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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623-3

【新三才网讯】上世纪1960年前后,一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在中国大地上肆虐蔓延,农村更甚,河南是重灾区。1970年代初,我上中学时,家里只三间房,其中一间租赁给了进城积肥的生产队的两个农民。夏天的夜晚在院子里纳凉之时,其中一个农民给我讲述了农村1960年大饥荒的亲身经历,甚至讲到过饿极了的人吃死人肉,杀小孩子吃。在红旗下长大的我感到震惊又可怕。中学毕业后,我到农村插队劳动将近4年,接触到更多的农民,听到了大饥荒时的更多事情。可惜那时候我只是听却没有记录下来。直到今天,我决心记录南阳家乡1960年大饥荒的真实情况,已经相继采访了一些当事人。其中有的人善于描述,如之一的李某某。有的人不善于表达,如之五的那个农民。可我坚持一条,那就是忠实记录,只在表述上理顺次序而不作任何添加,尽量保持当事人的原始讲述。我今天公布这些实录,一是让大家知道那段真实而惨痛的历史,二是提醒自己要有毅力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我如今还在上班,只能抽时间采访整理,只好采取先城后乡,先近后远进行采访。以后退休时间充足了,我要多往农村去采访更多的老人,为南阳1960年大饥荒时留下一部民间实录。

口述人:李某某,男,74岁,退休干部。
2006年11月11日下午记录于李某某家中:
要说60年大饥荒,根子还在大跃进吃食堂炼钢铁,我就从58年说起吧。我在1957年响应号召大鸣大放,给领导提了意见后,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到南阳地区方城县杨楼公社黄狼山大队监督劳动。58年可以说是风调雨顺大丰产不丰收。为啥子?人为造成的,听我慢慢说。夏季麦收,浮夸风盛行,虚报产量,亩产300斤小麦能报800斤,其实那时候小麦亩产大多是200多斤。当时实行统购统销,上级以下边报的粮食产量按比例留口粮。因为虚报的产量高,上缴的小麦也多,生产队留的口粮就少。有的队小麦基本上征收完了,有的队千方百计瞒一点,口粮就能多留一点。例如在杨楼公社,有的队人均口粮有60多斤小麦,有的队人均口粮才20多斤小麦。我所在的大队土地多,58年麦季人均口粮近百斤,在全县可以说是是寥寥无几。黄狼山大队还存有一些黑豆,当时每个生产队是一个食堂,吃食堂时,队长挺精明,把黑豆磨成豆腐,搀到稀面条汤锅里,再和点面,看着稠乎乎的。夏天在食堂里还基本能吃饱,到了八九月份,大炼钢铁开始了。一个公社或几个大队集中到一块,修建小高炉炼钢铁。杨楼公社的炼钢铁处选在一个叫尚洞的岗坡上,一共修建了800个小高炉。修建时都是就地取材,挖土和泥巴垒成圆柱体,外径80公分到1米,内径60公分左右。把农民家里的水缸砸破,再把缸渣碎片碾成沫子做高炉底座的内芯。小高炉修建的多,看起来密密麻麻,点起火更有气势,夜里十多里地外都能看见火光冲天。公社一个领导知道我有些文化,就让我写诗歌颂扬小高炉。我写的顺口溜现在还能背下来:天上繁星点点,地上红光闪闪,王母惊呼玉帝打颤,感叹天上不如人间。

烧炉子的燃料起初是木料,杨楼公社范围内,碗口粗的树木全部砍完当柴火,另外家家户户的门板、木床、桌子、椅子、凳子,都拉到小高炉处当柴烧。专门有人负责劈柴,那些柜子箱子,八磅大铁锤砸下去就粉身碎骨,然后把这些干柴垒成垛子,有两米多高,一米多宽,象寨墙似的,最多时弯弯曲曲足有一里地长。砍伐的树木锯成半米长或一米长的树段,也堆成堆,把这些湿柴搭配着那些干柴烧。有一次要放卫星,就是800个炉子都冒火,连续烧七天七夜。一般是两三人包一个炉子,人都得在炉子边守侯着,瞌睡了就打个盹。你得保证七天七夜不能停火,如果哪个炉子火灭了,检查团发现就要“炒铁蛋”——就是五六十人到上百人的积极分子围成一圈,勒令那些炉子灭了火的消极分子站在中间,这边踢一脚,那边打一拳,把那些消极分子打的晕头转向。有一个农民对炼钢铁说了怪话,被别人揭发。为了杀一儆百,干脆临时搭建了一个两米多高的台子,几十个积极分子把那个说怪话的农民围在中间,打的鼻青脸肿。最后那个农民被一脚踢下高台,摔得顺嘴流血动弹不得,也不知道后来是死是活。炼钢铁天天吃蒸红薯煮红薯,吃的人只吐酸水。58年那年秋庄稼长的好,红薯又多又大,有经验的老农估计亩产在3000多斤。可男女劳力都去炼钢铁,庄稼丰产不丰收。秋天又下了连阴雨,红薯沤烂在地里,也没晒红薯干。豆荚炸口豆子发芽,玉米在秸杆上发芽有一砟多长。你想想,如果当时把那些红薯收回来储存到地窖里,能当多少人的口粮啊!后来木柴树段烧光了,公社就组织农民去平顶山担煤。从方城到平顶山100多里路,一路上看到地里的红薯被犁翻起来扔在地里,担煤的农民带着做饭锅,走到那里,就捡路边地里的红薯煮着吃。小高炉用当地的贫铁矿石,铁矿石烧化后,个别炉子流出来一些黑乎乎的铁,可是铁和渣凝结在一起,一敲就破。烧到冬天,上级又要求修建20个高6米的大高炉,外径有两米到三米,内径有一米到两米,底座还是用缸渣碗渣碎片碾成沫子。因为缸渣不够了,就砸农民家的瓷碗。经过所谓的土专家指导,这次大高炉除了用铁矿石,还用“引铁”,就是把铁车轱辘,农民家里的铁锅、铁门环,铁门鼻等铁器收集一空,放到高炉里。当铁矿石烧化时,还要放石灰石,目的是促使铁浆和铁渣分离。20个大高炉确实炼出了1000多斤铁,产量最高的卫星炉产有二三百斤铁,都是一种粗生铁,据说能打造简单的犁铧等农具,别无他用,真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观察大炼钢铁后,秋庄稼没收回来,大队小队家底都空了。59年初,我又被押送回南阳附近的环城公社包庄生产队劳动。那时候农村食堂还没散,顿顿喝用麦糁子搅的稀饭,十天半月才吃顿稀面条,饿的前心贴后背。59年麦子收成不错,可还是虚报产量,统购透底,生产队存粮很少。59年秋季干旱歉收,用农民的话说就是半收。红薯亩产有1000多斤,玉米高粱豆子收成差。到了60年春季,饥荒就显露出来了。从3月份开始,就开始饿死人了。也就是这时候,我又被押送到十里庙砖瓦厂劳动,那里有定量供应,现在回想起来是救了我一命。6月份麦子成熟时,我们在外面劳动,看到附近的地里,有人饿的忍耐不住,掐麦穗揉搓后吃麦籽。当时有许多从唐河等县逃荒过来的灾民,个个面黄肌瘦,他们先被集中到南阳收容站,然后被送到砖瓦厂。一个唐河县祁仪公社的小伙子偷偷告诉我,他们那里树皮被扒吃光了,大雁在野地里拉的雁屎,人们也捡着吃。饿死的人很多,有的村子死人都没人抬出去掩埋,因为都饿的走不动了。一天傍晚,我进城路上,看到一个个饥民面无表情,夕阳下拖着瘦长的身影,在路上蹒跚挪动。有的走着走着,就一头栽在路边,再也爬不起来了。真可以说是饿殍载道,可是谁也无力去救去管。我老家是邓县文渠公社李楼村,100多口人饿死20多个。其中一家是地主,别人敢去偷青苗吃,他一家不敢,结果11口人被饿死7口。由于文渠公社饿死人多,区委书记郑某某害怕追究责任,就开枪自杀了。60年秋季收成好一些,又开始了“拔钉子”,凡是拿印把拿勺把的基层干部,统统集中起来整治批斗,连邓县的县长和县委书记也不能逃脱。县长和我是熟人,后来告诉我,在“拔钉子”期间整天喝稀汤,饿的受不了,有次上厕所,看见墙头上搭有半干的红薯秧子,就拽下来往嘴里填。南阳地区邓县、唐河县是重灾区,唐河县饿死50多万人,县委书记害怕上级追查,领着全家跳井自杀,只有大儿子自己爬上井口,还有一个儿子在外地上学得以幸免。以我的亲身经历来看,我认为60年大饥荒饿死人不是天灾,而绝对是人祸。

口述人:吕某某,退休工人,男,60岁。
采访地点:住宅小区吕某某家中2006年11月12日晚
我老家在南阳地区唐河县源潭公社宋沟大队杜楼村。大跃进时我小学三年级,辍学回家参加劳动,算个半劳力。我们那里57年初开始吃食堂,大多农民不愿意去,干部和积极分子先去,每家兑粮食,顿顿做好吃的,吃干饭蒸馍,故意眼气吸引人,就这还没有几家愿去。57年四五月份,干部到各家各户收粮食,强行让吃食堂。四个生产队开了4个食堂,人们都得去吃。开始吃的还好,熬米汤,蒸红薯,炒菜是白菜萝卜,有方桌,有凳子,大家在一起吃饭热热闹闹还挺新鲜。58年初两个生产队的食堂合成一个,吃饭人更多了。大蒸笼直径有一米多,十几层,吃饭时稀饭一人一碗,蒸红薯一人三斤,还能吃饱。58年大炼钢铁开始后,我到处拣砖头,垒小土炉。小高炉直径有2米,高有4米,大风箱有3米长,得用几个人才能拉动。家家户户门上、柜子上、箱子上的铁器铜器都被拧走去炼钢铁。我还跟着大队人马去白河捞铁砂,先用铁锨在河边沙里挖个大坑,把80公分宽、2米长的筛子铺在上面,用水冲沙子。沙子冲走了,黑铁砂留下了,用手捧起来放到筐子里,满一筐了抬到小高炉去炼钢铁。59年秋季种了麦后,上级不让捞铁砂了,一人发了两个小米窝头,我就步行回家了。回去后食堂散了,没粮食吃了,人们这才想起地里没收回来的红薯,一窝蜂去挖那些已经沤坏了的红薯吃。红薯挖完了,再去找那些红薯码子。地里实在找不到吃食了,又想起粪坑里有积肥用的坏红薯,人们又翻开粪坑扒拉起来。积肥时还泼有粪尿,人们也顾不得脏臭,扒出来红薯洗洗再吃。啥都吃完了,就去吃青燕麦。把燕麦洗洗,切切,放些盐在锅里炒炒,就这样吃。燕麦吃光了,再找大雁屎,放碾子上压成沫子,在锅里炒一下吃。冬天饿的受不了,在地里吃豌豆秧,吃的一嘴绿沫子。快过春节了,实在没吃的,政府救济来了,一人发一块月饼大小的榨过油的芝麻饼,第二回发的是榨过油的花生饼,第三回发的是榨过油的蓖麻饼。蓖麻饼有毒,人们饥不择食,吃了后上吐下泻头晕眼花。过春节时,上级按一个人3斤麦子发救济,人们又集中到食堂来,把麦子在石磨上碾,人们都饿的有气无力,几个成年人都推不动石磙。大家轮着推,麦子只碾两遍,就下锅做麦麸汤喝。葫芦瓢一人三瓢,就那还不够喝。麦麸汤稀的能照见人影,我三叔在食堂里说了句:端起碗,晃人眼。意思是说稀汤象清水,把人的眼睛都照花了。干部听到后窜上来把碗夺过去,当场批斗我三叔,罪名是恶毒攻击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能照见人影的麦麸稀汤大年三十喝到初一就没有了,上边又把剩余的麦子收走了。

过了春节后,人们就没见过一粒粮食,只有吃白菜根,腊菜根,猪牙草,扒榆树皮。春天捋榆钱,捋柳叶吃。我和两个弟弟都饿的胳膊腿精细,走路一步三晃。爹娘看撑不下去了,就给当兵复员后留在黑龙江虎林县一个农场的哥哥去信求助。哥哥来信让赶快开迁移证明。我家5口人,办了6个准迁证。为啥子,因为没有路费,正好村里一个志愿军老兵愿意去,他也饿得不行,就主动拿出几百元复员费当路费。我们6个人又是赶路又是坐车,在路上走了几天几夜,才赶到东北。那里土地多,灾荒不严重,在去农场的路上,我从一个豆杆垛下扒出几粒黄豆,放嘴里一嚼真是香啊。见到哥哥嫂子后,吃饭是玉米糁汤和窝窝头,哥哥只准我们喝稀汤,怕猛一下吃窝窝头肚子受不了。1964年我当了兵,觉得父母带我们到东北是救了全家人的命。许多战友都说家乡家里都饿死了人。我的班长是63年的兵,家在湖北北边紧靠河南地界。69年部队让他复员,班长就痛哭流涕。因为他全家人在60年都饿死了,村里看他是孤儿,才把他送去当兵。班长哭着说,我回去找谁呢?住哪儿呢?后来部队又多留他一年。回想60年,比比现在,还是改革开放好。我现在住着水电气暖齐全的三室两厅,吃穿不愁。现在城里人平常吃饭就比过去过年吃的还好,农村粮食也吃不完,家家都能吃上白面馍了。

口述人:孙某某,退休工人,男,70岁。
采访地点:住宅小区门口。2006年11月12日下午
1950年,我才14岁。大哥在南阳一家工厂工作,经他引荐我进厂当了通讯员,负责给领导打水、端饭、取报纸信件等杂事。一直干到54年,下车间当了工人。我是地主成分出身不好,只是埋头干活,不敢多说话。到了58年,我当时已经结婚生子,儿子有一岁多了。有一次开会去的晚了一会儿,领导问我为啥来晚了?我实话实说:上街排队给儿子买个烧红薯吃,才来晚了。顺口一句话,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随后就开我的分析斗争会,说我对社会主义不满,被扣上了“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大帽子,交群众监督劳动。1960年春天,我在农村的嫂子领着儿子突然上门,一见面吓我一跳,嫂子和侄子都是瘦的皮包骨头,饿的人不人鬼不鬼的。嫂子说生产队食堂断顿了,已经饿死人了,再不跑娘俩也要饿死,就拄个棍子领着孩子一路要饭往南阳来投靠亲戚。家家都没啥吃,一路上要饭也要不来,娘俩饿得晃悠不动。厂里食堂开饭时,我打回的饭还不够她娘俩吃。

60年秋天,厂里干脆宣布把我开除工职,派人带枪押送回祖籍劳动改造。我老家是邓县十林公社黄岗大队柳堰生产队,可大队让我到了赵岗生产队。因为60年春节前后农村断粮,就开始饿死人,赵岗生产队的人死的死,跑的跑,就剩下些妇女小孩,没人干活,我去了算个男劳力。回去时生产队食堂还没散伙,吃的饭不重样,就是把不剥皮的红薯切成小块,再配上红薯叶子煮,开饭时一个人给舀一瓢,那一瓢有两碗。可是那时候人们饿极了,别说两碗稀汤,五碗都不够喝。绝大多数人都有浮肿病,脸色黄,浑身肿,不拄棍子都站不稳走不动。只有掌握实权的干部多吃多占脸上光堂些。下地干活时,看到许多低矮的新坟头。乡亲们说,春上饿死的人多,哪还有棺材,木料都让大炼钢铁烧光了,死的人都是挖个坑软埋。人们饿的有气无力,坑也挖不深,坟头也就不大。后来死的人更多了,有的一家饿死三四口人。死的人多,大人小孩都没人埋,也饿得没力气抬死尸挖墓坑了,就干脆埋到红薯窖里。61年春天生产队食堂散伙了,每家按人头分点红薯、玉米糁,干红薯叶,自家做饭饿的轻了。那年秋季收成稍好,62年又允许农民有自留地,赵岗生产队一人二分自留地,种些庄稼收成是自己的,这才度过了鬼门关。现在我回想起来还后怕,如果是59年秋天把我押送回去,我这地主成分谁管你死活,在60年非饿死不可。

口述人:何某某,退休干部,男,62岁。
采访地点:宾馆2006年11月14日晚
我老家在南阳镇平县石佛寺公社石佛寺公社大队第三生产队。提起60年,我现在还记忆犹新心有余悸。我给你从统购统销说起。记得是53年开始统购统销,就是想方设法让农民卖余粮。那时候粮食产量低,一亩小麦多则产100多斤,少则产几十斤。哪有多少余粮?不交干部就逼着交,逼的有人上吊。一搞统购统销,市面上粮食也少了,人们碗里的饭也稀了。有个顺口溜讽刺统购统销,我现在还能背下来。
“端起碗,照相馆。”(意思是说碗里稀汤能看见人脸)。“毛主席万岁,买馍排队。”(当时供应紧张,买馍也要排队。)“站了半天,买了一千。(当时一千元折合后来一角钱,能买两个小馍。)
后来搞合作化,就开会让生产队长报余粮,哪个生产队长第一个报产量必定倒霉。因为你报亩产小麦200斤本来就有虚头,后报的生产队长肯定要一个比一个报的多报的高。先报产量的生产队长就是落后分子,要被“扫暮气”,就是拿扫帚往他身上打扫。这还是温柔客气的。还有“过筛子”,就是让落后分子站在中间,一圈人围着推搡来推搡去,推的你站立不稳直跌跟斗。折磨人的还有“坐飞机”,就是让落后分子站在板凳上,屁股撅起来,两只胳膊向后伸着,一圈人围观监督。时间长了姿势不标准,下边一踢凳子,摔你个人仰马翻鼻青脸肿。交了公粮,一人才分几十斤麦子。我们老家58年麦收前开始吃食堂,一开始能吃饱,糊涂饭,汤面条,蒸红薯面拌红薯叶的窝窝头。58年吃食堂还有一个怪现象,就是各家不准住自家房子,必须住到别的人家去。名义上说是共产主义了,其实是好抬你的家具扒你房子,门窗梁柱檩条都扒了当柴烧。吃食堂时我也下学了,因为我父亲去世早,我是老大就回来劳动,怕人家说我们没男劳力干活,吃食堂是沾便宜。大炼钢铁都集中在大队所在地老毕庄,烧炉子砍伐了好多大树。男女劳力到河里淘铁砂,炼不出铁,就把农民家中沾铁的物件都收走当原料。59年秋粮长的也行,可强壮劳力都去炼钢铁了,耽误了收秋。等劳力们元旦前回来,红薯、豆子、玉米都烂到地里了,还错过了种麦时间,只好犁地种些豌豆。59年没收来粮食,食堂没了家底,人们就吃不饱了,可我们生产队还没饿死人。60年春天就不行了,食堂断粮,政府发带皮的谷子,一人一天7钱,煮的稀汤象是刷锅水,喝了撒泡尿肚里就没啥了,人饿得走路都摇晃,这只脚踢那只脚。我们生产队有80多人,60岁以上的老人和5岁以下的小孩饿死十五六个,比例绝对超过百分之十。成年人青年人耐抗一点,可也饿的走了样脱了相,浑身浮肿,胳膊腿细,肚子大,就象现在电视上照片上那些非洲灾民。我们生产队多亏种下的那些豌豆,没饿死的人吃豌豆青苗才勉强保命。我熬过了饥荒,1964年当兵走了。
现在看来,饿死人不是天灾,祸根就是浮夸风大锅饭就是瞎指挥穷折腾。炼钢铁劳民伤财,吃食堂饿死人不说,对环境破坏也厉害。过去我们那里是大树参天,草木茂盛。我曾经放过牛,牛走着吃草,走着走着,又高又密的荒草能把牛遮掩住。可大炼钢铁砍了大树,吃食堂又接着砍树,破坏了植被,现在是荒坡秃岭穷山断水。大炼钢铁、吃食堂既是坑害当年的老百姓,又是祸及子孙遗害无穷啊!

口述人:张某某,85岁,男,离休干部。
采访地点:河南省南阳市张某某家中。2007年3月13日上午
1947年,我高中毕业后参加了中共豫西南六分区武装工作队。48年10月南阳解放后,我们100多人的队伍开进了城市。那时候百废待兴,到处都缺少人需要人。南阳市副市长兼酒精厂厂长邰士芳和我认识,把我调到了酒精厂。上班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从西峡运来两车火纸,再卖到社旗,赚点钱去买粮食制曲。后来我一直在工厂生产技术科上班,1957年反右刚开始时,厂里的锅炉坏了,我到省工业厅去请技师来修锅炉,那时候郑州已经开始反右派。本来我家庭出身不好,平常说话做事都很谨慎。我看到这个风头后,回来更胆小更老实了。组织号召提意见,我啥话也不说,可以说没有一点言论。可后来为啥子被打成右派?就因为上级给酒精厂分派了10多个右派指标,特派员袁世定抓反右运动,他为了完成任务,自己关起门来编造材料,写上张某某说:共产党不好,现在吃不饱。当时也确实吃不饱,可这话我根本就没说,自然不承认。你不承认,领导就白天黑夜召集积极分子批斗你。你还不承认,领导就逼供诱供,说你承认吧,承认了包你没事,保你过关。咱相信领导的话,就违心承认了。这一被迫承认不打紧,马上就被监督劳动。等上边报批后,就全副武装把我们这10多个右派押送到农村劳动。1957年五一之前,我被押送到方城县独树公社下曹村劳动改造,老婆和4个孩子被赶回社旗农村老家。

我到农村后,就住在一户农民家里。农民为人忠厚淳朴,也没有歧视我,对我还很关照。那时候农村已经开始大炼钢铁吃食堂,我和一个社员每天去放树。干部说已经快实现共产主义了,谁家的树都可以锯,村里村外碗口粗的树都放光了。放倒的树去烧木炭,再拉到小高炉当燃料炼钢铁。1958年初冬,我又被指使去修鸭河水库。干了3个月,上级又让右派回南阳集中学习。学习时听说要给右派平反,大家暗自高兴。后来又听说毛主席不同意,扬言给右派平反他就不干了。过后,不让右派们学习了,在几个村庄轮流劳动。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整人的人也被打成了右派,卷烟厂的和柴油机厂的反右运动特派员不知道说错了什么话,也成了右派分子。那时候还在吃食堂,就是发几个蒸红薯。卷烟厂的特派员也是右派分子苏文华吃红薯时把红薯皮揭扔了,革命群众看到后一涌而上,开现场会批斗他。后来食堂连红薯也没有了,只是喝菜汤。菜汤里有菜叶萝卜,吃饭时一人一瓢,撑得肚子大,一撒尿肚子又空了,人人都饿的身上浮肿。幸运的是我劳动的地方是市郊菜队,没粮食多少有菜,虽然饿还没饿死人。我老家社旗大冯营前营村就惨了,1960年前后,一个村两个生产队饿死54人。我那4个孩子饿得在床上起不来,我老婆去打水,关系好的乡邻在食堂做饭,不吭声偷偷扔到水桶里两疙瘩芝麻叶。我老婆回家后,让几个孩子吃了,几个人才缓过口气。1961年初,组织允许我回家看看,家里一贫如洗,地上铺了些干草当床,盖的破被子露着棉花套子。老婆孩子见到我,抱头哭成一团。(张某某之子插话:父亲被打成右派被集中劳动改造,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回去时,我那年才4岁。1958年开始吃食堂,也就是粗茶淡饭,起初还能吃饱。大家敞开肚子吃,很快生产队就被吃空了家底。大炼钢铁又耽误了秋收,后来就开始喝稀汤。1959年,一天一人三两八钱的定量,干部多吃多占,群众还吃不到这个量。1960年三两八钱的定量也没了,人们稀汤也喝不上了,吃糠、吃野菜,吃牛粪,吃大雁屎,把玉米芯用石磙碾碎吃,到酒精厂挑酒糟吃,人们都饿极了,只要能填肚子的东西,都往嘴里咽。你问吃树皮没有?树木在大炼钢铁时被砍光了,连树皮也没得吃。家里人饿极了吃牛粪,牛拉粪了都去抢,回来后家里也没锅,铁锅在大炼钢铁时都砸了当原料了,食堂解散后铁锅也买不到。我妈就用个破洗脸盆子,把牛粪拍成饼状,放在洗脸盆里用火烧烧,填肚里充饥。我爷爷抗不住饿死了,死时皮包骨头,顶多几十斤,我妈和我们几个饿的都动不了,乡邻帮忙才把爷爷埋了。)苦日子一直熬到四人帮倒台后,才给右派改正,我一家老小才能挺起腰杆做人。那个年代真是不愿想,想起来就掉眼泪。还是现在好,吃的饱穿的好,说话也自由自在。我要养好身体多活几年,享享老来福。

口述人:张某某,57岁,男,农民。
采访地点: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砟岖乡街上。
2006年12月13日上午我家就在这里的寺河村尚岗组,57年吃食堂时我才8岁,家家户户不准有锅不准点火。我家藏了口锅,有天烧了锅热水,几个队干部看见烟囱冒烟了,马上冲到我家里,抓起铁锅狠狠摔在地上摔成了几块。食堂开始吃的是糊汤面,还能吃饱。57年后半年就把粮食吃的差不多见底了,食堂开始吃红薯,蚕豆叶放点盐当菜。我们这里是岗坡地,当时种小麦少,种红薯多,58年在食堂里主要吃红薯,可也限量。每人一顿是8两蒸红薯带一碗稀玉米汤,端起碗来能照见人影。59年日子更难过,连红薯也吃不上了,人们就吃干红薯叶,吃野菜,吃野草,吃树叶,吃树皮,饿极了还偷吃青苗。有一天队里用红薯生红薯芽子,我趁大人不注意,偷了一个红薯跑到僻静处,一吃觉得比蜜糖还甜啊!60年春上,村里就开始饿死人,尚岗生产队吃食堂时108人,饿死了31人。饿死的人没人抬,都饿得没了气力挖墓坑,有的死尸被老鼠掏吃了眼睛,露着俩黑窟窿,看着又惨又怕。队干部夜里能偷偷吃小灶,一个也没饿死。队干部就吆喝人们,把尸首拖到沟里,填上土掩埋了。邻近的淅川县饿死人更多,我姑姑嫁到七八里路远的淅川县唐房村,60年春上食堂有许多天不冒烟,一个生产队仅剩下20多人,有一家四口都饿死了,这户人家也绝后了。当时人们傻呀,饿死也不敢往外跑。话说回来,就是跑你能跑到哪里?你也跑不远,都没啥吃的,逃荒要饭也没人给你。还活着的人都饿的大腿精细,身上浮肿,走路拄个棍子一摇三晃迈不动步子。我记得1960年前后,我们村就没有妇女生小孩,后来知道都是饿的绝经了。1963年,我们这里分了自留地,允许开小片荒地,这才慢慢缓过劲。可没过几年安生日子,66年又开始文化大革命,穷折腾啊。现在好了,粮食吃不完,农村也能吃上白面馍,吃肉也不稀罕了。特别是现在政府免了农业税,农民负担轻省了。我种了麦子后闲着没事,就到镇上干零活,一天给20元。你要打听60年的事到淅川去,那里比内乡饿死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