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名作 白居易〈卖炭翁〉背后的历史...

白居易〈卖炭翁〉背后的历史沉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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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才首发】〈卖炭翁〉一诗成为白居易《新乐府》组诗之代表作,以小人物卖炭翁遭劫的心境,对比衬写宦官的仗势欺人,讽喻明显,深植人心。白居易力挺中下阶层,放射文艺之箭,射向高层特权,尤其讽喻依附宫廷而生的宦官结构,竟不当扩权滋事扰民,正见皇权旁落,大唐帝国倾颓之兆。白居易蓄积的文艺能量,宛若核爆,爆破于历代时空,因历史总不乏人性纯真与黑暗政治的对垒。白居易写此诗时正担任左拾遗,即言官,职掌规谏朝政缺失。本诗讽喻纲纪腐败,期盼朝政革弊,正不失谏官之责。《新乐府》组诗名留千古,真正做到文学不蹈虚空,「补察时政」、「泄导人情」(〈与元九书〉)的功能。了解本诗须从两方面进行:一、以史証诗,理解〈卖炭翁〉一诗的时空背景,方能理同小人物遭遇的无奈与辛酸。二、理解白居易的创作动机与诗心,即诗人感触现实的力度、广度与深度。

补察时政,泄导人情

白居易于宪宗元和年间提倡新乐府运动,其主张为:
宗旨:「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
内容:侧重时事写实,以反映社会问题为主。
标题:自立新题(如〈卖炭翁〉即为自创题名)。
音乐:不合乐,只能诵﹙不以入乐与否为衡量标准﹚。
功能:「补察时政」、「泄导人情」(〈与元九书〉),「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
特色:态度严肃,叙事真切,关涉政教,叙议结合,批评尖锐。

《新乐府序》载明写作方法和意图,「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是说采用每首诗的第一句作题目,在全诗的末尾几句中明白地点出主题和写作目的,这是继承《诗三百》之优良传统。又说「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覈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白居易写讽谕诗正是基于谏官的责任感,「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手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上以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与元九书〉)他上书言事,写大量的反应社会现实的诗歌,期望补察时政,令唐宪宗不悦。《旧唐书‧白居易列传》记载宪宗曾对李绛说:「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李绛对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诛,事无巨细必言者,盖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轻言也。陛下欲开谏诤之路,不宜阻居易言。」宪宗因此释怀。

白居易特别强调诗歌的社会功能和讽谕作用,〈卖炭翁〉是白居易《新乐府》组诗五十首中的第三十二首。《新乐府》中每首诗的题目下方都有小序,用以标注诗之主题,〈卖炭翁〉题下自注:「苦宫市也」。《新乐府》组诗写作时间,据《新乐府》序云「(宪宗)元和四年为左拾遗时作」(西元809年)。当年白居易曾亲眼见证德宗、顺宗时期「宫市」迫害最严重的黑暗年代,故表达对下层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揭露宫市对百姓残暴的社会黑暗面,也对统治者的罪行给予有力的鞭挞与抨击。

胡适于《白话文学史》中评论白居易:「可说是为人生而作文学!文学是救济社会,改善人生的利器;最上要能『补察时政』,至少也须能『泄导人情』;凡不能这样的,都『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

公权滥用,历史殷鉴

晋朝傅玄说:「政在去私,私不去则公道亡,公道亡则礼教无所立。」(《傅子·问政》)。身在官府,公私不分,最是诟病。唐代以钱和绢为货币,宦官拿丝织品买东西乃正常现象,问题在于是否假公济私,滥权扰民。

当时木炭每斤约1.5文钱,绢价每匹460文钱。按此比例估算,千斤木炭价值3.3匹绢,宦官只给「半匹红纱一丈绫」,约莫打三至四折之间。韩愈《顺宗实录》记载宦官「抑买」百姓货物,「率用百钱物,置人直数千钱物」,竟低至一折,韩愈甚至说还有白送的,「名为宫市,而实夺之」。

人民财产权应予保障,如今日征收土地,基于正义要求,应依据市场价格给予补偿。采购木炭,当亦比照市价办理。论〈卖炭翁〉公权力行为中的征收行为,宦官假托奉命出宫采买,强牵老人牛车入宫,还以非卖炭翁所需之物资不对等抵价,是未循正常商业机制,缺乏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过程公平与结果公平。触法之余,若连公文书都不出具,更属强取豪夺行为。

权利滥用即权利人在行使权利时,行为人有意超越权利的目的和社会所容许的界限,已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权利,如在今日,即可提起「行政诉讼」。韩愈《顺宗实录》记载一位遭劫农夫的反应:农夫赶驴驮柴进城卖,宦官只给绢数尺,又让他送货进宫,还跟他讨「门户钱」、「脚价钱」。最后考量家有父母、妻小,不肯送货入宫中,宁把柴白送宦官,也不要赚钱。若宦官不答应,宁死不屈!说罢痛殴宦官。此事闹到德宗听闻,不得不出面干涉,暂时平息民怨,但基本上朝廷仍无意全面禁止宦官恶行。

在正常交易市场下,价格取决于对等的买卖双方。一旦公权力滥用,权力介入,卖方与买方便如不对等的天平。依附于皇家权势的宦官,从宫内扩权至宫外,插手「宫市」,制造社会不安与动乱。卖方完全倾斜,任人宰割,这才是「宫市」最令人痛恨诟病处。宦官恶行高调,必形成共犯结构,上下掩护。更有假宦官名目招摇撞骗者,致令人民分辨不出真假宦官,伪造文书问题恐亦层出不穷。唐顺宗「永贞革新」时虽废除「宫市」,一时大快人心,但顺宗在位未逾一年,改革形同失效。类似的公权力滥用,仍不断在历史上演。

凡是今日倚仗权势行使特权者,皆带有〈卖炭翁〉控诉的影子。尤其和市井小民攸关密切的执法人员,代表国家公权力,应该更加体恤民生,更具悲天悯人的同理心。执行过程中更应该尊重、体恤民意,避免摩擦与误会。如中国城管执法人员,常过度执行公权力,摊贩常被殴打致死,堪称现代版的〈卖炭翁〉再现。当年卖炭翁身处帝制时期,人民抗争意识薄弱。来到21世纪,民主意识抬头,若过度欺压百姓,不能同理低端阶层,民意将如洪水猛兽,推翻政权,如突尼西亚「茉莉花革命」。〈卖炭翁〉之悲吟,令人深思类此悲惨事件,是否还在今日时空重蹈覆辙,这是世人不可不忘的深沉警惕。

(作者:张珌芳)

(责任编辑:姜启明)

(文章来源:新三才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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