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國回首 放纵罪恶的历史教训与结果(...

放纵罪恶的历史教训与结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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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才综合】对于我们这个人类社会的规律,有智者总结出了一个理,叫做“相生相克”,也就是说任何事情,都能衍生出两方面,有好的就有坏的,有简单的就有复杂的,有正义的就有邪恶的,有拥护的就有反对的,有能分辨是非好坏的就有不明善恶歪理的,然而人类历经数千年的发展,道德演变,如今却衍生出了一个十分反常的现象,即讨好邪恶政权,放纵罪恶,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个人,不在少数。这样的情况不得不令人反思,如此下去结果如何。忆古思今,我们惊奇的发现,历史已经告诉我们:这样的国家和民族已经步入了危险的边缘。

【一个国家讨好邪恶政权】

首先说说为什么一个政权会放纵罪恶,讨好一个邪恶政权,人本性是自私的,一个邪恶政权的掌权必定会放纵人假,丑,恶方面的东西,人都想自己过得好一点,舒服一点,占有的资源多一点,而社会上总的资源是有限的,你占有的多了,就损害了他人的利益。当国家的人民出于加强生计的本能而勤奋劳作时,创造的财富也源源不断地流向掌权者,从而总有一天会将掌权者扶植强大起来,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地政府通过房产赚钱,因为地皮价格基本是由当地政府定价的,因此在一个腐败遍地丛生的社会里,房价也一定是高得离谱,远超普通公民承受价格。如此日积月累,当邪恶政权强大了,当两国会面时,利益关系就会摆在另一个国家面前,也就是只有你不对我的作为指手画脚,我才会和你做生意,在这样的情况下,出于所谓国与国之间经济与政治利益和战略关系的考虑,往往就会对邪恶政权的恶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尤其是那些影响力大的大国,如果这样做了,就如同开创了怂恿邪恶的先河,其它国家将会效仿,从而形成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局面,古人云:大害必有小利为之媒,就是这个道理。

俗话说,莲之出淤泥而不染,就是说在这个世风日下的社会里,想要保持个人的清正廉洁有多么难,那么国家的政权也是一样,如果当权者完全执政为民,而没有图取个人私利,那么他一定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人们将生生世世铭记他,然而回顾历史,这样的领导人屈指可数,而往往具有这样品行的人是不去当官的,所以中国古代才会出现,老子,孔子等这样的圣人。而在西方社会这样的人就更少,因为当官就会出名,出了名就要去保这个名,特别是在人类道德观念急速下滑的今天,作为一个政权,往往都将经济利益作为衡量其执政能力的第一要素。其次再去谈论普世的价值,即使是目前世界上最富裕的美国也是害怕丢掉“第一超级大国”的帽子,这样就又正中了邪恶政权的下怀。当一个国家政府和邪恶政府对话,指出其人权方面的问题时,邪恶政权会说,我们在人权之间的分歧不会阻碍我们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我们要加强合作。其实这是邪恶政权释放的诱饵,如果这个国家接了,那么正好被邪恶政权抓住了把柄,“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短”,有利可图了,那人权等其它方面就容易打马虎眼过去了,否则邪恶政权会以“不要破坏我们之间的友好利益往来”作为借口。

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最近发生的中国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闯入美国使馆,又被美国政府骗出而表示后悔的事件。从美国在陈光诚事件的表现来看,是本着尽快将事件平息下来,不想惹恼北京的一贯原则。虽然陈光诚在其家乡山东临沂所遭受的软禁和酷刑虐待家喻户晓,虽然美国十分清楚陈光诚只是无数有过类似遭遇的中国人中的一个,也知道陈光诚进入美 国大使馆后再出去意味着什么,还是千方百计的将陈光诚哄出使馆,并且和北京达成了“下不为例”的条款,也就是暗示以后美国领馆不再帮助像陈光诚这样的人。奥巴马甚至在记者问到他对陈光诚事件的看法时,甚至不予置评。后来一看舆论汹汹,又和北京达成协议,答应让陈光诚到美国访问,但是对中国政府迫害人权的恶行只字不敢做任何批评,甚至有意回避。

第二说说为什么一些国家旁观这种现象却不去阻止,在当今社会里有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当一个人看见另一个人做不好的事情,而去阻止时,做坏事的人会说,你看你自己都没有做好,凭什么来管我,你要想让我做好得你首先自我做好,实际上,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自身做的不足的一面,,当西方国家来抨击某国的人权时,他必须就是一个在人权方面做出表率的国家,否则这个政府会说,你看你们国家还没做好,凭什么来管我,这是我们自己国家的内政。而在这时,无法做出出色表率的国家只好选择沉默了。

【个人讨好邪恶政权】

再说说为什么个人会放纵罪恶,对政权所做恶行的放纵就是讨好邪恶政权。放纵罪恶最严重的就发生在邪恶当政的社会,这一点在中国社会的人们最感同身受,在社会上,工资最高,工作最稳定的是政府人员,公务员,而进政府部门做公务员的前提条件就是有后门,当然非常差的偏远山沟公务员除外,就是要在党政机关中有不光是认识,必须是比较熟的人,同时为了表示“思想觉悟高”,这个人还必须是个党员。那么在这样一个圈子里维持人表面和善的关键因素就是你能给我带来多大的利益,因此为了在圈子里混得开,人们不得不去花钱,送礼,也就是去讨好那些即使是已经很熟了的官员,而往往通过此种手段进到这个圈子里来人,将继续能够利用手中的权力去欺压那些普通百姓,形成恶性循环。人就如同一个容器,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人耳濡目染的多了,思想观念也在慢慢发生变化,他会认为社会的正常形式就应该是这样的。因此在人们的推波助澜之下,腐败之风愈演愈烈,人们只好改造自己来适应这一现象,即讨好政权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在邪恶政权社会,谎言的存在是以暴政恐怖为后盾,属于“暴政式谎言”。政权掌控了国家一切,而政权控制的媒体也会几十年如一日的撒谎,人民没有别的其它途径了解真相,只能从“一言堂”式的欺骗灌输中艰难的辨别真知。除此而外,邪恶政权的谎言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谎言的强迫性,它以整个国家政权的名义强行压制人接受。任何人不接受,或提出质疑反对,都会按异己势力严加打击。在这种情况下,国人就变得噤若寒蝉,不愿去作理性思考。不仅如此,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长期生活的人们,思维将向病态发展,不但将自己置身其中,还会对他人的不幸产生“幸灾乐祸”的心理,以及对邪恶行为的袒护心理。

让我们用一个科学实验来说明这个问题。在1971年的斯坦福大学,一个名叫津巴多年轻的心理学教授创建了一个模拟监狱。实验开展方式如下:津巴多招募了24名男性大学生,并付给他们每天15美元,让他们在斯坦福大学地下室的一个仿制的监狱里。其中一半的学生担任警卫,另一半担任囚犯。

在录制的有关实验的教育视频中,“发生的事情使所有人惊讶,包括津多巴本人,虚拟变成了现实,人们扮演的角色和现实生活中的身份没有了界限”。实验中一些警卫开始辱骂,囚犯们表现出精神崩溃的迹象,其中一些装扮成卫兵的青年男女变得残酷,甚至暴力。6天之后,津多巴停止了实验,把所有人送回了家。斯坦福监狱的实验结果充分说明了环境对人行为的潜在影响。

津巴多在斯坦福大学担任心理学教授40年,并担任美国心理学会主席的职务。这个实验透露这样的信息:一个正常人可以做出非常坏的事情──如果你把人们置于做坏事的环境中,人们可能就会参与进来,助纣为虐,这一效应被科学家们成为“旁观者效应”。还有另一个例子:两年前,一个16岁女孩在家庭舞会上被至少六名男子的犯罪团伙强奸,有数十名孩子围观,其中一些孩子给朋友发送信息,让他们过来。两个小时之后,才有人打电话报警。

【讨好邪恶政权 放纵罪恶的后果分析】

那么讨好邪恶政权,放纵罪恶的后果会如何呢,从简单的人与人之间的道理讲,如果一个人看见有人偷东西,抢钱甚至杀人放火,这个人如果没有制止,就会遭到舆论的谴责,因为这与人们的道德观念不符,他就会丧失周围的公信,从此人们将会孤立他。那么这个人如果甚至在那个人犯罪过程中帮助了他,那么就会被定为“从犯”,一样面临法律的制裁。当然在一个坑蒙拐骗之风盛行的社会里,人们会说,现在社会风气就是这样了,我们作为个人,能力有限,为了生活只能去适应,有什么办法呢?再说那些坏人,腐败官员们不是一个个活得挺潇洒的吗?我们讲:“善恶有报是天理。”我们如果不能截至下流,最起码要做到不参与,不助长邪恶的风气。古人和当世许多老人都明白这样的道理,民间也流传着如“红眼石狮”等启迪人善念的故事。传说观音曾经化装乞丐去一个人心普遍败坏的村庄,告诉还有施舍之心的善良老妇:石狮红眼的时候洪水将淹没村庄,老妇虔信广而告之,两个无赖搞恶作剧将石狮 眼睛涂红,并在村民逃难之际笑告“真相”和嘲笑逃难的村民迷信。于是大多数村民跟随无赖“聪明”地留在村庄,只有少数人跟老妇逃难。洪水来了,留守村庄享眼前福的村民都被淹死,财物全被冲走,唯有信老妇的逃难者存活。

而现在,这样的故事已不足以使人相信,现代人受现代科学的局限,科学没有认识到的一概不相信,甚至认为是迷信。这种状态导致了人类的整体道德水准急速的下滑。那么就再让我们用科学的角度举例说明这个问题。

美国凯斯西储大学生命伦理学教授史蒂芬•波斯特和小说家吉尔•奈马克从现代科学和医学的角度出发,对人的种种善行,在“付出”与“回报”之间究竟能产生什么样的关系進行了深度的研究。他们制定了一个详细的测量表,并长期追踪一些乐于付出的人,分门别类的对每一种“付出”带来的“回报”進行物理统计和 生理分析,从而揭示了“付出”产生的“医疗作用”和“快乐指数”:“宅心仁厚、乐善好施”的人,这些善行确实对自身心理和身体健康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其自身的社会能力、判断能力、正面情绪以及心态等都会全面提升。哪怕对别人一个会心的微笑,传递一个友好的幽默的表情,这些简单的行为,都会引起唾液中的 免疫球蛋白浓度增加。在他们综合了四十多所美国主要大学一百多项研究成果后,并结合长期追踪的实验报告显示的数据,他们得出了令人惊讶的消息:人们善良的行为,比如赞美、宽恕、勇气、幽默、尊重、同情、忠诚等等,这些行为的付出显示:“付出与回报之间存在着神奇的能量转换秘密,即一个人在付出的同时,回报的能量正通过各种形式向此人返还,只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自己浑然不知……”

科学家在神经化学领域的研究中也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当人心怀善念、积极思考时,人体内会分泌出令细胞健康的神经传导物质,免疫细胞也变的活跃,人就 不容易生病,正念常存,人的免疫系统就强健;而当心存恶意、负面思考时,走的是相反的神经系统:即负向系统被激发启动,而正向系统被抑制住,身体机能的良 性循环会被破坏。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医学巨著《黄帝内经》中就讲到:“静则神藏,燥则消亡”。静,是指人的精神、情志保持在淡泊宁静的状态,神气清静而无杂念,可达到真气内存、心神平安的目的。其实,静的意义很广泛,不是单纯的静止不动,而是人的思想和行为,在受到外因的冲撞时,能有豁达的心胸去包容,去 体谅,而不是马上進入热战状态,唇枪舌剑一番。现代的科学研究表明,人在入静后,大脑可以回复到儿童时代的脑电波状态,使得衰老暂时得到“逆转”。

纵观历史仔细分析会发现,随着朝代的更迭,历史的演进,天灾趋于越来越多。一方面,受人性贪婪的一面的驱使,总是要不断对自然进行掠夺,人之间也相互争权夺利,放纵罪恶。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古人多信天信神,相信善恶有报,使人的道德得以相对稳定维持。到了近代,人走向越来越不信神,无神论观念为更多的人接受,导致道德观念趋于淡薄,心性变得不受约束,人对自然掠夺也就更凶,人之间相互争权夺利更恶。这是导致天灾不断增多的一个方面。

【史实的列举】

然而,导致天灾增多的更大的原因是邪恶政权的上台和人们对邪恶政权的维持和烘托。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暴君暴政的存在,直接同奇异频繁的天灾共存,邪恶政权的本身必然是对权对利极端贪婪,挑起人与人的恶斗是维持其统治的手段。通过欺骗煽动,迷惑百姓,使得许许多多的无辜百姓无知中不但不抵触,甚至沦为帮凶,助纣为虐。这样一方面直接导致庞大人群有意无意同造业,同时极大地摧毁社会道德基础。下面再让我们就以史为鉴,走进历史来看放纵罪恶和讨好邪恶政权的后果。

大家都知道大跃进运动,在很短时间内就对中国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造成了极大破坏,接着3年大饥荒中饿死了几千万人,比中华五千年饿死的人数还要多。

“十年文革”招致八大地震

提起中国近代史上的人祸,人们不会忘记“文化大革命”,那是人性泯灭、黑白颠倒的十年∶“仁、义、礼、智、信”被当作“封、资、修”以清洗大脑的方式从 人们的信念中清除出去;佛教的“善”被批倒批臭,从根本上打击人的善念;道观庙宇被打砸洗劫;到处是“同天斗、同地斗、同阶级敌人斗”的喊杀声……。这是人的行为吗?

提起中国近代史上的天灾,人们不会忘记“唐山大地震”,整个城市在大地的怒吼中瞬间被夷为平地,沦为废墟。

包括唐山地震在内,中国50年来发生的八次震级最高、破坏最大的地震灾害,无一例外地发生在十年“文革”期间。更让人震惊的是,八大地震始于“文革”开始的1966年,而终于“文革”结束的1976年。天灾与人祸共始共终!以下是十年文革期间的八大地震。

邢台地震—1966年3月8日,在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6.8级和7.2级地震。极震区位于隆尧县、宁晋县、新河县和巨鹿县境内。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损失。

地震—1970年1月5日,在云南省通海、峨山间发生了7.7级地震,通海、建水、峨山、华宁、玉溪一带遭到严重损失。

炉霍地震—1973年2月6日,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的炉霍县发生了7.9级地震,甘孜、道孚、色达、新龙、壤塘等县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昭通地震—1974年5月11日,在云南省昭通地区发生了7.1级地震。云南永善、大关、盐津、绥江等县和四川雷波县受到破坏。

海城地震—1975年2月4日,辽宁省海城、营口地区发生了7.3级地震。这次地震发生在人口稠密、工业发达的地区,工矿企业、交通、电力和水利设施以及民房等遭到破坏。

龙陵地震—1976年5月29日,云南西部龙陵县先后发生了7.3级和7.4级地震。龙陵、施甸和璐西等县受到破坏。

唐山地震—1976年7月28日,在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7.8级强烈地震,地震波及天津和北京市。这次地震发生在工矿企业集中、人口稠密的城市,造成了极严重的灾害。

松潘地震-1976年8月16日和23日,在四川省北部松潘,平武之间相继发生了两次7.2级的强烈地震,使松潘、平武、南坪、文县等县遭到破坏。

就文献可考的记载来看,从公元前十八世纪,直到公元二十世纪的今日,将近四千年间,天灾不断,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灾荒相对较多的国家,西欧学者甚至称中国为“饥荒的国度”。这里我们回顾一下自商朝到民国的天灾情况。

据远古时代的传说,我们对于殷商时代天灾流行的情形,大略可以断定:自成汤十八年至二十四年(约当公元前1766至1760年间),曾有连续七年的大旱;自仲丁元年至盘庚十四年(约当公元前1562至1388年间),有五次河决之灾,而帝辛四十三年(约当公元前1112年),则有一次大地震。

西周以后,水、旱、地震、蝗、疫、霜、雹的灾害,记录较多。就《春秋》三传,《国语•周语》、《史记•周本纪》、《汉书•五行志》及《竹书纪年》、《帝 王世纪》、《纲鉴大全》、《广宏明集》等书,汇集所得,则两周八百六十七年间,最显著的灾害有八十九次。其中频数最多的是旱灾,达三十次;次为水灾,有十 六次;再为蝗螟螽螈的灾害,有十三次。此外记载有地震九次;大歉至饥八次;霜雪七次;雹五次;疫一次。灾情有的极凶,如厉王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公元前 858-853年),连续六年大旱。

秦汉以后,对灾害的记载更详细。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前后汉书》中《诸帝本纪》、《列 传》、《五行志》及《古今注》等书所记,秦汉四百四十年中,灾害发生了三百七十五次之多。计旱灾八十一次,水灾七十六次,地震六十八次,蝗灾五十次,雨雹 之灾三十五次,风灾二十九次,大歉致饥十四次,疫灾十三次,霜雪为灾九次。据《前汉书武帝本纪》所载,(公元前114年),“四月,关东旱,郡国四十余 饥,人相食”。《后汉书五行志》载:(公元46年)春三月,蝗螟大起,被害者九十郡国;二十八年(公元52年),大蝗,被害者八十郡国。可见当时灾情的严 重。

三国两晋的时候,黄河、长江两流域间,连年凶灾,总计二百年中,遇灾三百零四次。其间旱灾六十次,水灾五十六次,风灾五十四次,地震五十三次,雨雹之灾三十五次,疫灾十七次,蝗灾十四次,歉饥十三次,霜雪、“地沸”各两次(注)。

隋朝自统一以至衰亡,短短二十九年间,大灾二十二次。唐受隋禅,历二百八十九年,报灾的制度比较完备,因此记录下来的受灾次数也比前代为多,计受灾四百 九十三次,包括了一些小灾。其中旱灾一百二十五次,水灾一百一十五次,风灾六十三次,地震五十二次,雹、蝗、霜雪、疫疬等灾害共一百三十八次。

唐代灭亡后,便开始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在五代前后五十四年中,天灾的记载达五十一次。例如:“(后唐)明宗天成三年(公元928年),夏六月,大蝗蔽日而飞,昼为之黑,庭户衣帐悉充塞。”(《十国春秋吴越忠懿王世家》)

两宋前后四百八十七年,遭受各种灾害,总计八百七十四次。其中最多的是水灾,达一百九十三次;其次是旱灾,达一百八十三次;再次是雹灾,达一百零一次。两宋灾害频度之密,相当于唐代,而其强度和广度,则更甚于唐代。

元代一百余年间,受灾总共达五百一十三次。其频度之多,实在惊人!

明代共历二百七十六年,灾害之多,竟达一千零十一次,这是前所未有的记录。计当时灾害最多的是水灾,共一百九十六次,次为旱灾,共一百七十四次,又次为地震,共一百六十五次;再次为雹灾,共一百十二次。当时各种灾害的发生,同时交织,表现为极为复杂的状态。

清朝共有二百九十六年,灾害总计达一千一百二十一次,较明代更加繁密。其中有:旱灾二零一次,水灾一九二次,地震一六九次,雹灾一三一次,风灾九十七次,蝗灾九十三次,疫灾七十四次等……

自民国元年至民国二十六年这一段历史时期中,单说各种较大的灾害,就有七十六次之多,而且常常是水、旱、地震、蝗、风、疫疬等灾害同时并发。

如果仔细观察,历史在一定规律上是重复的,尤其是中国历史,都经历了从兴起,繁荣到走向灭亡的过程。每个朝代的末期,往往是昏君当政,天灾人祸频增,兵乱四起,内外交困。历史因为人而存在,也可以因为人的行为而改变。历史也表明,天灾可以避免,关键在人心。人心向善,崇尚道德,不放纵罪恶,共同抵制暴君暴政的恶行,天灾自然不会肆虐。

明万历年间,政府的赋役越来越重。随之全国各地几乎连年遭灾。先秦晋,后河洛,继之齐、鲁、吴越、荆楚、三辅,并出现全国性的大旱灾。万历、崇祯年间,旱灾变得越来越频繁,大旱之年的比率也在增加。最后波及华北数省的大鼠疫终于在山西爆发。

万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同年,在太原府(治今太原)的太 谷县、忻州、苛岚州及保德州都有大疫的记载。次年,疫情传至辽州(治今左权),再传至潞安府(治今长治),疫情进一步扩大。万历《山西通忘》卷26记载, 潞安“是岁大疫,肿项善染,病者不敢问,死者不敢吊”。患者表现为肿项,传染性极强。

万历十年鼠疫传到相邻的河北宣府(治今宣化)地区,这里是军卫密集的军事重镇。疫情发生时,“人肿颈,一二日即死,名大头瘟。起自西城,秋至本城,巷染户绝。冬传至北京,明年传南方。”此疫不仅造成怀来卫城中的人口大量死亡,并且传入北京。

北京周围地区,直到清末光绪年间当地人仍然能够回忆:“万历十年四月,京师疫。通州、东安亦疫。霸州、文安、大城、保定患大头瘟症死者枕藉,苦传染,虽至亲不敢问吊。”“大头瘟症”就是颈项肿大。

在疫区,死亡人口约占总人口的40%,如真定府(治今正定)新乐县,“万历十年春夏大头瘟疫,民死者十分之四”,武强、栾城二县的记载相同。另外,来自各地方志的资料表明,鼠疫还传播到了山东及河南北部等地区。

从崇祯六年(1633年)开始,华北鼠疫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流行。这次爆发地点仍是山西。一条来自山西兴县的报告说:崇祯“七年八年,兴县盗贼杀伤人民, 岁馑日甚。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朝发夕死”、“一家尽死孑遗”是对鼠疫发病迅速,病死率高特点的描述。

崇祯十七年(1644年)秋天,鼠疫南传至潞安府,顺治十八年《潞安府志》卷15《纪事》记载这次疫情,“病者先于腋下股间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药饵。虽亲友不敢问吊,有阖门死绝无人收葬者”。

山西鼠疫也向周边省份传播。崇祯九年至十六年,榆林府和延安府属县相继发生大疫,如崇祯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同样,河北地区也深受鼠疫流行之害。崇祯十三年,顺德府(治今邢台)、河间府(治今河间)和大名府(治今大名)均有大疫,并且是烈性传染病的流行,“瘟 疫传染,人死八九”。崇祯十四年,疫情进一步发展。在大名府,“春无雨,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死亡人口的比率相当高。广平、顺 德、真定等府,类似的记载相当多。崇祯十四年七月,鼠疫再一次传入了北京城。

崇祯时人刘尚友追述北京城中的情况时说:“夏秋大疫,人 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亦半日死,或一家数人并死。”“疙瘩”是对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结肿大的称呼。 崇祯十六年夏秋间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约为40%甚至更多。

北京郊区的疫情也很严重。在通州,“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昌平州的记载中称为“疙疽病”,而且“见则死,至有灭门者”。又如河间府景县,“崇祯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

当时北京实际已是一座恐怖的疫城。如一份清代档案就提到崇祯十六年北京城的大疫情:“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 者”。抱阳生在《甲申朝事小计》卷6中提到崇祯十六年二月的北京城,“大疫,人鬼错杂。薄暮人屏不行。贸易者多得纸钱,置水投之,有声则钱,无声则纸。甚 至白日成阵,墙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则痛哭咆哮,闻有声而逐有影”。死人太多,白天已可见城中处处鬼影,真令人毛骨悚然。

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卷78中说当时“京师内外城堞凡十五万四千有奇,京营兵疫,其精锐又太监选去,登陴诀羸弱五六万人,内阉数千人,守陴不充”。京营 兵士在遭受鼠疫侵袭之后,元气大伤。以至于北京城墙上,平均每三个垛口才有一个羸弱的士兵守卫,怎么能抵挡李自成精锐之师的进攻。事实上,北京城是不攻而克的。

崇祯十六年,天津爆发肺鼠疫流行,上引同一份清代档案说:“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 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一人染疫,传及阖家,两月丧亡,至今转炽,城外遍地皆然,而 城中尤甚,以致棺蒿充途,哀号满路”,一片悲惨凄惶。奇怪的是,李自成的军队转战南北,文献中不见这些人死于瘟疫的记载。

河南北部也是崇祯年间的鼠疫流行区,在汝州郏县、开封府的阳武、荥阳、通许、商水以及河南府、彰德府、归德府等地都有鼠疫流行的记载。如在阳武县,“瘟疫大作,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在荥阳县,“春大疫,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人口死亡也是相当惊人的。

据估计,明代万历和崇祯二次鼠疫大流行中,华北三省人口死亡总数至少达到了l000万人以上。由于鼠疫的流行与旱灾、蝗灾及战乱相伴随,所以,这一时期华北人口的死亡数应当更多。清兵顺利入主中原。乃是天意。

顺治元年(1644年),即清兵入关的次年,华北日趋风调雨顺,大范围的鼠疫流行也已熄灭。社会开始复苏,直到1661年迎来了康乾盛世。明亡清起,天意昭然若揭。

中国走向西方,让我们再来看看历史上最著名的古罗马帝国发生的瘟疫,古罗马帝国的惨烈灭亡与当年古罗马皇帝尼禄为代表的邪恶政权的上台和残害基督教徒的行为不可分割。在古罗马时期,基督徒信守圣洁、仁爱、和平和公义,这在当时看来是一些不切实际的理想。出于仁爱,基督徒拒绝进入竞技场观看战犯与奴隶肉搏至死,他们将自己的奴隶无条件释放。不少教父批评罗马人奢华逸乐的生活方式,引起一些人很大的不满。基督徒纯洁的个人生活与普遍堕落、奢靡的社会氛围形成一种强烈的对照,使很多人尤其是当权者感到一种很大的威胁。

根据罗马史学家塔西图(Tacitus)的记述,古罗马皇帝尼禄(Nero)故意在罗马城纵火,然后嫁祸于基督徒。后来,盖勒流也采取同样手段,十五天内 在尼科米底亚皇宫制造了两起火灾并诬蔑为基督徒所为,迫使当时的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下狠心迫害基督徒。

为了煽动民众的反基督教情绪,古罗马的一些理论家编造了不少针对基督徒的谣言,诸如基督徒在拜神时要杀死婴儿并喝其血、吃其肉,还说基督徒狂饮、乱伦等等,所有古罗马社会的恶行都被强加在基督徒身上。

当年,尼禄(Nero)曾命令将不少基督徒投进竞技场中,罗马权贵们在大笑中看着这些人被猛兽活生生地撕裂咬死。他甚至吩咐人把很多基督徒与干草捆在一起,制成火把并排列在花园中,然后在入夜时点燃,照亮皇帝的园游会。

奥热流(Marcus Aurelius)皇帝对基督徒的迫害也非常残暴。根据史学家沙夫(Schaff)的描述,“殉道者的尸首,满布街头;那些尸首被肢解后焚烧,余下的骨灰则散入河中,以免他们所谓的‘神的仇敌’沾污大地”。

公元250年,僭主德修斯(Decius)发出敕令,命令基督徒必须在选定的反悔日放弃自己的信仰,否则将受到地方总督的审判。身为基督徒的政府官吏或被罚为奴隶,或被没收家产;最坚定者被处死。至于平民,处境更是悲惨至极。

公元303年,戴克里先(Diocletian)皇帝又发出敕令,开始了“罗马帝国政府发动的最大一场宗教迫害”,众多摧毁教会、收缴圣经和屠杀教士的暴行发生了。在古罗马帝国对基督徒们进行了令人发指的迫害之后,一场可怕的浩劫发生了。

公元541年到公元591年期间,古罗马帝国发生了四次可怕的瘟疫,《圣徒传》的作者兼历史学家约翰见证了第一次瘟疫,而教会历史学家伊瓦格瑞尔斯亲身经历了四次瘟疫。

在第一次瘟疫中,古罗马帝国的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在首都君士坦丁堡有一半以上的居民死亡。 伊瓦格瑞尔斯记载到,“在有些人身上,它是从头部开始的,眼睛充血、面部肿胀,继而是咽喉不适,再然后,这些人就永远地从人群当中消失了。有些人的内脏流了出来。有些人身患腹股沟腺炎,脓水四溢,并且由此引发了高烧。这些人会在两三天内死去。”到处都是“因无人埋葬而在街道上开裂、腐烂的尸体”。四处都有倒毙街头、令所有的观者都倍感恐怖与震惊的“范例”。他们腹部肿胀,大张着的嘴里如洪流般喷出阵阵脓水,他们的眼睛通红,手则朝上高举着。尸体叠着尸体,在角落里、街道上、庭园的门廊里以及教堂里腐烂。

“在海上的薄雾里,有船只因其船员遭到了上帝的愤怒的袭击而变成了漂浮在浪涛之上的坟墓”。田地当中“满是变白了的挺立着的谷物”,却根本无人“收割贮藏”。“大群已经快要变成野生动物的绵羊、山羊、牛以及猪,这些牲畜已然忘却了耕地的生活以及曾经放牧它们的人类的声音”。

在君士坦丁堡,死亡的人数不可计数,政府当局很快就找不到足够的埋葬地了。“由于既没有担架也没有掘墓人,尸体只好被堆在街上,整个城市散发着尸臭”。  “有时,当人们正在互相看着对方进行交谈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摇晃,然后倒在街上或者家中。当一个人手里拿着工具,坐在那儿做他的手工艺品的时候,他也可能会倒向一边,灵魂出窍”。

伊瓦格瑞尔斯说,“每个人感染疾病的途径各不相同,根本不可能一一加以描述……也有一些人甚至就居住在被感染者中间,并且还不仅仅与被感染者,而且还与 死者有所接触,但他们完全不被感染。还有人因为失去了所有的孩子和亲人而主动拥抱死亡,并且为了达到速死的目的而和病人紧紧靠在一起,但是,仿佛疾病不愿 意让他们心想事成似的,尽管如此折腾,他们依然如故”

对正信的迫害不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能够理解的,因为它出于邪恶的统治者妒忌、独断和凶残的本性。从历史上看,正信往往出现在道德衰败、人心腐化的时代,善的力量会直接冲击积存已久的种种恶的因素。对正信的迫害,不过是善恶较量的表现,是邪恶在灭亡前的垂死挣扎。

一定又有人会说,那些历史传说只不过是传说而已,谁能证明它是真的?历史传说究竟可不可靠?有没有依据?让我们看一看一写相关的考古发现。

找到与传说相似的“诺亚方舟”?

《圣经》中清清楚楚记载着诺亚方舟最后停靠在亚拉腊山顶,这样,它就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千古的谜:亚拉腊山上到底有没有诺亚方舟呢?

亚拉腊山位于土耳其、伊朗和前苏联交界的地方,是座死火山,海拔5065米,山势陡峭,终年积雪。公元前300年巴比伦一个祭司和作家洛贝斯曾在一本书 中说,有一些人曾走近过诺亚方舟。公元13世纪意大利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离开中国后,曾实地去过亚拉腊山,他在日记中记道:诺亚方舟依然停泊在某一座 高山极顶之上,那里终年积雪,不仅不会融化,而且随着冬雪增加,积雪越来越厚,将方舟淹没于千年积雪之下。

1883年,一次大地震使亚拉腊山的一个地段裂开了一道大口,突然露出了一条船!当时赴地震灾区考察灾情的一个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看到了这条12—15米高的大船,因为一大部分还嵌在冰川里,无法估计他的长度。

1916年,俄国飞行员罗斯科维斯基在飞临亚拉腊山顶上空时,他发现一艘很大的船体!船的一侧有门,其中一扇已损坏,他拍了照片,回去后立即报告了政府,政府立即 组织了两个连兵力去寻找。1个月后他们找到了方舟,弄清了方舟有几个房间,有的还有交叉的木块做成的大栅栏,房子前面还有一排排的铁拴。

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名土耳其飞行员拍到了据说是“诺亚方舟”的照片,令人吃惊的是,测出的船身长150米,50米宽,与传说中的“诺亚方舟”相似。 1955 年,一名探险队员带着11岁的儿子二闯亚拉腊山,终于发现了所谓的“诺亚方舟”残片,这块木板后来被带回西班牙、法国和埃及进行研究。研究的结果证明,这 块木板有4484年的历史,正是所传“方舟”建造的年代。1974年,土耳其卫星在亚拉腊山再次拍到了方舟的卫星照片。

从 1943年开始,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国家宇航局(NASA)也多次宣称找到了诺亚方舟的遗迹。利用先进的侦察卫星,他们拍摄了亚拉腊山冰川边缘的高解析 度照片,照片中依稀可见裸露的岩层和其中的船形物体。据分析该物体的体积和《圣经》中所记载的诺亚方舟大小十分接近。

据美国广播公司2006年6月30日报道,一组美国得克萨斯考古学家日前宣称,他们相信自己在伊朗境内的厄尔布尔士山脉中发现了传说中的“诺亚方舟”的遗 迹!据悉,美国得克萨斯州圣经考古研究和探险协会的专家们最近花了7个小时,爬上了伊朗首都德黑兰市西北部3962米高的厄尔布尔士山脉,并在山上发现了 一些显然属于巨型船身的遗骸。该协会专家亚奇•波尼说:“我无法想象如果它不是诺亚方舟,它还能是其他什么东西。”

零六年夏秋以来,鄱阳湖出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水位,在永修县芦潭,百年低水位见证了一段历史传说,史书上记载的海昏县遗址在公元425年沉没之后,今秋浮出了水面。关于海昏县的沉没,代代相传着这样的民谣:“血洗夫子庙,火烧泽泉街,沉掉鱼门海昏县,浮起吴城来。”

所多玛,蛾摩拉——罪恶之城出土

在死海的西边躺着两个化成了灰的城市,一个在马沙打山脚,另一个在所多玛山脚。1989年,业余考古学家 Ron Wyatt驾车经过这些地点,虽然他以前曾经过这条路或者有三十至四十次。这次他突然看见好像城市的墙和建筑物,他便把车停在一边以作进一步的研究。 Ron发现在这些城市中,有类似建筑物的结构,全是由梣木所构成。有多个房间,其中一个今天仍然能够进入。他发现连结的街道,古庙塔和人面狮身像,所有这 些都用传统的城墙围着。墙壁有扶壁支撑。

几个氧化了的铜矛头被发现,在所多玛甚至发现已完全变成灰烬的骨骼。在高处看可见城市建筑是排列在一个明显是人做的方块范围内,周围的物质是正常棕褐色的 岩石。一个突显的问题是,如果这些城市被毁于3900年前,何以灰烬没有被完全侵蚀掉?研究结果显示,物体与硫磺一同燃烧所遗留的灰烬比原来的物质更重。

这些城实在是非常独特的。其他的城被毁于火或火山,例如庞贝,有一层灰在上面,下面就是原来的物料。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整个城完全变为灰烬一如圣经所描述一样。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六节说:“又判定所多玛,蛾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

鄱阳湖百年低水位浮出古城

鄱阳湖都昌段周溪镇一带也变成了一片草原沃野,而这里正是古枭阳县城的遗址,古城堡、护城河,断壁残垣一览无馀尽收眼底。1991年泗山村为围歼钉螺消 灭血吸虫,围湖造田,古枭阳县城遗址被发现。古枭阳县城有8个金店,据说每当大雨,幸运的泗山村民还可以从遗址上发现金块。至于枭阳县的消失,口口相传着 六个字:“沉枭阳,浮都昌。”

回顾中国近代的灾难,人们首先反映出的就是唐山,和汶川的两次大地震。

汶川地震发生于北京时间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04秒,震央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境内、距离四川省省会成都市西北偏西方向 90公里处。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利用国家地震台网的实时观测数据,速报的震级为里氏7.8级。在随后的测定中又把震级修订为里氏8.0级。

包括震中50km范围内的县城和200km范围内的大中城市,陕西、甘肃、宁夏、天津、青海、北京、山西、山东、河北、河南、安徽、湖北、湖南、重庆、贵 州、云南、内蒙古、广西、广东、海南、西藏、江苏、上海、浙江、辽宁、福建等全国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地区都有明显震感。其中以 川陕甘三省震情最为严重。甚至泰国首都曼谷,越南首都河内,菲律宾、日本等地均有震感。

据民政部报告,截至2008年9月25日 12时,四川汶川地震已确认69227人遇难,374643人受伤,失踪17923人。这次汶川地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8452亿元人民币。四川最为严 重,占到总损失的91.3%,甘肃占到总损失的5.8%,陕西占总损失的2.9%。另据民间组织巴蜀同盟会所做的调查,四川汶川地震实际死亡人数是30万人左右,学生死亡人数是3万人以上,而且里边有不少是幼儿园的小娃娃。

唐山大地震,是1976年7月28日,发生于中国唐山的里氏7.8级大地震。造成242769人死亡。但就是在唐山大地震之前大约一年,在1975年8月,在我的家乡发生了一场特大水灾,史称“75.8水灾”,我们家乡都称为“75.8”,它的严重程度可不亚于唐山大地震,如果唐山大地震还算是天灾的话,那么“75.8水灾”可没有那么简单了。

2005 年5月28日,美国《Discovery》栏目编排了一期名为《世界历史上人为技术错误造成的灾害TOP 10》的专题节目。它们包括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件、印度博怕尔化工厂泄毒事件等。当报导逆向排名至TOP.1,观众们无法置信地发现:世界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人为灾难,居然发生在中国的驻马店!

据《Discovery》节目报导:1975年8月,河南板桥水库因暴雨发生垮坝,9县1镇东西150公里、南北75公里范围内一片汪洋。现场打捞起尸体10万多具,后期因缺粮、感染、瘟疫又致14万人死亡。

24万余的死亡人数直逼次年发生的唐山大地震!板桥水库大坝位于河南驻马店地区、三门峡水库大坝之西南,是大跃进时代粗制滥造的产物,因工程质量粗劣、日常疏于维护,至灾害发生时,17个泄洪闸只有五座能正常开启。

【天灾人祸——罪魁祸首邪恶政权】

最后,让我们在回到开头的那个话题,为什么不要讨好邪恶政权,不要放纵罪恶,说白了是为了让自己远离灾难。从上述列举的种种史实,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就是邪恶政权的当政将把其国民拖入灾难和灭绝的边缘。有人说那些暴君们死有余辜,可以理解,但是普通民众是无辜的啊,为什么跟着一起受难呢?原因就是在长期的洗脑和思维麻痹下,百姓们在无知中不但不抵触,甚至沦为帮凶,助纣为虐,无形中维持着邪恶政权的行恶。当基督徒们被投入大火活活烧死,或是甚至被猛兽活生生地撕裂咬死时,许多受到罗马帝国欺骗的民众甚至认为这些基督徒就是该死,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国家政权描述的就是正确的,1945年当希特勒濒临灭亡的时候,大量的德国市民和士兵选择自杀的方式再送元首一程。还有重要的一点,如果要远离灾难,不仅要远离罪恶,还要不被邪恶利用,成为其一份子,即加入邪恶政权建立的任何一项组织,团队等,说白了即使你没做什么坏事,你也是它的一个成员,无形中维持着它的存在,壮大着它的力量,就是被其绑架、遭殃和最终被清除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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