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國回首 東陵大盜不是孫殿英

東陵大盜不是孫殿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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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在網路上讀到一篇《東陵大盜不是孫殿英》的文章,才得知孫充其量是個東陵小盜,東陵盜墓事件另有玄機。這個玄機是什麼呢?就是孫只盜了清東陵15座陵墓中的兩座,除順治皇帝的孝陵外,其餘的12座都是共產黨“冀東軍區第十五軍分區”盜掘的。對這一驚天動地的盜陵事件,1949年後的中國史學界一直未有文章刊載,知情者也都三緘其口。只有台灣的中華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事日誌》中才輕描淡寫地記了一筆:(中華民國三十五年)125日:共軍曹志福開始盜東陵,康熙、咸豐、同治三陵(1225日畢)

而對於替罪羊的描述,也是近些年才有所披露(2008年北京日報)。儘管當時中共抓了六個替罪羊槍斃了,但在中共黨史上,對那個盜陵主凶曹致福的“生平事迹”卻諱莫如深十分低調,僅有地方縣誌的一點粗略記載,這麼重要的人物連一篇紀念文章也沒有,更不要說照片,這不符合慣例。關於曹致福其人,中共公開檔案的記載是他在1943年時任晉察冀軍區第13軍分區司令員;194510月熱冀遼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副司令員)及第15軍分區司令員;19483月任冀察熱遼軍區第14軍分區司令員;19501月任華北軍區唐山軍分區司令員(由原冀東軍區第1215軍分區合編),後任國防科工委第10研究院副院長等職,大校軍銜,1964年退休,1992年病逝。這和那個殺害張萃夫的吳亮平一樣,是中共的短處,不會高調宣傳他們,不然就是哪壺不開拎哪壺了。癩痢頭嘛,總要戴上一頂破氈帽遮醜才行,總之,就連賊喊捉賊的底氣也不足。

再看看當時國民黨中央社的報道《清室東陵陵墓大多被盜》:

19464(中央社北平二十一日電)清室東陵於去歲十二月初,先後遭受大規模有計劃之盜墓,計同治、康熙、咸豐三陵,被盜去黃金百餘金,珍寶玉翠五十餘香爐(以香爐秤量)其珍寶物品著名者,尚有同治翠印一顆,金錶一個,九龍玉杯一個,白玉馬一匹,康熙翠印一顆,翠獅子一對,嵌寶金塔一個,咸豐翠印一顆,龍袍、玉帶、被褥、枕頭、軟片數大車,掘墓開始於去歲十二月四日,至二十五日始畢。據聞:所有清帝及妃子屍體,均自金棺中拉出。此間有關當局聞訊後,立即開始緝捕盜墓人犯,經數月之偵察,前後捕獲嫌疑人犯六十餘人,惟重要人員則尚未就逮。頃據有關方面發表,此事之主持人為中共冀熱遼軍區第十五軍分區司令曹志福及聯絡主任張盡忠,薊遵興聯合縣長賀年()所派公安科長陶光暝、民兵數百人。曹致福先後分得黃金十四斤。珠翠玉器、十三香爐、白玉馬一匹,康熙翠印一顆,同治翠印一顆,金錶一個。

孫殿英是軍閥,最初到東陵地區駐守的理由是“剿匪護陵”,應該屬於監守自盜。孫盜東陵時,溥儀寓居天津張園。雖然“痛心疾首肝膽欲裂”,卻無能為力,只能求告蔣介石。直到1932年,溥儀當了滿洲國皇帝,才有了護衛祖陵的能力。派他的滿洲軍進駐馬蘭峪,設置了東陵管理警察署。1945年日本投降,護陵軍隊潰散。與孫殿英盜陵時的情景類似,這時的東陵又一次失去了庇護,不過此時清東陵並非真空地帶。清東陵位處遵化、薊縣、興隆三縣交界,縣城雖然是國民黨政權,但農村卻歸屬中共冀東軍區。正值國共和談伊始,這裡的時局非常微妙,也可以說是三不管。但有史記載的是,當時冀東軍區曾派出一個營的兵力守衛清東陵。這支部隊有沒有參與盜陵?未置可否,但該軍區主力後來開赴東北打內戰是可以確證的,而且中共軍隊(特別是地方部隊)歷來就有自籌軍費裝備的傳統。

孫殿英部的“護陵”自然是掩耳盜鈴,但“剿匪”並非虛言。當時在清東陵一帶,因清朝守陵人及後裔失去了朝廷俸祿,衣食無著,而八旗子弟們又多數不事農商,不少人就干起了搶劫偷盜的土匪勾當。土匪中最大的一股是馬福田匪幫,人數有數百人,佔據著清東陵所在的馬蘭峪,大肆盜取東陵文物。孫殿英部來到清東陵,先剿了馬福田匪幫,然後借軍事演習的名義掘了東陵。但被打散的土匪仍然還在附近活動,這也給後來中共盜陵找到了替罪羊。孫盜陵的理由是解決軍費軍餉,中共盜陵,實際上也無非是這個理由,為了軍費,鴉片都大面積種了,掘幾個墳算什麼?但沒敢象孫殿英那樣理直氣壯,因為這時已經光復,共軍不存在正當的軍費開支問題,那麼除了為打內戰擴軍徵集軍費,就是為滿足個人私慾了,但這樣的理由說不出口,所以才利用了當地的土匪參與此案,來了個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國民黨中央社報道的“此間有關當局聞訊後,立即開始緝捕盜墓人犯,經數月之偵察,前後捕獲嫌疑人犯六十餘人,惟重要人員則尚未就逮”一文。據後來中共方面的宣傳,是軍統介入了此案,戴笠帶了蔣介石手諭親臨北京查處,布下了大量特務每天到前門、琉璃廠、打磨廠等珠寶文物市場調查,抓捕銷贓分子。一面又發動北平憲兵司令部在全城大小旅店搜捕,凡馬蘭峪一帶來北平的,一概羈押審問。據稱,軍統共收繳了800餘件東陵珍寶,最大收穫是抓捕了首犯張盡忠。不過微妙的是,這時的他也突然變成中共通緝的要犯了。

當時曹致福和張盡忠還有個更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鬥爭皇上大地主”,“幫助群眾度過饑荒”,以這個幌子,公開廣泛動員陵寢地宮的知情者和會使用雷管炸藥的能人加入,這些“知情者”和“能人”其實就是馬福田匪幫舊部,盜陵主力是薊()()()聯合縣八區區長賀年的民兵隊伍,盜陵能夠分得財寶是人人都相信的願望和事實。於是,這場盜陵活動被迅速擴大,變成了一場上千人參與的明火執仗的“無產階級革命行動”,對墳墓里的死人展開了歷時三個月之久的轟轟烈烈土改運動。直到此消息暴露後全國輿論嘩然,蔣介石在重慶政協會議上痛斥周恩來,周無言以答,《冀東日報》這才奉命發表聲明,“對國民黨的無恥反共宣傳予以嚴正駁斥”,同時裝模作樣的責成薊縣公安局局長雲光負責“查處”東陵盜案。

“無產階級革命行動”由來已久,到文革時更是發揮到極致,那些破四舊的提倡者,鼓動紅衛兵抄家破四舊的中共領導們反而對四舊愛得如醉如狂,經常去文物管理處(保管紅衛兵抄家物品的機構)挑選四舊珍品。據載:1970年秋,江青與康生到文管處“選購”珍品,江青挑了一件18K金的法國懷錶,表上鑲嵌著近百顆珍珠寶石,並配有四條金鏈。江青也沒有白拿,付了七元人民幣。康生珍愛字畫,花了十元人民幣買走了漢蔡邕書寫的《詩經》宋代拓本,花五元買走了宋黃庭堅的真跡,還有漢大將軍韓信的印章,《紅樓夢》的最早刻本等等。據康生死後的清點統計,被他掠入私囊的文物多至千件。著名畫家葉淺予獲平反後,許多珍貴字畫和文物都無法歸還給他。但文管會給了他一個清單說明去向:陳伯達9件,林彪11件,康生夫婦8件,江青3件,汪東興1件,李作鵬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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