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國回首 塵封的檔案1905年五大臣...

塵封的檔案1905年五大臣出國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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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年底,我的一個小時的朋友夏白鴿突然給我來了一封信。我們大概有30年沒有見過面了。小學一年級我們曾是同桌,後來他轉學了,見面的機會就越來越少。文化革命中下鄉插隊,他在山西,我在內蒙古,基本失去了聯繫。

打開信一看,這傢伙竟然在德國海德堡大學攻讀博士呢!他在一項研究中驚訝地發現,本世紀初中國政府派出的一個高級政府考察團(德國為重點考察國家)的活動,在德國不僅鮮為人知,而且有許多珍貴的檔案資料,至今仍塵封在檔案館裏。這次考察不僅層次高——部長級,考察的深度及廣度也前所未有。考察結果給中國政府亦有詳細的報告,缺乏德文文獻的印證就不容忽視了。歷史的客觀性因此打了折扣。

白鴿說,他尋著當年考察團的足跡尋訪,探訪過程是曲折的,並逐步引起德國各方人士的極大興趣和幫助。他把這個過程寫了一篇多少有點論文性質的文章。知道我在報社工作,可能在出版界關係比較多,因此來信問有沒有可能將他這篇文章推薦到某個歷史學術雜誌發表。

這篇文章引起我很大的興趣。這是清末那次著名的五大臣出洋考察。但是,在我們的歷史教科書裏很少提到;提到時基本也是一筆帶過,完全否定。因此,我本人對這次考察的詳情也基本上不瞭解。

將這篇文章推薦到某個雜誌去當然沒什麼不可以。但是,學術雜誌多不景氣,寥寥數千份,即便發表,又有幾個人能看到呢?我的本能開始起作用了。我想,如果我感到興趣,很可能我的讀者也有興趣。我應該嘗試將這個純粹的歷史題材做成《冰點》試一試。白鴿的尋訪過程,已經提供了當代與歷史聯繫起來的極好的紐帶。

文章比較短,只有三四千字。寫法上也過於“學術”。我給白鴿回信,要求他完全像講故事一樣,將尋訪過程展開,這樣我就可以在《冰點》上刊登。

白鴿從德國打回長途來,驚訝地問:“國內報紙還可以發表這樣的東西嗎?”

我說:“別的報紙可能性比較小,在我這裏可能性大大的!這點權力我還是有的。”我向他詳細交待了我要的是什麼,白鴿答應儘快成稿。

為了有資格能編輯這篇東西,我必須對這次考察有全面的瞭解。

上個世紀80年代,湖南著名學者鐘叔和先生曾經編撰過一套十幾大本的《走向世界叢書》,裏面收集了重要的中國近代留學生、使節、出訪大臣的著述和日記。研究晚清史的人不讀這套書是不可思議的。當時在書店搜書時,我也看到了這套書,翻閱良久還是沒有買,心想,我大概不會有專門研究晚清史的機會吧。我對晚清的瞭解,基本上不超過《劍橋中國晚清史》,這套兩卷本倒是反復讀過兩遍,印象深刻。

後來,鐘叔和先生將這套書中他對每一個人的點評文章又集納成一本書《從東方到西方》出版。這本書我細細讀過,震撼不已。對當時沒有把這套書買下來頗為遺憾。我到報社圖書館去查,還真有這套書。於是將五大臣和李鴻章的出訪日記都借了回來。晚上在家裏細細閱讀,越看越覺得這幾位大臣無論是文化修養,還是眼界,都遠遠超出了當代中國的部長們。

白鴿在德國曾問一個德國朋友:會怎樣看待90年前一個中國政府代表團訪問德國?這位德國朋友順手指了指街上的行人,正好有一批中國人從他們坐的咖啡館對面走過,“你看,現在滿世界裏隨時都可以碰到來自你們國家的代表團。”言外之意:“這沒什麼稀奇的。”

但是,在1906年,這確實是一條大新聞。

1906年2月25日,德國著名漢學鼻祖弗朗克在《皇家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標題格外醒目:《中國訪問團學習外國的國家管理》。他寫道:“來自紐約的消息:一個中國訪問團為了學習外國的國家管理,已於2月15日離開紐約向漢堡駛來。”

這次考察有不同反響之處。

1904年,在中國國土上爆發了日俄戰爭。這一令國人再次蒙受恥辱的事件,卻意外地為中國的改革提供了契機,促使清政府加大了改革的步伐和力度。一個根本的原因是,中國人看到實行立憲政體的日本,打敗了專制政體的沙皇俄國。這為空前高漲的愛國熱情和民族自尊心,以及長期積壓的危亡意識和變革要求提供了宣洩的機會。

在漢堡,考察團看了一場現代歌舞晚會,臺上百十位女郎霓裳飛舞,舞臺燈光色彩繽紛,變換無窮,把考察團看得不亦樂乎,而戴鴻慈的所思所想卻振聾發聵:“吾國戲本未經改良,至不足道。然尋思歐美戲劇所以妙絕人世者,豈有他巧?蓋由彼人知戲曲為教育普及之根源,而業此者又不惜投大資本,竭心思耳目以圖之故。” 文學藝術的教育功能,竟被這個清朝大臣一語道出,他感歎道:在我國被視為低賤的戲子,在這裏是名博士和教育家;在我國難登大雅之堂的戲文戲曲,在這裏可以是經典著作,可是以學生學習的課本。“如此,又安怪彼之日新月異,而我乃瞠乎其後耶!”

直到今天,我國教育界才在那兒感歎,新中國幾代人的教育都極度缺乏人文素養,如果我們的領導人和教育高官們能有這位清朝大臣一般的見識,又何至於此呢?

回國後,考察大臣不顧頑固守舊人士的反對,毅然奏請立憲,要求制定憲法,“憲法者,所以安宇內,禦外侮,固邦基,而保人民者也。”他們提出三項措施:一,宣示立憲宗旨;二,公佈地方自治的制度;三,制定給人民以集會、言論、出版的章程。“諸國所許民間之自由,而民間亦以得自由為幸福。”

什麼是自由?你去問今天的大學生,恐怕100個人會有100種說法。而戴鴻慈在日記中寫道:什麼是自由?決不是想幹什麼就幹什麼,而是人民在權利範圍內不受壓制。我看歐美的人民,無論男女老幼,在社會交往中彼此間講信用,守法律,顧公德,做每件事都有規範。從表面上看,他們是最不自由的——“此自由之真相也”。

這種對西方自由的認識,真可謂入木三分。

根據考察大臣的回國陳奏,1906年9月1日,清廷正式宣佈預備立憲,跨出了中國國家體制改革的第一步。沒有來得及公佈的憲法草案,已經基本具備了現代憲法的雛形。

然而五大臣的立憲奏摺受到前所未有的攻擊。頑固派反對立憲的奏摺數以十記。據當時《東方雜誌》記載:“頑固諸臣百般阻撓,肆其簧鼓,淆亂群聽……澤、戴、端諸大臣地處孤立,幾有不能自克之勢。”在這樣的形勢下,慈禧屢屢推遲立憲。實際上,比五大臣奏請的期限推遲了七年。

辛亥革命的爆發使清遷的預備立憲就此夭折。五大臣出國考察的最重要的推動立憲的努力失敗了。但是,他們仍然開啟了中國現代公共文化事業的先河,且延續至今。

1906年10月13日,考察大臣連上三道奏摺,一奏軍政,二奏教育,第三奏是:“各國導民善法,擬請次第舉辦,曰圖書館,曰博物館,曰萬牲園,曰公園。”清廷責成學部承辦,命各省興辦圖書館、博物館、公園、動物園。至此,中國方開始形成公共文化事業。

除了這幾大臣的考察日記,我還仔細看了李鴻章的全部日記,對中國晚清力主洋務大臣們的遠見卓識和動輒受咎的困境有了較深刻的理解。聯想起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的中國當代改革的歷程,感歎:簡直如出一轍。

一個月後,白鴿的文章寄到。此時我已經可以大言不慚地吹自己是“半個”晚清史專家了。在編輯這篇文章的過程中,我加入了一些令我印象深刻的日記內容,和白鴿的現場尋訪揉和在一起,發表時,名為《尋找世紀的交接點——在德國對清末出洋考察的調查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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