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 两种时髦:语狂和语障

两种时髦:语狂和语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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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梅:

十年前,我写过一篇《语狂》,发表在《明报月刊》上,批评的是文化大革命中“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一类的大话、狂话。去年因为高行健获奖,又有人扬言要“把诺贝尔文学奖埋葬一万次”,于是,“狂语”二字,又回到脑子里。

前些时候读傅斯年先生的《出入史门》,集子中有他写于一九一九年的《随感录》,第二则说:“除去遗世独立的狂人而外,世上常见的狂人大约有三类,一是色狂,一是利狂,一是名狂。”但他没有发现第四类狂人,即语狂。也许不能说“没有发现”,因为五四时代虽有讲大话的,但还没有明显的“语狂”出现。

所谓“语狂”,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自我夸大、自我膨胀的妄语者,把自己夸大为天下第一,历史第一,“过去全是零,一切从我开始”。这种人的特点是把话说绝,以危言耸听作为人生基本策略。百年前尼采宣布“上帝死了”虽也狂,但童心尚在,现在的小尼采,却狂躁而且富有心机。另一种“语狂”便是语言暴力者。我在《论语言暴力》一文中已经说明,这种人不仅自我膨胀,而且还把语言作为人身攻击的武器,对他人的身心造成伤害。五四时期虽然语言暴力已经萌芽,但尚未蔚为风气,语狂也未形成群体与集团,直到文化大革命才真正形成语狂时代。这个时代告诉我:狂语真能伤人,概念真能杀人,铅字是有毒的,墙上的大毛笔字也是有毒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语言现象像一场噩梦,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没想到,近几年又看到许多妄语者和语言暴力者,他们骂钱穆,骂钱锺书,骂巴金,骂高行健,对活着的泼脏水,对已死去的,则不惜“鞭尸”。

傅斯年在谈论狂人时没有说明狂的原因。其实不管是色狂、利狂、名狂,还是语狂,背后全是欲望。疯狂的欲望导致疯狂的语言。欲望不仅使人膨胀而且使人产生攻击性与侵略性。一般地说,狂语背后总是有不纯的动机。鲁迅写过“学界三魂”,说文坛中有民魂、官魂、匪魂,唯民魂宝贵。几十年过去,现在文化界仍然是三魂并置并存。拥有官魂者爱讲套话、空话、废话;拥有匪魂者,爱讲狂语、大话,脏话、流氓话。唯有具备民魂者,能讲真话与实话。色狂、利狂、名狂、语狂,表现形式虽不同,内里却一样是贪得无厌的欲望。目前中国两岸三地匪魂格外猖獗,这些人的语言正是被匪魂所支撑。

学界中除了出现“语狂”现象外,还有一个大现象是“语障”。所谓语障,就是概念障碍,“主义”障碍,观念障碍。去年我在一篇文章中批评过“语言遮蔽”的问题,便是语障。我们这一代人,曾经在“主义”的包围中迷失,不是靠“生命”与“心灵”过活,而是靠概念过活,后来费了好大气力才从“主义”和各种概念中走出来。不幸这几年又看到比我年轻的一些学人,却在大玩西方时髦的“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大概念,玩得走火入魔。他们的文章,虽然时髦名词很多,却太少真问题与真见解。在文学创作中,也有些作家刻意玩语言,卖弄才气,结果反而失去真实感和现实语言的活气与活性。说到这里,我又怀念起胡适、钱穆、朱光潜等老先生的文字,甚至也怀念赵树理的文字,他们的文字平实而没有任何概念的覆盖层,没有语障。

最近两三年,我老是想到“返璞归真”四个字。意思是说,知识者读书愈来愈多,头脑变得愈来愈复杂,离生命的本真本然也愈来愈远。被语言和知识所遮蔽,反而看不清世界的根本,倒不如回到婴儿的视角。二十世纪语言学获得很大的发展,语言被强调到“精神本体”的高度,“主义”被强调到至高无上的“绝对精神”地位,结果反而掩盖最重要的东西,这就是“人”的尊严与人的活力。把语言、绝对精神、主义等看得比人的生命更重要,这是二十世纪一项根本的精神教训。以前我们所接受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口号,作为个人的诗情,确实崇高;但作为理性原则,却完全忽视人的生命价值与生命质量。主义说得愈多,自由就愈少;概念愈漂亮,生命反而愈没有光彩。

这种“语障”造成的迷失,正如高行健在《灵山》第五十八节中所描述的:

你拖着沉重的思绪在语言中爬行,总想抽出一根丝线好把自己提起,越爬却越加疲惫,被语言的游丝缠绕,正像吐丝的蚕,自己给自己织一个网,包裹在越来越浓厚的黑暗中,心里的那点幽光越趋暗淡,到头来网织的无非是一片混沌。

爸爸于香港

(责任编辑: 石振麟)

(文章来源: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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