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 元代驿站交通网新样态

元代驿站交通网新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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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才讯】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全国性统一王朝,继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诸部族、建立大蒙古国之后,其孙忽必烈最终统一中国,建立了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大一统帝国。元代大力发展驿站建设,为中原与周边地区、中亚、西亚、东欧、东亚等地的人员往来、朝贡贸易、文化交流提供了通达的交通网络,对元朝统治者统一与管理多民族国家起到了重要作用,促进了民族融合和经济文化交流。

逐渐形成驿站交通网

元代以前,中外已有传递公文、传送军事情报的邮驿或驿传。在继承前代急递铺、驿传的基础上,元代将驿站交通扩大到全国范围内,并形成有效的规章制度。

早在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就曾建立传递急信的邮政驿站,设有待命的信使和驿马,逐站传递公文或信件。汉代丝绸之路的开通为中国驿站的形成提供了便利条件。西汉时期,烽火燧为军事通讯服务,驿置仅限于传递文书和公文,交通方式以轻车快马为主。东汉时期,轻车被快马取代。隋朝加强驿馆建设的同时,增设了急递铺,专门传递紧急军务。宋代,急递铺、驿传更加健全。元朝继承宋朝旧制,设立了专门管理驿站的中央机构——通政院。

元代的驿站又称「站赤」,是蒙古语「jamci」的音译。其词根是「jam」(站),具有道路、交通之意。「站赤」本指管理驿站之人,另有「向导」之意。蒙古人何时开始利用「站」或「站赤」,因缺乏史料记载而难知其详。不过,从唐宋以来北方游牧政权有驿传这一情况来看,蒙古人当时也应有自己的交通体系。

自成吉思汗时期起,大蒙古国在其境内普遍设立驿站,配备人员和牲畜,由万户管理驿站事务。大蒙古国时期,过往使臣或传递军事情报者持成吉思汗圣旨令牌,可以换乘铺马。窝阔台汗时期,确立驿站制度,并将驿站交通线路扩大到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利汗国境内。贵由汗、蒙哥汗时期,蒙古帝国的驿站对东西方往来起到了更为积极的作用。

忽必烈统治时期,在蒙古帝国驿站的基础上,在元朝全国范围内实行驿站制度,以元大都为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较为发达的交通网络,贯通东西南北。自元大都向南,河南行省、四川行省、云南行省、湖广行省、江西行省、江浙行省等均设立驿站;自元大都向西,陕西行省、甘肃行省直至四大汗国境内,均设立驿站;自元大都向东,辽阳行省设有驿站;自元大都向北至元上都,再到岭北行省,亦均设立驿站。在元朝全境内,自大都向四周辐射出严密的驿站交通网络,水站、陆站多达1500处。

元代的驿站每60里左右设一站,过往使臣或王公贵族须持有圣旨令牌或铺马圣旨,以及官府出具的证明文书,方可在驿站换乘铺马,并享用政府提供的「首思」(sigüsü)(按例分到的食物,汉语称为「祗应」)。

急递铺也属于元代官方邮驿系统,10—15里或10—25里设一铺,设专人传递文书或军事情报。传递速度按一昼夜计算,一昼夜400—500里,加急时可以达到一昼夜700—800里。元代的急递铺只有持有海青令牌者可以换乘铺马,并有专用驿道,以便快速传递公文或军事情报。元代的急递铺、驿站制度在忽必烈统治时期已经确立。忽必烈之后,其继承者多次规范这一制度。

为中外交流提供平台

自古以来,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有着密切交往。历代中原王朝及北方游牧政权均设立过中央客馆,为四夷朝贡往来提供便捷条件。汉代的鸿胪寺、隋唐时期的四方馆、北魏时期的四夷馆,均有接待四夷或外国使臣的客馆的性质。

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后,注重以儒家思想治天下,实行汉法。继位之初,他诏谕海内、四方,希望诸国来朝亲觐。为了给外国使臣、四夷宾客、归附远人提供便利的食宿条件,1276年,元朝开始在中央设立会同馆,为远道而来朝见皇帝的四夷宾客、外国使臣、归附人、诸王、驸马提供便利条件。会同馆设立专门官员,管理海内外远道而来的宾客,并设立蒙古、回回必阇赤(bicigeci)、怯里马赤(kelemerci),即译使和通事,供四夷宾客、外国使臣翻译之用。

会同馆不仅是四夷、外国朝贡使臣居住之所,而且是商品交换、贸易往来的场所。四夷、外国使臣以官方名义携带商品,在会同馆进行交易,并从中央政府得到相应赏赐。因此,会同馆的设立对元代商业贸易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另外,四夷、外国使臣和文人居住会同馆期间,也与馆伴、陪同人员进行诗歌方面的交流切磋,为促进元代文人与外国使臣、文人学士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平台。

元大都作为元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通往四周的驿站交通颇为发达,使元朝与周边民族以及境外诸国保持密切联系。元大都在农业、手工业、商业、水路交通方面均非常发达。大都作为北方最大的商业活动中心,商铺林立,商品琳琅满目。诸多国家与元朝进行朝贡贸易往来,不少外国商人到元大都进行交易活动,全国各地及外国商品聚集到此,使大都的商业贸易非常繁荣。

驿站以及与之相匹配的中央客馆、地方驿馆,由官府为往来使臣、四夷朝贡人员提供相应食宿。有元一代,来到大都的外国使臣、游客、商人、僧侣、文人、画家、诸王、公主、驸马、世子诸色人等,络绎不绝,使大都成为各国商品集聚、各种文化融合、各种宗教盛行、极为繁华的国际大都市。

多种驿传传统集于一体

元朝统治者是草原游牧民族之一的蒙古人,忽必烈虽注重汉法和儒家文化思想,但在元代驿站、客馆的形成和管理中,既继承了唐宋以来驿传的传统,还具有一定的蒙古文化因素。有些地区的驿站、客馆具有浓厚的游牧文化特色,有些地区则有着农耕文化特色。

元朝疆域辽阔,「北越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超过汉唐以来的疆域。元朝境内民族众多,广袤的草原地带有游牧民族,中原、江南地区有诸多农耕民族,东北森林地带分布著渔猎民族。在这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中,全国各地驿站的管理人员、马夫的配备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而定。元代,专门设置站户负责驿站的马匹、食物,中原地区的驿站由汉族充任站户,草原地区的站户则由牧民承担,东北森林、冰雪地带的驿站则用狗站。

元代设立专门的机构和官员负责监督驿站事务,通政院的官员多由蒙古、色目官员担任。元代驿站的圣旨令牌为八思巴字蒙古文令牌,铺马圣旨和证明文书也以蒙古文书写。因此,通政院的官员之所以大多以蒙古人、色目人充当,主要是因为他们精通蒙古语。「脱脱禾孙」(todquγulsun)是元朝在驿站设立的官员,负责查验乘驿公文。元代驿站所需圣旨、公文均以蒙古文书写,因此,充当脱脱禾孙者必须精通蒙古语言文字,当时精通蒙古语的汉族人也可以担任这一职务。与驿站相同,元朝在中央设立的会同馆也配备了蒙古、回回翻译人员,在蒙古统治者与外来使臣、归附远人之间起到语言媒介的作用。元代驿站、客馆提供的「首思」也具有一定的游牧文化色彩,尤其是北方的驿站、客馆充分体现了游牧民族的饮食文化习惯。例如,在提供给四夷宾客、外国使臣的食物中,肉食以羊肉为主,如果没有羊肉,方以鸡肉替代。

从元代驿站、客馆的功能来说,首先,元代驿站担负著军事功能。成吉思汗将蒙古驿站延伸到西域,蒙古西征的军事情报、信息均由驿站得以传递。长春真人西行觐见成吉思汗,也是利用驿站,途中换乘驿站的铺马,在沿途驿馆食宿,才顺利西行。其次,元代驿站具有为政治、外交、经济、贸易、商业、物流、宗教、文化服务的多重功能。元朝的官员、王公、驸马、中外使臣的往来均利用驿站,尤其外国使臣、朝贡人员不仅利用驿站换乘马匹,获取食物和住所,而且由驿站的马夫为其带路,充当向导。元朝商业发达,大都成为全国的商业中心,来自五湖四海的商品汇聚于此,以此为集散地再向四面八方流通。元代又是多种宗教文化兴盛时期,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盛行,道士、僧侣等宗教人士也利用驿站在大都、江南、西藏等地自由穿梭,驿站、客馆为元代宗教文化的兴盛发挥了重要作用。

保障丝绸之路畅通

辽金时期,由于西夏的阻隔,丝绸之路一度中断。中原地区通往西域经由漠北地区的草原丝绸之路前行。成吉思汗征服西夏、西辽之后,经由河西走廊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重新畅通,加之畏兀儿亦都护归附成吉思汗,更使中原通往西域的中西交通线畅通无阻。大蒙古国和元朝政府大力建设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驿站、客馆,使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元朝与四大汗国之间的驿站交通使得阿拉伯、波斯科技文化传播到中原和草原地区。色目人札马剌丁绘制大元帝国辖区内及四大汗国在内的地图,使大蒙古国和元朝时期的人们开阔眼界,增加了地理知识。西域、蒙古、汉族饮食文化相互影响,西域食品秃秃麻食也在蒙古地区久为流传,深受蒙古人喜爱。蒙古饮食中虽没有保留「秃秃麻食」这一名称,但以「猫耳朵」这一名称流传至今,多用荞麦、莜麦面制作。

大蒙古国和元朝时期实行开放的民族政策,对各种宗教采取各随本俗的政策。西藏萨迦派在元朝地位特殊,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帝师,尊佛教为国教,西藏僧侣利用元朝的驿站,往返于大都与青藏高原之间,在藏传佛教传入内地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元代海上丝绸之路也非常发达。由于元朝驿站有水站,大都的货物通过大运河输送到泉州、广州、宁波等港口,再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运往东亚、中亚以及更远的欧洲。东南亚、印度的香料,西洋的布匹等各种物品也经由海上丝绸之路输入元朝港口,再经驿站输送到全国各地,促进了国内外贸易的发展,使得元代海外贸易远迈汉唐时期。

随着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大量的阿拉伯、波斯、印度商人和游客进出广州、泉州等地,使异国文化、生活情调传播到南方的港口城市。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等多种宗教也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传播到泉州、杭州以及中原、蒙古地区。可以说,13—14世纪元朝经济文化是比较发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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