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胜古迹 古寺响堂山石窟 (组图)

古寺响堂山石窟 (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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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堂第九窟,俗称“大佛洞”,主尊造像为三世佛神王形象。此窟是响堂山石窟规模最大,雕刻最精美的石窟。

响堂山石窟又称响堂寺石窟,坐落在河北省最南端的邯郸市。响堂山石窟为北齐时期石窟艺术的代表,其雕刻及造像技术不但继承了民族艺术的传统,同时也吸收了外来艺术手法,为隋唐写实雕刻艺术奠定了基础,形成承前启后的新风格。石窟构思巧妙,窟内石像造型优美,庄严而神圣。据传,在响堂山石洞内拂袖、谈笑即能发出锣鼓铿将之声,故而得名。

据金正隆四年(1159)《常乐寺重修三世佛殿记碑》载,石窟始凿于崇信佛教的北齐,历史上有几代帝王大力推崇佛教,北齐文宣帝高洋(550~559在位) 便是其中之一。

响堂山石窟所起的作用主要是为出家人提供了一个修炼场所,在山上或平原建庙为寺,在山里建庙为窟。寺即是窟,窟也即是寺,因为他们所起的作用都是一样的,只是名称叫法不同而已。当时这里是自邺都(北齐的都成)至晋阳的必经之地。高洋皇帝不惜人力物力,选择鼓山开窟建寺,遂造就了既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又具有浓郁地方风格的响堂山石窟艺术。此后,隋、唐、宋、元、明等历代均有续凿。

北齐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政治动荡而战事连连的朝代,然而这个短暂的王朝却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下,达到了艺术的高峰。鲜卑贵族与武士,汉族官吏和艺匠,佛教僧侣,以及外族商人,乐伎,和官方使节都活跃于当时政治,宗教,文化界,因此北齐时代的艺术受多元种族的影响,正是这个时期,绘画和雕塑艺术有了显著的发展。

石窟建筑宏伟壮观北响堂寺石窟开凿在鼓山北侧陡峭的崖壁上,共有9座,分南、北、中3组。中组石窟的外观似楼阁,内壁浮雕有花卉、动物、佛像等造型,古朴典雅。 北响堂寺石窟规模最大的是大佛洞,洞宽13.3米,进深12.5米,洞内供有一尊高约3.5米的坐佛。大佛端庄浑厚,肌肉丰满,线条柔和,神气秀逸,衣纹密集而富有装饰性,虽经千年风日侵蚀,现仍可窥之原貌。唐代高僧释道宣在 《续高僧传》用“中诸雕刻骇动神鬼”来形容当时雕刻之精美。

南响堂石窟地处临水镇纸坊村西北,鼓山南麓,滏阳河北岸。景区现存大小石窟7座,分上下两层,上层5座,下层2座,自下而上分别为华严洞、般若洞、空洞、阿弥陀洞、释加洞、力士洞和千佛洞。其中华严洞规模最大,高约4.9米,宽和深各约6.3米,内刻《大方广佛华严经》, 故称华严洞。窟内南壁正中上部有阿弥陀佛净土图故事的大型浮雕,南面中心柱上部有释加说法图和佛本生故事浮雕。

南响堂山石窟千佛洞最为华丽, 洞壁广造千佛,有大小造像1,028尊,故名千佛洞。洞壁佛像鳞次栉比,颇为壮观。窟外整体外观为覆钵塔形。窟前设四柱三开间前廊的仿木结构建筑,其斗拱窟檐以上凿大形覆钵,钵中央雕展翅欲飞的金翅鸟,上雕宝珠,钵两端饰卷云状山花蕉叶,这一保存完整华丽的装饰,十分罕见。

南响堂山石窟千佛洞最为华丽, 洞壁广造千佛,有大小造像1028尊,故名千佛洞。

窟内进深3.6米,宽3.9米,高3.7米。前壁满雕塑千佛,其它三壁又凿一大龛,内均一佛二弟子两菩萨。壁上部也各雕千佛,下设基坛,窟顶微隆,雕莲花和八尊伎乐天。伎乐天也就是持乐器的飞天,有的手弹竖箜篌,有的口吹竹笙横笛,飞天们随着那幽雅的乐曲、优美的旋律,手舞足蹈,载歌载舞,供养天人双手捧钵敬献仙果,表现了《法华经壁喻品》中的所谓 “诸天伎乐,百千万神,于虚空中,一时俱作,雨众天华”的景象。

第三个部分为水峪寺,也被称作“小响堂山”。小响堂寺分石窟和寺院两部分。鼓山东侧为寺庙旧址,窟前坡下有宋经幢两座。石窟及摩崖造像均凿于寺院西侧的一处低矮的石灰岩山崖壁上,总长22米,有东西两座石窟,摩崖造像两处,大小佛龛20个。

开启唐代造像先河从响堂山石窟开始,中国佛像雕刻艺术开始步入了细腻化的阶段,在表现手法上,也从强调传统线的艺术向对表现对象的立体描摹方向发展,注重造像的身体结构,使造像具有圆转浑厚的立体感。这种重于形体营造的观点无疑在中国造像史上是一个飞跃,正基于此,之后才会出现绚丽多彩的盛唐雕塑。

响堂山北齐造像雕刻技法,一方面继承了北魏的风格,一方面又创造出新花样。北魏时期的造像多用直平刀法,衣纹表现为阶梯式,给人一种纯朴、粗犷而又生硬的感觉。响堂山在吸收这种技法的同时,又使用了圆刀法进行混合处理,尤其表现在衣纹转折处更为明显,使造像的服饰趋于圆润,赋予真实。在表现造像的肌体上则更多的使用了圆刀法,坚细易雕的石质加上艺匠们娴熟精湛的雕刻技法,使造像平添了无限的生命力,并表现出鲜明的个性。

石窟刻经创碑文书法在响堂山石窟中,除了精美的壁画,还有极具艺术价值的摩崖刻经。石窟中的刻经是响堂山的一个显著的创新之处,拥有大量刻经的北响堂山南窟也被称为“刻经洞”。洞窟外形明显流露出受印度健陀罗风格的影响,呈现出一座座覆钵塔的造型。刻经洞的内外壁刻满了佛经经文,旁有北齐天统四年(公元568年)至武平三年(公元572年)唐邕书写的《维摩诘经》4部,碑文隶书,笔锋犀利,刚劲挺拔。

响堂山石窟刻经和其造像一样,刀法洗练纯熟,给人一种读之忘归的艺术享受。清朝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一书中说:“南北朝之碑,无体不备。唐人名家皆从此出,得其本也,”肯定了北碑的魅力。康有为又进一步为学书之人开列出了近20种可供临习参考的佳碑,其中响堂山的碑品达5处之多。

古籍《集古求真》中则称,响堂山石窟中的《唐邕写经碑》“书兼隶笔,然圆腴道厚,实导唐贤先路。”此碑结字平稳,不尚奇险,字虽丰腴,却没有所谓的“火气”。可见,响堂山石窟北朝刻经的书法艺术自古以来便备受学人的推崇,当属中国古代名碑之列,也是研究中国书法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由于历史过程中石窟所受到的严重损毁,今天的响堂山已经无法向我们呈现出当初绚丽多彩的艺术成就了。在这些损毁当中,有一些属于时间的侵蚀和几百年来历史的沉淀,然而绝大部分是出于近代以来长期的人为破坏。

虽然响堂山石窟昔日难再,但人们对佛的信仰却依然如故,佛经的传播,也没有因为响堂山的败落而停止。旧的寺院残毁,新的庙宇又建成,人有轮回,历史循环,当感叹人生“何枝可依”之时,不妨迈向追寻真理之途,从响堂山的兴衰来看,人们可以想到的是纵然是岁月的沧桑也难掩佛法真理的辉煌。

(责任编辑:肖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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