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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谁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了未来；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

 

我的理解是：与其说我们关注过去，不如说我们在关注此刻和未来，正在和将要发生的一切或多或少都是过去的投射。

 

因为文化传统和儿时被洗脑的惨痛经历(直到13岁还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美国人民抱有最深刻的同情)，我对华人书写的历史总是投以怀疑和警惕的目光。兼听则明，看同胞写的历史，必须得到多方资料的验证，细加甄别，方可减小被愚弄的几率。

 

闲来无事，看了一些历史资料，多少有些杂感。区区不才，好在一个无名之辈，不怕贻笑大方，抛砖引玉也是好的----

 

李登辉在《见证台湾：蒋经国总统与我》里说：

 

“过去中国并不是没有产生过怀抱远大理想的人，但是能够坚持到底的，只有鲁迅一个人而已。鲁迅这个人贫穷、艰苦惯了，不管你再怎么逼他，他也不改其志。人和物质之间的关系很有趣，只要能够忍耐，只要踏得出去，就不必再烦脑，就可以维持自己的想法和理想。

“在中国社会里面，只有领导人----我们不要说他们是独裁者----本身思想改变，才有可能改变。这是我的结论。从我的经验和观察看起来，中国社会不容易民主化，经济上的进步或许可以制造一种空气出来，但这种空气能不能变成一股力量，让领导人有改变的意向？这很困难。如果领导人没有这种头脑，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谈民主化。”

 

众所周知，凭借高额稿费和版税的收入，鲁迅的个人生活相当富足，每年光是购买古籍善本的花销就能让好些小康人家破产，“贫穷、艰苦惯了”从何谈起？

 

一个追求自由、坚守良知的人与他的经济状况没有必然联系。否则何以解释一个无产者出卖同志，一个资本家献身革命？而且，民主要靠领导人的头脑来实现，或者说中国民众根本没有实现民主的可能，也令人感到迷惑。世界上哪个国家或地区相对成熟的民主不是民众意志的体现？不是教育、文化、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过去的历史都在证明：没有革命的危险或来自外部的强大压力，统治阶级或既得利益集团不可能突然从内部产生改革的动力。如果一个领导者不顾现实激进变革，结果只能是被统治集团掀翻，因为他代表的是那些还没有觉醒的人的利益。

 

李登辉缺乏（违背）起码的常识和民主发展过程的概念，谈问题难免打飞机。“如果领导人没有这种头脑，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谈民主化”，难道台湾没有蒋先生、李先生，就要复辟、倒退到威权时代？敢这么拐弯抹角往自个脸上贴金的人可实在不多。听听克林顿的告别演说，什么叫谦虚，什么叫美德：

 

“我的总统任期就要结束了，但是我希望我为美国人民服务的日子永远不会结束。在我未来的岁月里，我再也不会担任一个能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更高的职位、签订一个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所能签署的更为神圣的契约了。当然，也没有任何一个头衔能让我比作为一个美国公民更为自豪的了。谢谢你们！愿上帝保佑你们！愿上帝保佑美国！”

 

历史发展过程中，政治人物当然有巨大作用，但是内因变化首先是外因起了变化。地球上的独裁政权越来越少、越来越陷于孤立，是历史发展、文明进步的必然：正义不是每次、但终将战胜邪恶，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

 

1898年，“戊戌变法六君子”喋血菜市口，17年后，位高权重、声望日隆的袁世凯利令智昏，悍然复辟帝制，天怒人怨、众叛亲离，83天便在炮火和口水中土崩瓦解。

 

江南命案发生之后，没有来自包括美国和台湾本岛在内的世界舆论的强大压力，蒋经国会铁腕清洗情治系统、扫荡黑帮，把自己的二公子放逐到新加坡吗？可以说，台湾没有李登辉就有王登辉，没有宋楚榆就有杨楚榆，没有阿扁就有阿圆，这是台湾民众整体素质决定的，水涨船高。脸皮再厚的政客恐怕也不好意思公然要代表台湾人民思考，以及选择怎样的发展道路吧。

 

美国经常发生大大小小的罢工或示威游行，你能想象那些为了陌生人的自由与解放，不惜组织飞虎队或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以及为了打击恐怖分子在异常艰苦的环境里浴血奋战的自由战士，会用坦克和自动武器屠杀自己的父老乡亲吗？没有人敢下这种命令，因为只有一个结果，枪口会立刻掉转过来对准自由的敌人。

 

前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等8人组成“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动“八一九”政变，不到3天，就因军队临阵倒戈而归于失败。叶利钦站在议会大厦前的坦克上发表的演讲，胜过一切钢铁。

 

人一旦觉悟站起来的好处，再让他跪下去可就难了。逆流而动无异于飞蛾扑火。

 

完整地拜读了张戎大名鼎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和林思云《真实的汪精卫》，最大的感受是没有经过严格的历史学术训练或博大的历史眼光的作者，创作环境再怎么宽松和自由，都难免陷入情绪化的泥潭，从另外一个角度把历史当成小姑娘来打扮。

有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毛泽东在1959—1961年大饥荒期间，得知农村有不少人活活饿死，因而茶饭不思、默默流泪，原本爱吃红烧肉的他从此就不吃这道菜了-----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呢？

 

乐朋在《泛政治幼稚病》一文中谈到，据一个曾从1957年到文革发动的1966年一直在中南海陪伴首长跳舞的女文工团员写的《和中央首长跳舞的日子》中说，中南海、紫光阁几乎天天晚上有舞会，毛是常客，而且从晚上七、八点一直跳到十一、二点散场为止。舞会中间有丰盛招待，点心、水果不断档，夜宵有鱼有肉（《杂文报》2004年1月13日）；李隆汉在《述史切戒失真》一文中则谈到，有一本由汪东兴挂名任顾问的《毛泽东遗物事典》收了一份1961年4月厨师为毛老人家制订的西餐菜谱，其中仅是供毛食用的各式鱼虾就有17种，其中桂鱼有三种做法，虾有八种做法，还有莫斯科红烤鱼、波兰煮鱼等等（《湘声报》2003年8月1日）。

 

孔子《春秋》开了个不好的头，司马迁《史记》这种水平的史书在中国可谓凤毛麟角。中国人写历史人物，要么就神化，要么就妖魔化。不是“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就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小坏到老、从头烂到尾，一无是处，缺乏公正、客观的态度，和冷静、朴实无华的写作风格。中共的一些历史学家是这样，独立作家怎么也是这样呢？以袁伟时、杨奎松为代表的一些新史家要好很多，但总体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张戎的作品获得了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世界权威媒体的高度评价和广泛赞誉，优点已经谈得很足，这里只谈一些个人的不同意见。

 

或许是期望太高，总的来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让我颇感失望。张戎披露的一些鲜为人知的猛料，大陆1989年公开出版发行的《血红雪白》（作者张正隆是现役解放军军官）里已有所涉猎，且更为令人震惊，轰动海内外。

 

且不说“蒋介石为了儿子故意放走红军”等内容是否真实，《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从头到尾贯穿着作者强烈的个人情绪，完全一边倒的描述手法，很容易让我想起上小学时看的那些诅咒万恶的旧社会和国民党的浅薄的语文课本。老觉得作者在耳边不断强调：“看吧，看吧，他有多坏，有多坏！”

 

如果毛泽东真的是象张戎笔下那样除了阴谋诡计，毫无人格魅力和政治、军事才能，怎么可能会让集中了中国一半以上精华的共产党人心悦诚服？难道作者真的以为光靠几个没有知识和文化的泥腿子就能打败取得抗战胜利、如日中天、背靠美国大树的蒋介石？

 

以成败论英雄，把什么责任都往一个人的身上推，是简便、引人注目的办法，但却未必公正。

 

江青是张戎情绪著史的一个典型例子，一出场就是“做作”、卖弄风情的负面形象，对其上海往事妄加责难，甚至说她：

 

“从小性格倔强暴烈----喜欢无事生非捉弄人。十二岁时她把一口口水吐在老师脸上，被学校开除。十四岁时从家里逃走，去参加京剧戏班子，辗转到了上海，在那里成为小有名气的演员。影剧是份不稳定的职业，一九三七年夏她被受雇的电影公司解聘。她又受不了同居男人有个七岁的儿子，于是到延安来碰运气了。”

 

左倾、同情甚至参加革命就是向往光明、追求自由-----这是当时世界范围内，包括一度加入共产党的萨特、加缪等世界文豪在内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必然选择，怎么到了江青那里就成了走投无路、“到延安来碰运气了”呢？做为后来人，对知识分子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难免遇到的坎坷和打击，起码也应该抱有同情和敬畏之心，而不是一味地挖苦和讽刺吧。

 

张戎写道：

 

“江青已经跟四个男人结过婚或同居过，上海小报上常有她的绋闻，尤其是她跟上海滩文人唐纳的浪漫史。唐纳为她喝带火柴头的酒精，企图自杀，议论沸沸扬扬，都是责怪她的。”

这种欲加之罪，必先从人格、私生活全面否定的春秋笔法，大陆读者是再熟悉不过的了，26岁才出国留学的张戎想必也不会陌生。可是，历史不是这样写的，或者说，历史真相在先入为主的作者强烈的爱与恨的情绪干扰下早已变得面目全非。

 

看看中国几千年来封建思想对人性的扼杀和男权意识对女性的残酷压迫，看看死于人言可畏的阮玲玉，就不难想象对江青的责难是多么的不公正。

 

因唐纳自杀未遂背负巨大舆论压力的江青（蓝苹），1937年5月31日写下《我的自白》，以公开信的形式发表（注），言辞恳切地诉说和唐纳的分分合合以及唐纳几次自杀的前因后果，文字水平尚在其次，人格独立、精神自由、通情达理、大胆追求个人幸福的新女性形象已呼之欲出：

 

“我对他（唐纳----西风注）讲了，如果你再自杀，我将更坚强的生活下去，我的头像铁一样，等待着舆论及一切责难，因为我问心无愧，我对得起唐纳----听到了唐纳的朋友将用武力对付我。哈哈!天哪，要是把这种雄心用到打××上，真的，中国绝不会亡! 可惜用在一个女孩子身上，哈哈----我是需要保重自己，我要把任何时间都放在我的事业上去! ”

 

上世纪三十年代，年仅22岁的江青能有这种胆识----仁至义尽、有理有据、拿得起放得下、敢爱敢恨----以及坚强、坦荡的品格，真真难能可贵，非常了不起！即便放在当今大陆，亦令多少女性汗颜！江青后来的表现不能成为歪曲、抹杀她生命中的闪光点的理由，这是一个对历史负责的学者最起码的态度。

 

《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的作者张纯如，虽然是在美国出生，接受的是美式教育，但因为没有受过严格的历史学术训练（伊利诺斯大学新闻学学士学位），谈问题难免片面和主观，情绪色彩非常浓厚：

 

“日本恐怖的气氛阻止了关于南京暴行的公开的和学术上的讨论，进一步压制着人们对事件真相的了解。在日本，如果表明自己对中日战争的真实看法，他可能会，也一直会受到失业的威胁，甚至生命威胁。”

 

真是信口雌黄！日本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任何人或团体（包括极右翼组织）都可以合理、合法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和学术观点，何来恐怖的气氛？

 

在大陆相关研究还是一片空白的时候，1981年日本学者常石敬一，从第二任731部队部队长北野政次军医少将等在学会杂志上发表的《消逝的细菌战部队》的报告中，查明在活性出血热研究中所使用的“猿”，实际上是用中国人进行人体模型实验。同年日本推理小说家森村诚一采访了31名原731部队的成员，写下了长篇报告《恶魔的饱食》。森村诚一为了证明这些事实的真实性，还查阅了原731部队干部的询问资料在内的美军的资料、哈巴罗夫斯克军事裁判的记录和原731部队干部的医学学术论文，将731部队的恶行作了详细描述，使731部队的存在成为世人皆知。（见《看见了，就不能背过身去［极罪细菌战］》）

 

和许多大陆读者一样，当年十来岁的我，也是通过《恶魔的饱食》的中译本，才知道了731部队的存在。

 

中国民间旷日持久的对日本战争损害进行索赔，如果没有包括日本律师在内的民间团体和个人，在法律和资金上的大量无偿的援助，根本就无法进行，更别说取得局部的胜利。

 

开卷有益，我无意否定张戎或张纯如作品的价值，但是放在更高的史学研究的水平上来说，不论毛泽东、江青，还是历史上的罪恶，书写时受强烈的个人情绪支配，必然影响作品的可信度，降低整个作品的学术品位。

 

久闻林思云先生在网上素有“四大汉奸”之一的名声，看了他的一些作品，觉得不过是在普及历史常识，介绍一些分析问题的角度和方法。不过，林先生认为从科学的观点来看，在理性思维方面，男人比女人聪明，白人比华人聪明，值得商榷。没有大量的科学研究数据和样本的支持，林先生的这个观点很难站住脚。何况，我不相信哪个严肃的有良知的科学家会从事荒唐的为种族歧视张目的研究项目。科学一旦突破伦理学和道德的基本规范，百无禁忌，必然走向灾难和罪恶，比如日军"731"部队在中国东北进行的一系列人体活体解剖和细菌实验。

 

学术自由，错了并不要紧，关键是要有自由发表和讨论的空间和余地，思想的提升惟有让思想自由地交流和撞击。粪青被愚弄得丧失了基本的判断力，资料阅读范围、来源都很狭窄、单一，认定林思云先生就是汉奸也很自然，如同长期身处黑暗的人，会因为不期而至的光明变得更加盲目。

 

《真实的汪精卫》引起巨大争议，当然不是因为它充分再现汪精卫刺杀满清摄政王和抵制蒋介石搞独裁的光荣历史，而是自称“只要能救民于水火，决心跳火坑”的汪精卫发表恬不知耻的艳电，卖国求荣，在林思云先生看来是一种比抗日还要有勇气的曲线爱国行为：

 

“主和的汪精卫被刺几乎丧命，主和派的唐有壬等人也遭暗杀。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于一个高官来说，做少数的主和派要比做多数的主战派需要更大的勇气。因为主战派高官们号召别人流血牺牲，自己并不需要直接上战场，并没有什么生命危险，而做主和派却要冒被狂热主义者暗杀的生命危险。”

 

首先，我要对一个华裔学者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为一个国共双方都认定是汉奸的人物打抱不平表示钦佩。鲁迅先生说：

 

“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林思云先生能够以全新的角度考察、解释汪精卫的卖国行径及其后果，成一家之言，令人耳目一新，错与对尚在其次。学术自由，没有什么不可以拿到桌面上来讨论。

 

个人感觉《真实的汪精卫》一文，林思云先生对汪精卫可谓“爱护有加”，相形之下，对蒋介石未免有些”求全责备”，后者似乎捡了个民族英雄的大便宜。

 

自古以来，在儒家“君君臣臣”、“君为臣纲”----即有奶就是娘、拳头大就是爹，强权代表真理的洗脑教育下，中国面对异族侵略虽有抵抗但大多是认贼作父。从蒙古、满清问鼎中原即可见一斑。在已经有了初级的共和政体以及三民主义的中国，面对语言、文字都和中国不一样的大和入侵，到了国人是做人还是做奴隶的分水岭。首当其冲的张学良最先考虑的是保存个人实力，做逃跑将军。

 

无论汪精卫发表艳电是否是被日本人所出卖，他后来成立的伪政府和军队及特务组织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屠杀抗日军民是不争的事实。任何试图为汪精卫的后半生开脱、减轻罪责的文字，如果不能驳倒这些事实，难免会显得苍白乏力。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中国已艰苦卓绝独自抗战4年半。据蒋纬国回忆，背负巨大责任的蒋介石经常在陪都重庆的浴室里发出骇人听闻的凄厉嚎叫，以释放压力。

 

即便如林思云先生所言，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同志，罪恶昭彰。但在民族大义、国家战略上，蒋介石却是在美国等盟国的大力协助下，作为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领导中国人民第一次抗击强敌并取得最终胜利的千古民族大英雄，使中国得以自日清、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进入世界列强行列----这样巨大的功绩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是谁也无法抹杀的。

 

尽管蒋介石为减轻军事压力，争取时间和空间，一度暗地里和日本人眉来眼去，但对于领土和行政完整的要求从未退步，也从未放弃过抵抗：22场会战、1117场战役、9800场战斗，阵亡200多万军人！

 

久违了，战胜国！民族英雄蒋介石的历史功绩必将永载史册，他让国人第一次有了“亮剑”的自信心，民族的独立和自由，与接受奴役之间没有什么曲线救国：哪怕打不过也要打，亮剑！誓死不做亡国奴。

 

中国人民英勇抗日赢得了世人的尊重，国际地位骤然上升，参加签署盟国战时三大宣言：

1942年1月1日《联合国宣言》、1943年10月30日中美英苏《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

1943年12月1日《开罗宣言》，并最终成为五大“世界警察”之一：

 

1943年10月，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举行外长会议，美国国务卿赫尔提出把审议《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列入会议议程，前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表示异议，意图排斥中国，理由是中国没有参加会议，由三国会议来讨论四大国的声明文件不合适。赫尔坚持要把中国列为宣言的共同发起国，甚至不惜以会议达不成协议为代价，逼迫莫洛托夫作出妥协。

 

开罗会议期间，斯大林几次三番、想方设法都要把中国排除在未来的“世界警察”之外，丘吉尔也主张由“三警察”而不是“四警察”来统治世界。罗斯福力排众议，在多种场合表示：

 

“在将来，一个仍然不可战胜的中国将不仅在东亚，而且在全世界都会起到维护和平与繁荣的适当作用----中国作为世界组织的最高理事会的一个成员，就会使这个组织具有世界性，这就有利于把亚洲号召起来，使其效忠于这个组织。”

 

由于美国政府的一再坚持，更由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巨大牺牲和贡献树立的国际地位，“不可战胜的中国”终于进入“世界警察”集团，再也不是那个任由荷兰、葡萄牙、德国、日本等轮番欺凌的东亚病夫：只要牢记历史，这样的历史就不会重来。1945年6月26日，《联合国宪章》正式签署，中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地位从此被正式确立。

 

遗忘意味着背叛。任何一个历史人物，史笔写来，功过分明，让事实说话，避免因作者主观喜恶影响读者的判断，应该是历史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杨念群认为华人历史学者：

 

“某个题目的选择背后都有一种理论预设作支撑。但作者对这些理论预设的遵循不是根据其与历史本然状态自然契合后的一种选择，而是削足适履地使鲜活的历史场景服从于一个个预先设计的问题意识，结果据此剪裁拼贴出来的历史图景之单调无趣可想而知。问题意识的设计恰恰不是显示中国历史中人物活动的动态表现，而是某种即定成型的理论模式的反复上演。”

 

简而言之，就是作者预设立场，面对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精挑细选适合自己胃口的，经过处理后装进预先设计好的概念性盒子里，也不管是否合理、公正、公平，可信度有多大。

 

拉拉杂杂写的这些杂感，无非是期待我们的历史学家拿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让历史告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