,又过了几年,转任甘肃省巩、秦、阶道道台。

谭嗣0同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就是在甘肃度过的。由于出生于一个世代为官的家庭,因此,谭嗣同从五岁起就开始接受教育,苦读四书五经之类的儒家典籍。但是,他生性厌静好动,所以他又喜欢习武。在少年时代,谭嗣同拜了两位师父,一文一武,文的是他的同县人欧阳中鹄,武的即是大刀王五。从此,谭嗣同既习文又练武,空余时间更欢喜与家丁或同伴们去山野森林练习骑射打猎。对于这样的一段生活,十九岁时的谭嗣同曾作诗述志:

“策我马,业我裳,天风终古吹琅琅!何当直上昆仑巅,旷观天下名山万迭来苍茫!”

从诗里可以看出,谭嗣同并不满足于读书、练武和射猎,他不是那种想做官发财或玩物丧志的人,他心中藏着“天下”,他有他自己的抱负和追求。

两位老师对谭嗣同的一生起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在思想上当然是欧阳中鹄起了主导作用,因为他是教文的,而他夲人又十分钦佩明末清初两位著名的思想家:王夫之和黄宗羲,因此也就间接地把这种思想传授给了谭嗣同,在谭嗣同的身上播下了要求改良和变法的种子。再说欧阳中鹄曾在北京的一个衙门里做过一阵子官,见多识广,这对年轻的谭嗣同增长知识也有好处。而大刀王五则来自于民间,原在镖局任镖师,因武艺高强,声名鹊起,特别在北方,“大刀王五”这个名词几乎无人不知,而对他的真名:王正谊,知道的人反而不多。王五为人豪爽,因与镖主起矛盾,遂脱离镖局,浪迹天涯,行侠仗义,后被人请去在一私人武馆任教师,又经人介绍得识谭嗣同,谭遂拜其为教武功的师父。由于王五来自于民间,了介民间的疾苦,这对于出身于世代为官家庭的谭嗣同来说,也未始不是一件好事,使他了介到许多他原来毫不知晓的发生于民间的事,也使他简接地了介了老百姓的艰难困苦。谭嗣同也是一个豪爽之人,因此两人一见如故,,虽是师徒关系,竟成了忘年之交(王五比谭嗣同大10多岁),到后来又发展成生死之交。

上面已经说过,谭嗣同是个厌静好动之人,对功名利禄又淡如秋水,因此他虽然读过不少书,却对于参加科举考试非常不积极,一开始还参加了几次,由于态度消极,准备又不充分,自然几次都名落孙山。到了后来,他甘脆不再参加考试,彻底放弃了这条通过科举考试慢慢往上爬的做官道路,二十岁以后,他开始漫游全国,时间长达十年•在这十年中,谭嗣同看到了祖国壮丽秀美的河山,:有宏伟的崇山峻岭,有一望无际的旷莽原野,有秀丽妩媚的江南风光,有小桥流水的农舍田家。这使得他感觉到祖国的河山有多美好,增强了他对祖国的热爱。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他亲眼目睹了各地普通老百姓的穷困苦难的生活。有一天,谭嗣同行进在陕甘道上。那一年黄河下游闹水灾,清朝政府不管人民死活,依旧是课捐重税,大肆盘剥。山东、河南二地的灾民,携儿带女,成群结队地往西北逃荒,肌寒疲困,沿途还有饿死及病倒不起的,其状惨不忍睹。谭嗣同问灾民到什么地方去,灾民们回答说:“到有荒地的地方开荒去”,谭嗣同又问:“是你们自已要去吗?”灾民们回答说:“故乡已是汪洋一片,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了,还能留恋吗?”谭嗣同想:在这种时候政府应当站出来邦助灾民,至少应给予车辆、粮食及医务上的帮助,怎么能够不闻不问呢?天下太平时,这个捐那个税,农民们一分不能少,等到天灾人祸,农民们无家可归时,政府却不管了。谭嗣同的心中对清政府非常不满意。总而言之,十年的漫游生活使得谭嗣同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并结识了一些与他志同道合的人。更为重要的是他认识了社会,感受到了民间的疾苦,他觉得清政府的很多做法不合理,需要改良。通过十年漫游,他深切的感到:中国的河山如此壮美,但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却如此悲苦,实在不相称。

公元一八九四年到一八九五年,中、日之间发生战争,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甲午战争”。结果中国战败,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条约中割地赔款,使中国丧失了大量主权。但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不仅不检讨自己,反而把战争失败后的损失转嫁到全国的老百姓身上,加重了各种课捐杂税,加紧搜括民脂民膏,由于赔款数额巨大,几乎家家户户都得作出贡献。由于《马关条约》的签订,清朝政府的腐败和卖国的本质暴露无遗,这使得谭嗣同悲愤无比,由原来的不满发展到了反感,在给亲友的信中,他指责清政府“竟忍以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并表达了希望能摆脱清朝满族人的统治。这种思想,在他所著《仁学》一书中也有所发挥。《马关条约》签订后,悲愤的谭嗣同写下了一首七言诗:

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一八九六年至一八九七年,谭嗣同完成《仁学》一书。当时的谭嗣同正处于十分苦闷的心境之中,因此他如痴如狂地研读佛经,希望能在佛教的学说中找到一些答案。加之他学过西方的知识,及王夫子、黄宗羲等人的著作,还有过去所学的儒家、墨子等思想,他吸收其认为合理的部分,再加上自己的想法,进行融会贯通,写成此书。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谭嗣同所设计的“救世”方案;二是对于封建专制的抨击,即所谓的“冲决网罗”。谭嗣同的“救世方案”虽然有人说是唯心主义,但他的目的是为广大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而设计的。至于“冲决网罗”,则是代表了当时属于先进力量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权利,向压迫它、束缚它发展的封建专制主义进行宣战。《仁学》一书中的某些言论,在清末思想界中产生过相当的影响。

在谭嗣同写《仁学》期间,维新运动也正在各地开展。一八九五年,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后来又多次上书,提出变法的要求和主张。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又在北京、上海、天津和广东等地创办报刊,成立学会,大力宣扬变法。这时的湖南巡抚是陈宝箴,他是唯一支持变法的地方大官,而黄遵宪、唐才常等人此时也正在湖南,因此湖南省成了全国变法运动声势最大的地方。唐才常等人还创立了《湘学报》,与上海的《时务报》、澳门的《知新报》并立,被称为“三足鼎立”。一八九七年上半年,陈宝箴、陈三立、唐才常和谭嗣同等人,在湖南创办了时务学堂,这是为了培养精通中外和拥护维新的人才。这个学堂,虽然只办了二年(在戊戌政变后被撤销),却培养了不少人才,其中有些人后来转向了革命。梁启超、唐才常和谭嗣同等人,经常到该学堂讲学,成为他们宣传维新变法思想的重要场所。但是,湖南的变法运动也绝非一帆风顺,新旧两派斗争激烈,旧派势力顽固异常,而新派中却有知难而退半途脱逃者。而谭嗣同却与唐才常等人一起,坚定不屈地反击顽固派的进攻,成为湖南维新运动中的骨干。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德国强占胶州湾。接着,沙俄强占旅顺、大连,法国强占广州弯……。中国成了一大块任人宰割的肥肉。在这种形势下,康有为又两次赶往北京,上书给光绪皇帝,全面地提出维新变法的具体内容。光绪皇帝也深感各国列强的咄咄逼人,如果再不变法图强,不但国家不保,连自己的皇帝之位也摇摇欲坠……。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光绪皇帝下“明定国是”的诏书,正式宣布变法。从这天起,到九月二十一日止共一百零三天,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百日维新”。(维新运动仅仅维持了一百天就被钲压了,何况是在皇帝领导下的运动。许多爱国志士被砍了头,皇帝自己也遭软禁……可悲呵,当时的执政者,为什么在外国列强面前如此不堪一击,而对自己人却这样凶残呢?提出维新变法,目的也无非是希望国强民富,不再受外人欺凌,可能会触及你的一点私利,但这也值得你挥起屠刀大开杀戒么?你们从小读的四书五经,你们对古贤的教导:诸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你们都读到那里去了?综观世界各国,凡在皇帝领导下的改良变法都能成功,而且不流一滴血,如沙俄的彼得大帝,如日本的明治天皇,但一旦到了中国就不行了。可怕呵,中国的旧习惯和旧势力。)

根据康有为的建议,光绪帝决定起用一些新人来推行新法。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二日,光绪帝下令湖广总督张之洞和湖南巡抚陈宝箴,速派黄遵宪和谭嗣同上北京接受新职。由于当时的交通落后,谭嗣同在路上花了近二十天,于八月二十一日才到达北京。

一八九八年九月五日,谭嗣同与杨锐、刘光弟、林旭等四人,受光绪帝召见,光绪帝授四人以四品官衔,任命他们在军机处章京上行走,参与对新政的筹划。四品的官衔和军机章京的职位,并不显赫,但光绪帝在他们的职位上特加上“参与新政”四个字,这是仿照唐朝的“参知政事”一职,使四人的位置近似“宰相之务”。此后,这四人实际上成了光绪帝的主要助手,并承担光绪帝和康有为之间的联系人。

就在光绪帝及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为首的改良派在努力推行新法时,反对变法的势力也在紧张的活动,他们准备以武力来解决这个问题。以慈禧太后和荣禄为首的反对新法的旧势力,他们手中掌握着兵权,因此,他们决定在秋季的天津阅兵时发动兵变,罢黜光绪帝,废除所有新政。这个消息传到改良派那里,使他们惊恐不安。他们想方设法,商讨对策。康有为建议光绪帝建立皇帝亲自统率的军队,改国号,迁首都……这些建议虽然合理,奈何光绪帝根本办不到,何况时间上也来不及。当时驻扎在京津一带共有三支武装部队,由袁世凯、聂士成和董福祥分别统领。聂士成和董福祥是荣禄的人,肯定不会听你改良派的,而袁世凯则态度不明朗,但平时对变法显得颇“热心”,且加入过康有为建立的“强学会”。何况三支军队中以袁世凯统领的一支为最强,是一支有七千人的新建陆军,当时也是清朝军队中最强的一支。在情急之下,虽然也担心袁世凯不一定靠得住,但还是把希望寄托在袁的身上,希望袁看在光绪皇帝的面上,能站出来“救驾”,从而也能挽救维新派的命运。那么谁去袁那里做这个说服袁能够“救驾”的工作呢?谭嗣同自告奋勇去当说客,要说服袁世凯举兵杀西太后的亲信一一直隶总督荣禄,并派兵包围西太后的住地颐和园,救出光绪皇帝。

九月十八日夜,谭嗣同独自一人前往北京法华寺一一当时袁世凯的住地,袁世凯很客气地接待了他。双方寒暄一番之后,谭嗣同就直奔主题:说当今圣上正面临危险,说荣禄欲借阅兵之机废黜皇上,现在唯一能救皇上的只有他袁世凯了……最后,谭嗣同说:“您愿意救,就请救之,如不愿意救,就请现在将我缚了送去给西太后,您也可以立功领赏了。”说毕,伸出双手,准备给对方捆绑。

“您把我袁某当作什么人了?”袁世凯一脸严肃并且大声地说,“皇上是我们共同的恩主,救护皇上,不仅是您的责任,也是我的责任。您有什么要我做的,尽管对我说好了。”谭嗣同见袁世凯如此忠诚激烈,当即信以为真,就将他们的计划和盘托出,为保险起见,又故意用了一个激将法,他对袁世凯说:“荣禄是个奸雄,您要对付他恐怕不大容易吧?”袁世凯一脸怒容地说:“只要有皇上的命令,杀一个荣禄就象杀一条狗一样,有什么难的?”这样,谭嗣同与袁世凯的会见算是有了“圆满”的结果。谈话结束以后,他就赶回去向康有为等人报告“喜讯”。

事隔二天,即到了九月二十日,袁世凯赶到天津,把谭嗣同他们的计划全部告诉给荣禄。荣禄当晚即乘专车到北京,下车后直奔颐和园,向西太后告发。第二天,即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凌晨,西太后下令软禁光绪皇帝,接着,又宣布自己再次“临朝听政”,并开始大肆搜捕改良派和所谓的“帝党人物”……“百日维新”中颁布的一切新政,均被推反。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戊戌政变”。(谭嗣同及改良派都给袁世凯出卖了。这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象袁世凯这样卑鄙狡诈的小人,在历史上也并非绝无仅有,得志者也不胜枚举,为什么?因为君子斗不过小人,所以君子谭嗣同会上当受骗于袁世凯。人类是在不断进化的,人的道德也应当在不断进化,希望象袁世凯这样的人越来越少,而不是越来越多。)

九月二十五日,谭嗣同在自已的住所浏阳会馆被捕。被捕后,谭嗣同在狱中只关了三天。他回顾往事,,将自己的遭遇与汉朝的张俭和杜根作比较,觉得有相似之处。他想到自己能逃而不逃,甘愿引颈就刎,是否符合圣贤所说的“杀身成仁”这一条……他又想到康有为和大刀王五,他们两人一个已逃离北京,一个还留在北京,希望他们继续努力,去完成未曾完成的维新变法事业。想到这一切时,他从地上拾起一块煤屑,在牢房的墙壁上写下一首诗:

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九月二十八日下午四时,谭嗣同在北京菜市口刑场慷慨赴死。临刑前,他叫监斩官刚毅走过来,说:“我有一言要对你说!”但刚毅不予理睬。谭嗣同口中念着“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而就刑……。

谭嗣同死时,北京没有他的亲人,他的亲人都在湖南。而朋友们则是死的死,跑的跑,也没有什么人了。这时,总算还有一人挺身而出,亲自为谭嗣同收尸埋葬。这人就是大刀王五。第二年,王五又与谭嗣同的家人一起,把谭嗣同的骨骸运回湖南浏阳老家,造墓于城外的一处石山下面。至于大刀王五其人,他今后的遭遇如何,最终结局怎样,则众说纷纭,难以统一。曾有人将他的事迹写成长篇小说,可见他的一生也不平淡。但笔者只记得一种传说:在谭嗣同死后第三年,大刀王五离开中国前往南洋,不知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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