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國回首 人间炼狱—&#...

人间炼狱——凄惨的长春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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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才网讯】1946年上半年,国军新一军的孙立人、新六军廖耀湘等七个军在杜聿明的领导下向共军发起了进攻,把林彪打得满地找牙,林彪的部队一路败亡,国军一路攻克四平、长春,直把林彪赶过了松花江,并把他团团围在哈尔滨城内。这个时候,蒋公却在关键时刻当起了宋襄公,主动命令国军单方面停止追剿。停战十五天后,又应周恩来要求,再停战八天,后来这个停战期限维持了半年,半年中,共军再次扩军到100万以上,接受了苏联缴获的一百多万关东军的武器装备,改造了五十多万伪军为“解放军”,然后在1947年年初大举进攻国民政府。

内战的发起者当自己势力不济时,就假惺惺地要求停战;停战不是目的,只是手段,一旦势力大了,马上就要重燃战火。他们还假惺惺地要求民主,弱的时候就要组织联合政府,强的时候,就倒打一耙把合法的国民政府的领袖宣布为战犯。谈判的时候,就不惜献媚般地赞美美国,欺骗美国,利用美国压制蒋介石进行和谈,一旦要开战了,马上变脸把美国塑造成魔鬼。

60年前的那场国共两党大战,把地处战略要冲的长春投入血海。1948年3月,长春已经处于中共领导下的东北野战军的重重包围之中,成了地地道道的孤城。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指挥2个军6个师及其他部队共10万人,担任坚守长春的艰巨任务。为此,毛泽东为了减少自身伤亡,采取兵不血刃,围困长春的战略,对长春实行了“长围久困,展开政治攻势和经济斗争,使其粮弹俱困,动摇时再攻”的方针,约16万大军把长春围困得铁桶一般。

围城部队在长春城外方圆25公里的地区,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封锁区。禁止粮食、燃料、蔬菜等一切生活物资运入市内,禁止市内人员出城。这一措施,等于卡住了国民党10万守军的脖子,吃饭成了大问题。6月,守城的国民党正规军每人每天可以吃上1斤5两粮食,到了7月,每人定量减少了1/3。8月以后,除了新7军每周还能吃上一顿大米饭外,其他各军只能靠高梁米掺大豆度日。

到了9月,国民党守军无法发出任何粮食,只好给士兵发钱,由各连士兵自己去买着吃,买到什么就吃什么。后来郑洞国在回忆坚守长春的情况时曾这样说:“因为共军的封锁,四乡粮食来源断。唯靠飞机空投,不仅数量少,而且……既飞得高,又不按规定办法投掷,把许多粮食误投到城外共军的阵地上……”市内存粮日益减少,加以市场投机倒把,粮价一日数涨,市场混乱,市民和军心不安。城内饿死的人越来越多,长春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饿疯了的人们吃光了全城的树皮、树叶,甚至吃人肉,一枚金戒指仅能换一个馒头,一麻袋纸币买不到一个窝头。

67岁的宋占林老人,离休前是长春二道区城建局环卫科长。他回忆说∶1948年春节前后,吉林市和周围城镇有钱人都往长春跑,大车、爬犁络绎不绝。国民党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流血斗争”,都害怕。长春一下子就变挤了,住房紧张,煤柴紧张。稻草最贵,一斤稻草换几斤大豆。跑进城的难民都有马。

那时粮食还不见紧张,大豆有的是,都用豆饼、大豆烧火做饭。我家也是,锅上锅下都是粮食。天热时就不大行了。先是把黄豆磨成面吃,不消化,胃受不了。难民杀马,烤马肉吃,像现在街上烤羊肉串儿似的。最先饿死的不少是难民,和进城谋生计的手艺人。我和大哥是木匠,二哥是铜匠,在贫民区中算中上等人家。就这样,十三口之家也死了四口∶父亲叫流弹打死了,孩子全饿死了。

家住长春市东朝阳路的李素娥老人说∶那时,我家住在老虎公园(今动植物园)北门。一家八口,父母和六个孩子,我是老大,那年十六岁。父亲在南岭运动场画跑道圈,原来就病恹恹的,是最先饿倒的,接着是大弟弟。男人不经折腾,女人抗劲儿。我们家全靠我折腾了。爹妈常说,是素娥救了一家人哪!她回忆,每天都有饿死的人。死在家里的不知道,路边越来越多。我在南关永安桥头卖大米,身后咕呼一声,一个老头就倒那儿了。灌口米汤就能活过来。有收尸队,一路捡,往车上扔,说“喂狗”。狗吃人,人吃狗,那狗才肥呢。

宋占林老人说,死人最多的是洪熙街(今红旗街)和二道河子。洪熙街什么样子没见到,二道河子十室九空。开头还弄口棺材,接着是大柜、炕席什么的,后来就那么往外拖也没人帮忙了。都死,谁帮谁?拖不动了,就算到地方了,坐那儿就动不了了,也死那儿了,最后也没人拖了。

炕上,地下,门口,路边,都是死人。有的白花花剩副骨架,有的正烂着,刚死的还像个好人。大夏天,那绿头蝇呀,那蛆呀,那味儿呀。后来听城外人说,一刮风,十里、八里外都熏得头痛。我们家附近没一家不死人的。同院的王青山,五口剩一口。西边何东山,也是五口剩一口。前院一个姓曾的木匠,七口人剩个老伴。“杨小个子”一家六口,剩个媳妇。后边一家“老毯儿”(东北称闯关东的河北人为“老毯儿”),六口全死了。

旧历八月初,我临出哨卡走到现在胶合板厂那儿,想喝点水。一家门窗全开着,进去一看,十多口人全死了,炕上地下,横躺竖卧。炕上有的还枕着枕头,女的搂着孩子,像睡着了似的。墙上一只挂钟,还“嘀嘀嗒嗒”走着。开头见死人掉眼泪,头皮发炸。后来也害怕,不是怕死人,是觉得自己早晚也是这条道。再往后见了打个唉声就过去了,再往后再往后连个唉声也不打了,也不把死当回事儿了。东北野战军接管长春后,熟人见面就问∶你家剩几口?就像现在问∶你吃饭了吗?

东北野战军接管长春后第一件事就是“救生埋死”。“救生”就是给活着的发粮食,“埋死”就是埋死人。我参加“埋死”了。干一天给五斤高粱米,干了个把月。全城都干,全民大搞卫生运动,不然发生瘟疫更了不得。挖个大坑,把钢轨甚么的架上,尸体放在上面烧。大部分是埋的。有的集中一起挖个大坑埋,有的随处挖坑就埋了。前院姓曾的一家都烂炕上了,拿不成个了,唉,别说了。第二年看吧,凡埋死人的地方都不长草,那地太“肥”了。

吉林省军区原参谋长刘悌,当时是独八师一团参谋长。老人说∶独八师当时就在二道河子执行围困任务。通信员说有个老太太,把饿死的老头的大腿煮吃了,吃了也死了。团长吴子玉是个老军,说哪能有这种事。通信员说,不信我领你去看看。进去一看,锅里还剩条大腿。团长回来跟我说,那天都没吃饭。

宋占林老人回忆说,我出哨卡前,看到路边一个人两大腿都剔光了。早就听说有吃人肉的,还不大信。那肉是刀剔的,不是狗啃的。那时早见不到狗了。1955年,我当区机关党委书记时,有个挺好的党员发展对象,向党交心,说他那时吃过人肉。那还能入党吗?这样的悲惨景象太多太多了。

经过近5个月的围困,突围不成、插翅难飞的国民党守军全线崩溃。10月17日,国民党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18日,国民党嫡系部队新七军宣布投降;19日,东北野战军正式接管长春。据有关史料记载,长春的居民人口由围困前的50万左右(包括围城前从周围地区逃至长春以躲避战乱的难民)锐减到围城后的17万人。长春围城之战究竟饿死了多少老百姓,有几种说法。其一是军旅作家张正隆在其长篇报告文学《雪白血红》里说饿死15万人,由于他掌握的资料有限,这种说法不足为信。

另外1975年被释放的国民党战犯段克文在他的《战犯回忆》一书中说,长春围城饿死了65万人。他当时就在围城之中,有一天忽然听说城中有一家店铺在卖熟肉,大家闻讯都蜂拥去抢购。段克文带人去了那家店铺一看,果然不出所料,卖的是人肉,当场就把老板拉出来毙了。段克文在书里说,他当时听说有个解放军连长实在看不下去这么多老百姓被活活饿死,忍无可忍,拔枪自杀。段是被中共关押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战犯”,对中共当然恨之入骨,释放后绝不留在国内,第一批就出去了。他当然乐意扬共军之短,喜欢听扩大共军劣迹造成损失的传闻。所以他的65万说不靠谱。

日本曾出版过一些“满洲回归者”的回忆录。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后来任日本一家大保险公司总裁的回归者写的。当时他在“满洲国首都新京”,即现在的长春。国民党进城后,共军把长春包围了起来。国民党本想遣送他们这些残存日本人回国,但长春的交通已被共军完全切断。后来城里的粮价飞涨,呆在城里已活不下去,他就和三个日本人一起想逃出去,结果城外共产党军队设置了铁丝网防线,不让他们出去。他们在长春城外的荒野上露宿了三个星期,每天靠吃野草度日。他的两个同伴后来都饿死了。

他自己最后从野狗挖的狗洞中爬出铁丝网防线,一路讨饭来到沈阳,找到日本人遣送团,才得以生还回国。据他说,长春城外到处都是饿死者的尸体,他亲眼看到中国人吃人肉的情景。当时日本新闻界估计在包围长春期间饿死约30万人,留在长春的日本人也大部份都被饿死了。因为日方已经无条件投降,与国共双方都无关系,再加上日本新闻从业人员的敬业精神相对较好,说法比较客观,所以日本估计的长春围城饿死30万人应该说是比较准的。

长春围困战前,居民为五十万左右。五个月的围困,全城七百余万平方米建筑,230万平方米被破坏。一切木质结构部分,大到房架,小到交通标志牌,乃至沥青路面,或用于修筑工事,或充作燃料,而一切可以当作食物的东西,如树皮、树叶之类,都被尽情地送入口中,化作维系呼吸运动的热量。战后长春只剩下十七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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