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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与杨绛:身骨终拼寸寸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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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曾向钱钟书转述一位英国传记作家对自己美满婚姻的描述: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钱钟书当即道,我和他一样。我也一样。生活当中传奇很少,不过间或也有,他们是其中之一吧。

钱钟书的《围城》刚发表时,有人怀疑他本人就是买了假文凭的方鸿渐,有人同情他娶了难缠的“孙柔嘉”,还有女读者毛遂自荐欲取而代之。也有学生见了杨绛后意外道:钱先生,其实您的孙柔嘉蛮不错的嘛。

岂止于“不错”呢?杨绛是钱钟书心目中“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1946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是钱钟书抗战胜利后出版的第一个集子,在两人同存的样书上,他写道:“赠予杨季康(杨绛本名),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这赞美,算是极致了。

偶遇良缘

1932年3月,清华园的丁香、紫藤盛开,幽香袭人。清华才子钱钟书和南国佳人杨绛在清华第一次见面,匆忙之间两人未及说话。虽没有一见钟情,但杨绛觉得这位瘦书生眉宇间“蔚然而深秀”,而钱钟书显然已认定杨绛“与众不同”。

钱钟书当时已名满清华。1929年,20岁的钱钟书报考清华外文系,中、英文极佳,只是数学考了15分。校长罗家伦爱才,破格录取了他。入学后他学业甚好,读书很多,在《清华周刊》发表过不少文章,是出了名的才子。

而杨绛更有一番神韵。她个头不高,但面容白皙清秀,身材窈窕,性格温婉和蔼,人又聪明大方,深受男生爱慕。知情者说:“杨绛进入清华大学时,才貌冠群芳,男生欲求之当偶者70余人,谑者戏称为七十二煞。”她却芳心未许。也许就像她母亲所说的:“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钱杨两人此后开始通信,写信第一句话钱钟书就忙不迭地澄清一个误会,说自己并未订婚。杨绛也赶紧表明,自己没有男友。原来,此前孙令衔曾对钱钟书说,他的好友费孝通是杨绛的男朋友;又跟杨绛说,表兄已跟叶恭绰的养女订婚。杨绛、钱钟书此前都没有谈过恋爱,这次极寻常的偶然相遇,竟掀开一段60余年的美满姻缘。

“我们只是互相介绍书,通信用英文。那时清华园内有邮筒,信投入邮筒,立刻送入宿舍,通信极便。他的信很勤,越写越勤,一天一封。”钱钟书隔三差五地便约杨绛写诗,有一首竟融宋明理学家的语录入诗,他自己说:“用理学家语作情诗,自来无二人。”其中一联:“除蛇深草钩难着,御寇颓垣守不牢。”他把自己的刻骨相思之情比作蛇入深草,蜿蜓动荡却捉摸不着;心底的城堡被爱的神箭攻破,无法把守。化腐朽为神奇,他把那些理学家道貌岸然的语录“点石成金”、“脱胎换骨”,变成了自己的爱情宣言,这种特殊的恋爱方式乃古今独绝。

杨绛说:“他放假就回家了。他走了,我很难受,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了。”钱钟书毕业离开后,写了许多信给她,又作了许多情诗,其中有诗句写道:“依娘小妹剧关心,髫辫多情一往深。别后经时无只字,居然惜墨抵兼金。”钱的旧体诗写得文辞典雅,情深意切,可惜杨的回信并不多,她说自己不爱写信,为此他略有抱怨,后来写《围城》,他还念念不忘此事,《围城》里的唐晓芙也不爱写信。

裹挟母爱的爱情

婚后的杨绛,甘于牺牲自己的才学、时间、精力,成就钱钟书的治学和创作。对于痴气十足的钱钟书,她体贴关爱,揽下生活里的一切担子,台灯弄坏了,“不要紧”;墨水打翻了,“不要紧”,她的“不要紧”伴随了钱一生。钱钟书的母亲夸她“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钟书痴人痴福”。

其实当年的杨绛也是什么都不会的女学生,剪虾时发现虾抽搐,吓得乱叫,对钱钟书说:“它痛得直抽,我们不吃了吧。”钱钟书一撒娇:“我想吃,它不会象你感觉那么痛的。”她也就烧了。母爱式的爱情给了她学会生存、保护爱人的勇气和力量。

1935年4月,钱钟书考取教育部第三届英国庚款公费留学生。学校伙食不好,杨绛看他都饿得脸黄肌瘦了,就租了一套带炉灶炊具的住房,自办伙食,改善生活,让他吃饱吃好。

杨绛处处流露出那种夹杂着母爱的特殊情爱:欣赏、包容、宠爱,一举一动皆是可爱。而钱钟书这么个学贯中西的学者、作家,在杨绛这么个小巧玲珑的江南女子面前,却时时显出孩子般的淘气,痴气,傻气。

杨绛回忆说:“我们在牛津时,他午睡,我临帖,可是一个人写字困上来,便睡着了。他醒来见我睡了,就饱蘸浓墨想给我画个花脸,可是他刚落笔我就醒了。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以后他不再恶作剧,只给我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回国后暑假回上海,大热天女儿熟睡(女儿还是娃娃呢),他在她肚子上画一个大花脸,挨他母亲一顿训斥,他不敢再画了。”

杨绛生孩子住院,钱钟书独住家里,去看望她时垂头作痴傻状:我犯错误了,把墨水瓶打翻了,染了桌布,杨绛说:不要紧,我会洗。隔天他又说:我又犯错误了,把台灯搞坏了。杨绛说:不要紧,我会修。他还把女儿的玩具放被子里吓唬她。最有意思的是,有一次,他们家养的猫和几只野猫在墙头上打架,他看到自家的猫好像不是对手,赶紧扛着一根竹杆伸过去帮忙。

互动往来的爱因为难得而总是令世人生羡。钱钟书看杨绛做菜辛苦,担心油烟薰了爱妻的美貌,他做诗说:卷袖围裙为口忙,朝朝洗手作羹汤。忧卿烟火熏颜色,欲觅仙人辟谷方。对妻子的疼惜之情藏于谐谑之中。

钱钟书一向早睡早起,杨绛晚睡迟起。住入新居的第一天早晨,从同学那里刚学会冲茶的钱钟书大显身手,他烤了面包,热了牛奶,煮了“五分钟鸡蛋”,冲了又浓又香的红茶,还有黄油、果酱、蜂蜜,一股脑儿用带脚的托盘直端到杨绛床头,请她享用早餐。杨绛又惊又喜,没想到“拙手笨脚”的钟书能做出这么丰富的早餐!得到夸奖的钱钟书也很高兴,从此两人的早餐便由他负责制作,这个传统竟持续到老。

模范夫妻

1966年,“文革”开始了。

同年8月9日,杨绛被“揪”了出来,3天后,钱钟书也被“揪”了出来。每天上班,他俩各自挂着精心制作的牌子,自己用毛笔工整地写上“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罪名,然后穿上绳子挂在胸前,互相鉴赏。一天,钱钟书在被揪斗中,头发给人剃成纵横两道,成了“十”字怪头,亏得杨绛一向是他的“理发师”,赶紧将“学士头”改为“和尚头”,抹掉了“十”字。尽管被批斗,但他们的感情融洽到给人一种“胶着”的亲密感。在被批斗的日子里,他们一同上下班,互相照顾,走时肩并肩,手挽手,被学部的人誉为“模范夫妻”。

“我们不论在多么艰苦的境地,从不停顿的是读书和工作,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乐趣。”杨绛后来在《我们仨》中说。只要有书,这对夫妻便能乐在其中。看小说,杨绛是钱钟书的Taster,一般是杨绛先看,看得好的再推荐给钱钟书看,为的是节约钱钟书的时间。

两人都学西方文学,读同一方面的书,都在图书馆埋头用功,像书虫那样“饱蠹”,还相互交流。杨绛说:“我们文学上的‘交流’是我们感情的基础。彼此有心得,交流是乐事、趣事。钟书不是大诗人,但评论诗与文都专长。他知道我死心眼,爱先读原著,有了自己的看法,再读别人的评论或介绍。他读到好书,知道我会喜欢的,就让我也读。”

1970年,杨绛也下放到河南干校,被安排在菜园班看菜园。她这个菜园离钱钟书的宿舍不远,钱钟书此时改任专职通讯员,每次收取报纸信件都要经过这片菜园,夫妇俩经常可以在菜园相会。两人坐在水渠边晒晒太阳、谈谈话。钱钟书还经常写信给她,写些所见所闻、杂感、笑话和诗词。鱼雁往来,给他们生活增加了慰藉。杨绛指着菜园里的窝棚问他:“给咱们这样一个窝棚住行吗?”钱认真地想了一下说:“没有书。”后来,杨绛感慨地写道:“真的,什么物质享受,全都舍得,没有书却不好过日子。”

“文革”结束后,他们重新获得了自由,终于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中。浪费了整整10年的光阴,二人决定整天闭门自守,什么地方也不去了,终日沉溺于自己的学问事业。被选为政协委员的钱钟书也总是因病“逃会”,不理“政事”。钱钟书在清华念书时曾对杨绛说,自己“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后来到了牛津,夫妻俩年终总结和比赛的,是各人的读书数量。在他们眼里一切的名利都如浮云,唯有时间重于黄金。

“梦魂长逐漫漫絮,身骨终拼寸寸灰”

晚年钱钟书生病住院手术,杨绛连续几十天不离左右地陪伴照顾。有人劝她回去休息,她说:钟书在哪儿,哪儿就是家。钱钟书吃安眠药,她也吃,虽然她当时并不失眠。这是他们夫妇俩的默契。在家时,杨绛吃安眠药,钱钟书总要陪吃,说要中毒俩一块中。

“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钱钟书缠绵病榻的日子,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丁伟志回忆道:“钱先生当时不能进食,只能靠鼻饲,每个菜都是杨先生亲自给他做,菜都做成糊状,鱼要做成粥,一个小刺都不能有,都是杨先生一根一根剔掉的。”

钱钟书和杨绛这对知心伴侣,令人欣羡、感叹、仰止,冰心评价“他们是现在中国作家中最美满幸福的一对,学者才人,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他们有风骨、风度,又有风趣,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可敬可爱的一对朋友。”

钱钟书和杨绛63年坎坷历程,共同营造了最纯净的婚姻,他们的足迹跨过半个地球,穿越风云多变的半个世纪:战火、疾病、政治风暴,生离死别,不论暴风骤雨,世事沧桑,他们相濡以沫,是大时代少见的由初恋而白头的恋爱。当那些惊天动地的爱情在经历繁华之后,倍感落寞和苍凉,而真正的爱情,或许很平凡,却能穿越苦难,甚至死亡,永远激荡人心。

1997年和1998年,女儿、丈夫相继去世后,杨绛用自己烛光般微弱的晚年时光开始着手写作女儿钱瑗未完成的《我们仨》。一生的伴侣、唯一的女儿相继离去,她的晚年之情景非常人所能体味。在人生的伴侣离去四年后,92岁高龄的杨绛用心记述了他们这个特殊家庭63年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结成回忆录《我们仨》。

她说:“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一九九七年,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未,钟书去世。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责任编辑:石振麟)

(文章来源:天地人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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