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平咨询决策中的病症
在剖析完徐小平对于所有科学咨询原则的背离后，现在我们再来简略看一下其咨询决策――显然，一个没有站到应有心理高度而与咨询对象完全纠缠到一起的“咨询家”，一个被自我观念和情欲左右的“咨询家”，其咨询决策必然会失去其应有的客观性和指导性，体现为咨询家本人的迷乱宣泄了。那么他所罗列的支持该决策的论据也都是牵强附会的东西，稍加分析即可攻破。比如他建议孟若蕴去英加留学的理由：
“对你而言，中国文化会越来越生疏。”
对孟若蕴来说更大的问题恐怕是文化的狭隘与视野的闭锁。况且，在加拿大留学四年就会生疏了浸濡了22年的母系文化？再说文化变革蔚为大观，加拿大是原始森林或日本虏华劳工集中营么？身处其中遗忘速度也不会这么快！
“第二个不利的地方是：在国外学的专业词汇全是英文，将来回国，你根本不知道相对的中文如何说。”
没有对应词汇体系的语言能力获取叫“语言习得”（language Acquisition），是儿童习获母语的心理过程。具有对应词汇体系的语言能力获取叫“语言学习”（Language Study），是成人习获外语的心理过程，这种习获不管身处目标语之内还是之外都有对应语言参照系。搞了那么多年外语教学的徐小平，这点教育心理学常识不可能不知道。是其潜意识不让他知道。
“第三个坏处是：你从来没有经济学和管理学方面的工作经验。”
从心理学角度看，他的为证明其咨询决策的一切逻辑分析过程，都是个人潜意识的“合理化”过程（见前）。而象徐小平这样的商业文人恰恰在意识领域中“合理化”功能十分强大，因为他受过较好的教育并具有某些天赋。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并具有一定天赋、然而心理素养与道德水平并不高尚的人，对我们的迷惑性更大：他的偏见和私欲往往被“合理化”得有根有据、论理深邃、文辞闪烁、优雅动人。这在我们当今社会乃是极端普遍的事实：又如顾城，读他的遗作《英儿》已经明确看出，他在情欲与错乱观念的奔流和挟持下，已经超越了心理症的界限而出现了明显的精神分裂症候。但直到他拿斧子砍死了发妻并自裁于新西兰某孤岛上之后，还有一些读者（尤其一些涉世未深的青年男女）仍沉醉于他那些迷幻的情节与诡谲的语言，并打电话到电台说，顾城的杀人和自杀正体现了一位伟大诗人的不被理解――这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变态的显现之一。
综合分析徐小平在全文中体现出来的潜意识过程与决策方式，我们认为：他也患了一种潜在的心理症，叫做“凌驾型心理综合症”。“想要凭借优势的语言、观念、幽默方式或态度凌驾别人的冲动，是一种心理症的特征。一个人若使用这些技巧作为社会武器，往往表示他有某种情绪问题。”（同上）在咨询工作中我们总结到：一个人如果具有了两方面心理特质，就足以将其判定为“凌驾型心理综合症”了――
Δ “上帝欲”。
“上帝欲”就是凌驾型心理综合症患者的最根本、最典型也是最深层的症状。它是“凌驾型性格”与“凌驾型心理症”的根本分水岭。前者只是一种不良的性格特征，后者已发展为病变。
Δ 被不断强化的“合理化”心理功能。
该型患者一般同时伴有被强化了的、发达的潜意识“合理化”功能。病变到一定程度时，病人甚至能够把一切个人欲望与观念“合理化”为科学的和艺术的，从而又带给患者本人一种变态的自信。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我们的研究表明，任何人的“合理化”心理功能都有一个最大值。在其心理功能迅速接近这个最大值过程中，病人往往被其病态的自信伴随性地激发出病态的胆量和勇气。但一旦这一强化过程达到“合理化”的最大值，其整个人格结构会因某一方面心理功能的过分激越处于变异性紊乱状态，从而外化为一些逾越常理的行为，比如毛泽东的整个一生、尤其是他那疯狂的晚年，比如俞作敏的私刑杀人，等等。最终，其人格结构的最大张力将被这一变异强化的心理功能破毁，从而使其整个心理结构陷入全面坍塌状态――这时，就是病人由“凌驾型心理综合症”向“凌驾型精神分裂症”激变的时候。
为使读者更明白些，我们仍拿前面用过的中医用语打比方：犹如一个阴虚型体质的人，其外在表现往往红光满面，举止促迫，声音高亢，甚至脾气暴躁，那么他给人的印象往往是底气充足、健壮得了不得。其实这些都是症状，都不是底气充足的吉兆，而是虚火外滞的病兆。突然有一天，他得了“脑溢血”，体格全面崩溃了。
无论是“上帝欲”潜意识冲动还是“合理化”潜意识过程，在徐小平那里都表现得很明显。所以对其心理症的诊断并不是空穴来风。但客观地说，他的病候在病程上尚属一度（我们将此病症的病程划分为三度）。假如病程发展到二度以上，病人的意识层将会捕捉到一种越来越明显却不知来源为何的情绪煎熬（这其实是深层理性的一种为避免人格彻底坍塌的自警机能）。比如，资料显示毛泽东的孤独感、不安全感和多疑倾向自中年就开始了。可惜，他没有因这份自警而进行内心的审视，相反却不断靠杀人、整人（如屠杀AB团、延安整风等）来巩固权力求得内心的安全感。然而这种权力的争夺丝毫没有减轻他内心的恐慌――于是他杀、整更多的人，依然不能使他觉得安全……终于，他在晚年彻底精神分裂了，整个中国也随着他精神分裂了。这也是一个时代和历史的大荒谬：健全的社会这样的精神病患者会得到相关部门的合理看护和诊治，或者精神宗教组织的宽慰；而在中国却反其道而行之：全体国民跟着他一块犯病。当然，也不是全体国民都患了“凌驾型精神分裂症”，有“凌驾”的就有“被凌驾的”。那么好了，到此读者会突然明白：今天孟若蕴和徐小平各自的心理症候原来只不过是红色中国集体病变的病症延续罢了。他们之间这种病态的自信的“凌驾”和病态的心甘情愿的“被凌驾”关系，其实折射的是非常深远隐秘的当代中国的社会原型。之所以一般人体会不是那么明显，是因为他俩只不过都是小人物，小小的平民。而正因为这两个小人物身上携带的全社会的集体病变因子，才更具普遍性、典型性、真实性，也就更具有了分析和展示的意义。这一点，我们将在“总结论”部分进行较详细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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