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万象 评论:矽谷的真正麻烦

评论:矽谷的真正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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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才编译首发】我们该如何来说说现在已过了二十年的数码世纪的故事?正如记者倾向于做的那样,我们可以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互联网生活的贬低上。随着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吞噬了网络世界,它们削弱了传统媒体,壮实了其宣传能力,扩大了美国的政治分歧。尽管智能手机具有各种奇蹟和实用性,但它也被证明是一种麻醉剂。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大咖科技业者(Big Tech)的过失上,而是同样地关注了它的不作为,即失败、破产、未兑现承诺,那该怎么办?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举了几个例子。共享办公室公司WeWork声称将重塑工作场所,但濒临公开招股的惨况。优步(Uber)曾经被视为不可阻挡的力量,它将像地铁一样从根本上改变城市交通,但其市值也直线下降。从一月到十月,这两家公司共损失了100亿美元。

尽管这些公司看起来像是异常值,但它们面对失败的挣扎不仅向投资者而且向我们所有人传达了信息。Big Tech继续寻找销售广告和云空间的新的、赢利的方向,但是失败了,通常发展很壮观的反倒是再造钢铁之躯(flesh and steel)的游戏世界。

几十年来,我们已经转向由矽谷展示给我们美国努力的未来。乐观情绪来自湾区的传教士,也来自华盛顿。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在1988年的演讲中说: 「在新经济中,人类的发明越来越使物质资源过时。」 这预示著计算机晶片的前景。在80年代和90年代,像戈尔(Al Gore)这样的民主党人组成了新一代的自由主义者,他们以早期的视频游戏公司Atari为名,被称为「雅达利民主主义者」(Atari Democrats),他们相信计算机技术将为「新政」(New Deal)的规模提供机会。互联网时代被誉为第三次工业革命,这是个人创造力的推动力和就业引擎。

在这些方面,它还没有实现。相反的,数字化时代恰逢美国经济活力低迷。科技行业的创新使少数人变得很富有,但未能创造足够的中产阶级就业机会来抵消该国制造业基础的下降,或帮助解决该国最紧迫的问题:基础设施恶化,气候变化,低增长,经济不平等加剧。在实体世界中运作的高科技公司(例如Lyft和DoorDash)提供了更大的便利,但是它们几乎不能代表里根和戈尔所想到的那种转变。这些失败(也许不仅仅是网络的毒性)是我们这时代的卑劣和激进主义的根源。

从现在开始的几十年中,历史学家可能会回顾21世纪初,那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中最聪明的人将他们的才能、时间和资本投入到人类努力的狭隘的领域-数字技术中。他们的努力使我们能够毫不费力地访问媒体、信息、消费品和驱动程式。但是软件几乎没有改变现实世界。我们被期许的是进行工业革命,但我们得到的是消费者便利性的革命。

最初的工业革命使人类从长达数百年的缓慢经济增长监狱中解放出来。在19世纪初期,生产力和收入剧增,首先是在英格兰,然后是整个欧洲。尽管这种转变对许多人来说是残酷的,但收益却得到了广泛的分享:工人阶级的实际工资在本世纪上半叶翻了一番,而下半叶的出生时预期寿命则大大提高了。

在计算机时代,经济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如果从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竞选到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辞职,美国的生产率继续保持增长,那么2013年的经济将增长60%左右。(将这些收益平均分配后,一般的中产阶级家庭每年可得大约30,000美元的获利。)但是相反地,1973年至2013年的收入增长速度却降低了80%。

技术的捍卫者声称,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工具不可能造就出智能手机的魔力-一个可以充当照相机、游戏机、网络门户以及电话的设备。他们告诉经济学家,从您的教科书中找找:除了我们能计量每件事都变得更好的能力外,一切都在变得更好。

但是,无论您多么积极地操弄数字,计算机时代都伴随着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当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经济学家查德·赛弗森(Chad Syverson)研究「增长乏力」(missing growth)的问题时,他发现生产力下降已经使2004年以来的GDP减少了2.7万亿美元。美国人可能会喜欢他们的智能手机,但所有这些免费的应用程式都不值万亿美元。

而且,如果您从智能手机上查找,将会变得很难看到有什么进展。城市的物理世界-电力照明的光芒,汽车的隆隆声,飞机和下面的地铁的轰鸣声-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发明的产物。有形的物质环境令人感到沮丧的完了。大量的创新已被转移到字节和代码的无形领域。

技术倡导者认为,所有这些代码都通过允许个人以前所未有的轻松方式进行修补、对谈和交易而提高了人类的创造力。这当然感觉真实。谁会质疑录制音乐、营销视频游戏或发表论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容易的事实?但是通过大数量的措施,个人创新正在下降。2015年,美国人创办公司的可能性远低于1980年代。根据经济学家泰勒·科恩(Tyler Cowen)的说法,宽频技术的普及与几乎每个城市和几乎每个行业的企业家活动减少有关。

关于创新减少的一种解释可以追溯到矽谷。无论是在办公软件(Microsoft),社交媒体(Facebook)还是搜索广告(Google)中,技术领域的最大赢家都有效地建立了垄断地位。科技巨头没有发展创新,而是发展壮大,他们扼杀了企业创新之路。创投资本家对科技巨人所带来的巨大阴影有一个术语:杀戮地带(the kill zone)。科技大公司的强大实力加剧了地区不平等,使财富集中在他们开设商店的少数都市地区。80%的风险资本投资只投向了三个州-加利福尼亚,纽约和马萨诸塞州。互联网的工具本应粉碎传统帝国,释放未开发的创造力,并传播财富。但是相反的,技术力量已经像他们曾经打算取代的公司一样的具有残酷和竞争性。

几十年来,技术界吹捧著即将到来的飞跃,摆脱了单调的宏观经济影响。以无人驾驶汽车为例,它可以用照相机和计算机操纵的庞大车辆代替有缺陷的人类驾驶员,从而挽救生命并创造新的制造业。2019年四月,埃隆·马斯克(Elon Musk)预测,到2020年将有100万辆「无人驾驶出租车(robotaxis)出现,汽车制造商和科技公司都分享了他的乐观态度。然而,无人驾驶汽车的发展却一直很缓慢。在计算机中进行编码,将视觉和手动技能提高到数千年的人类进化过程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这恰恰是矽谷长期承诺的近乎奇蹟的成就。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过去十年中最引人注目的消费技术创新不是计算机驾驶汽车,而是承办商驾驶汽车。我们已经看到了爆炸式增长的公司,这些公司允许消费者召唤产品和服务上门,无论是食物外送(DoorDash),杂物工外包(TaskRabbit)还是乘车(Uber和Lyft)。在这种所谓的平台经济中,商品往往被工人载着到处跑,他们的兼职身份使平台避免提供包括健康保险在内的全部福利。这些低价服务使得雅皮(yuppie)生活更加便利。但是,这些公司并没有改善交通状况或帮助了工人,反而加剧了交通拥堵,耗尽了公共交通资源,加剧了城市不平等现象。对于数字时代而言,现实世界的进步是什么?

这是一个公正的异议:如果我已经告诉您有关进度放缓和人类的创造力的一切都是真的,那不是矽谷的错吗?

金融技术公司Stripe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科里森说:「我认为,与大多数人所期望的相比,我们对增长放缓感到更失望。」「增长放缓要早于互联网,但我仍然认为,从整体上看,数位革命是过去50年广阔前景中的一个亮点。现状和我们更广泛的社会创新能力,几乎可以肯定,需要进行重大改变。但是,如果我们不能生产足够的黄金,重要的是我们要责怪鹅而不是蛋。」

Collison的观点是正确的,不应将所有负面的经济指标归咎于Big Tech,其中许多指标是治理不善的缺陷、提高能源和房屋建筑等行业生产率的困难以及其他因素。数位革命在许多方面改善了整体放缓的趋势。是的,地域流动性正在下降,但是互联网使远程工作变得更加可行。是的,空中旅行没有比30年前快(并且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更慢),但是旅行比较(travel-comparison )的网站使票价更便宜,并且机载Wi-Fi(in-flight Wi-Fi)使航班变得更有效率。

但是让矽谷摆脱原本应负的责任也将是一个错误。今天的科技行业像美国巨人一样凌驾美国经济。计算研究协会的数据显示,从2013年到2017年,计算机科学专业的人数增加了一倍以上。根据PitchBook的数据,软件拥有强大控制权超过美国的风险资本,2018年交易量超过3,700笔;而医药和生物技术仅以720笔交易排在第二位。从研发的角度来看,技术的至高无上是从没有过这样前例的。经济学家Mikko Packalen和Jay Bhattacharya在一篇回顾美国历史中有通过专利申请的创新产业的论文中发现,以前的发明冲刺在化学、电子、医学和机械工程等多个类别的专利申请中均产生了爆炸性增长。相比之下,自2000年以来,美国专利一直由计算机和通信技术主导

美国的创新人才已从多类别性转向专一领域。如果我们要将如此多的资源集中在一个部门,那么该部门的产出应该要更好。

也许现在是重新考虑在矽谷上进行如此大赌注的智慧的时候了,这将挽救美国从腐蚀不振的现在到光明的未来。太多的美国人的才智用在追逐无关紧要的问题上。互联网曾经被誉为民主力量和逃避制度控制的手段,但是矽谷最赚钱的商业模式是构建用于跟踪和操纵人类行为的扩展系统(expansive systems):Facebook和Google在一起通过销售广告赚取了近90%的收入。随着重大问题仍未解决,高科技公司的广告双头垄断市值约为1.5万亿美元。

经济学家兼航空航天企业家埃里·杜拉多(Eli Dourado)对我说:「与人们的期望相比,互联网时代令人难以承受。」「我还担心它会从其他行业中抢走可能会从更多创新中获益的人才。所有这些创立应用程序和软件即服务(software-as-a-service)公司的人,如果他们将自己应用于物理世界中的挑战,尤其是在能源、住房、健康和交通方面的挑战,那么它们将带来更切实的改变。」

杜拉多(Dourado)认为我们并没有把意念发挥到极致,我们曾经雄心勃勃的野心已经缩小到专注于少数可靠的盈利性工作,例如广告技术和云服务~这种可轻易实现的目标(low-hanging fruit)。他主张开展一项争取更高成果(higher-up fruit)的国家项目。矽谷可以加深对生物技术(可以改变预防保健和疾病检测)和建筑自动化(可以降低新住房和运输价格)的投资。在联邦政府的帮助下,科技还可以在解决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挑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气候变迁。碳捕集系统(Carbon-capture systems)可以消除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它可以减缓全球暖化的速度,同时增加数十万个工作机会。在2019年 能源部宣布获得超过1.5亿美元的联邦资金用于碳捕集研究与开发。但那不算什么,请考虑一下,在最高峰时,阿波罗登月计划占用了联邦支出的2%以上,相当于今天的近1,000亿美元。

矽谷可以猛扑而来并解决美国所有问题的想法一直是一种幻想,它被试图吸引资本到加利福尼亚的技术专家以及试图将责任从华盛顿转移出去的政治家们所迷惑。矽谷在应对新世纪的挑战中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它不能独自行动。变革性的进步将需要地方、州和联邦政府以及美国人民的参与,而美国人民早就接受了可以通过代码来实现繁荣的想法。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我们将宝藏和人才汇聚到了软件(software)和数字优化(digital optimization)的空灵世界中。想像一下,如果美国人的才智回到地球上,将会有什么成就。

本文作者德里克·汤普森(DEREK THOMPSON)是《大西洋》的特约撰稿人,他在那里撰写有关经济学,技术和媒体的文章。他是Hit Makers 的作者,也是播客Crazy / Genius的主持人。

(编译:雪丽)

(责任编辑:姜启明)

(文章来源:新三才编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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