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才网讯】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英王乔治三世派遣特使马嘎尔尼来华时，曾带给乾隆皇帝一份国书，原文经当时清廷的通事，言词很是恳切，翻译如下：
本王知道中国地方甚大，管的百姓甚多，大皇帝的心里，把天下的事情、各处的人民时时照管，不但中国地方，连外国地方都要保护也。他们又都心里悦服，内外安宁。各国所有各样学问，各样技艺，大皇帝恩典都照管他们，叫他们尽心出力，又能长进生发，变通精妙。早有心差人来，皆因本境周围地方俱不安宁，耽搁多时。如今把四面的仇敌都平服了，本境平安，造了多少大船，差了多少明白的人，漂洋到各处，并不是想添自己的国土，自己的国土也够了；也不是为了贪图买卖便宜，只为着要见识普天下有多少地方，各处事情物件可以彼此通融；别国的好处咱们能得到，咱们的好处别国也能得到。恐各处地方，我们有知道不全的，也有全不知道的。从前的想头如今蒙天恩可办成了。要知道各处的禽兽、草木、土物，要把四方十界的物件，各国互相交易，大家都得便宜。是以常想着，要将各国的风俗礼法明白了。
如今，闻得各处，唯有中国大皇帝管的地方，一切风俗礼法比别处更高至精妙，实是头一处，各处也都赞美心服的。故此，越发想念著来向化输诚。此时不但大西洋都平安，就是小西洋红毛邻国的人，他没有理同本国打仗，也都平覆了。如今本国与各处全平安了，所以趁此时得与中国大皇帝进献表贡，盼望得些好处。从前本国的许多人，到中国海口来做买卖。两下的人都能得好处。但两下往来各处，都有规矩，自然各守法度。唯愿我的人到各处去安分守规矩，不叫他们生事。但人心不一样，如没有一个人严格管束他们，就恐不能保其不生事。故此，求与中国永远平安和好，必得派一我国的人，带着我的权柄，住在中国地方，以便弹压。我们来的人，有不是之处，罚他们，有委屈，亦可护他们，这样办法可保诸事平安。我如今为这些缘故，特差一个人到中国来照管这些事情。请指示。
此致 敬礼并恭候金安 英王 乔治三世 年 月 日
1793年，英国向中国派来了第一位正式使臣，并要求常驻北京。同时希望中国也派大使常驻伦敦，所有交通工具和到英后的费用英国愿代付。那时英国经历了工业革命，科学技术已走到了世界的前列。使臣的随员中，颇有能工巧匠，包括天文学家、数学家；带来的礼品中，有天文仪、地球仪、枪炮、乐器。如果当时乾隆也拿出下江南的劲头，不仅答应了英国的建议，干脆自己也微服出访，体察“洋情”，中国的强盛自不待说，还免去了多少后来的生灵涂炭、兵祸人灾。遗憾的是，乾隆皇帝断然拒绝了英国的建议，说是不能因英王一人之请，“更张天朝百余年之法度。”
1816年，英国国王再次派使臣亚墨尔斯自天津海口登岸，嘉庆皇帝派工部尚书苏楞额前往接待，并赏给筵宴。苏楞额带领英使臣谢宴时，英使臣不肯行三跪九叩首礼。后来他又到了通州，嘉庆皇帝又派理藩院尚书世台泰、礼部尚书穆克登额前往教授行礼规则。然而在英国使臣觐见嘉庆皇帝时，人已到了宫门口，正使突然称病，不肯进殿。嘉庆皇帝又让英国副使觐见，副使也称病不肯觐见。嘉庆皇帝大为恼火，立刻下令将使臣遣送出国，同时将苏楞额、台泰、穆克登额降职的降职，革差的革差。为此又给英王发去一道敕谕，告诉英王，你的使臣不敬恭做事，这是你的使臣的过错。你的国家距中国如此遥远，派使臣远涉重洋，来一趟实在不容易。来了之后又不谙习中国的礼仪，以后你不要再派使臣来了，只要能倾心效顺，不必年年都来朝贡，这也称得上是归化中国了。
1862年，中国的国势已成为强弩之末。在列强的威逼下，到清廷成立总理外国事务衙门时，外国使臣觐见中国皇帝，已不必再下跪叩头，而是改为鞠躬。但其他方面的礼仪规定，却仍使外国使臣不满。外国使臣递交国书时，不准走皇宫正门，只能从后边的东华门进出，觐见之殿也不是正殿，而只能是偏殿，如紫光阁、承光阁、文华阁等。各国使臣多次向中国提出异议，清廷也做了一些改变，但终未达成与国对等的礼仪规则。尤其可笑的是，直到8国联军占领北京，在大炮声的轰鸣中，清廷才在各国提交给中国的和谈条款中增加了改变觐见礼仪的条款，不得不答应觐见在乾清宫正殿进行；进宫出宫，景运门外各国代表可乘舆，从景运门至干清官乘轿，乾清宫阶前至皇帝驾前步行；如果各国使臣向中国皇帝递交国书或本国元首的亲笔信时，中国皇帝派仪仗队和专轿前往使臣下榻的地方接送，专轿的规格与中国亲王所乘的规格等同，并装饰黄带；进宫时，只要使臣携带国书或本国元首的亲笔信件，一律从宫中正门进出；中国皇帝直接从使臣手中接受国书和国家元首的信函；皇帝宴请各国代表，宴席设于宫内殿中，皇帝亲临宴会。
近代以前，中国人的世界观历来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小天下”观，对中国皇帝而言，与四邻的关系只是宗主国和藩属国的关系，代表藩属国的来访者进京是来进贡的。当俄国派留学生到北京学汉语的时候，朝廷答应的条件是，必须穿戴中国衣冠，听中国约束，专令学习技艺，不得与闻公事。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对各国要求派使臣常驻北京一事，中国便以俄国留学生的例子婉言相拒：如果有大的事情，可进京当面诉说，没有必要派人驻节京师。如果确实要常驻北京，那么只能仿照俄国的办法，只能以学生名义，不能以钦差名义。
更为可笑的是，皇帝在遥控谈判时，常常把西人当成是不谙世事的儿童，要求臣下用所谓的“大道理”去说服西方列强。令皇帝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天朝已经答应列强这么多的条件，而他们为什么不能接受天朝提出的几个条件呢？同时使中国皇帝大为困惑的是，既然目前不愿意臣服中国，为什么还要坚持外交使团常驻京城？皇帝甚至怀疑负责谈判的大臣并未将皇帝的旨意准确传达给西方谈判代表，如果谈判时讲清道理，“夷人”何以如此顽固不化，不可理喻？而事实上谈判大臣也确实无法用皇帝的这套“旨意”去说服对方。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经常背着皇帝，私下签署了正式条约，其中包括外交使团常驻北京的条款。皇帝根本就未曾同意签署这样的条约，事先也不知道自己的大臣会被迫签约。
不仅皇帝本人不同意外交使团常驻北京，就是满朝的文武官员也对此感到万分恐慌，惊呼这是“千古未有之奇闻”，认为“夷人”驻节京师将直接涉及社稷的安危，甚至更有官员直接上书皇帝，提出责问：“我皇上为亿万臣民之主，奈何轻一尝试，出此下策?”
如果我们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待当时中国政府的态度，实在无法理解，清廷，特别是皇帝竟会如此鼠目寸光，愚不可及,但如果我们用当时的所谓“天朝上国”的基本特征来检讨中西冲突，也就是说注意到陷入危机者的性格特征的话，那么我们只能说，“天朝上国”是传统中国社会系统的持续存在至关重要的本质性结构。对专制皇帝而言，允许外国使团驻京，无疑等于放弃自己受命于天，统领天下的合法性地位。“天命、天子、天下”是封建皇朝行为处事的出发点，在内外交困的紧要关头，以此来支撑自己的目标价值，也是儒家的价值系统和目标价值，在“小天下”的范围内，它可以应对自如，控制得当——无论是外邦入侵，还是内部混乱，都能在由治到乱、由乱到治的朝代循环中，始终保持目标价值的同一性，“天命、天子、天下”产生的是同心同德的凝聚力，其背后的支撑点，既是出自伦理道德的儒家文化，又是祖先的种族意识与心理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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