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雲人物 狂狷名士刘文典

狂狷名士刘文典

 刘文典大大地火了一把,不是因为在北大做教授,也不是应聘到清华,而是因为在一个不起眼的安徽大学任法学院院长兼预科主任主持校务时。现在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刘文典痛骂蒋介石”的故事就是在那时发生的。

这故事口口相传,时至今日,版本甚多,从不称“主席”,到拍桌大骂,继而掌刮脚踢。不过似乎大多是后人的演绎,比较靠谱的还是章玉政在《狂人刘文典》中的叙述。情节大致应该是这样的:
1928年11月23日,安徽省省立第一女子中学,举行十六周年纪念会,晚间举行会餐。安徽大学学生多人,误以为该校表演游艺,要求参观。当事人员声明系校友会举行会餐,并无其他表演,该学生等仍强行蜂拥而入,秩序大乱,竟至捣毁礼堂及各处门窗、殴打员工。事后还演变成以安徽大学学生领头的学潮。时任民国政府主席的蒋先生闻讯大怒,即于1928年11月29日下午1时许,在安庆下榻的地方召见女中校长程勉和安徽大学代理校长刘文典。
 
刘文典何等傲气之人物,知道老蒋召见是为了学潮事,自然心中愤愤不平。据说行前还放言:“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能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狂妄之态溢于言表。
 
1928年12月3日,《申报》在教育消息版显著位置刊登《蒋主席严斥安大生捣乱女中》的报道,介绍了刘文典与蒋介石见面并发生冲突的详情:
 
等大家都坐定后,蒋介石先问程勉:“女中被毁,你有何要求?”程勉被学潮闹得心烦意乱,只想着早点回到稳定状态,同时也想在蒋介石表个姿态,于是回答道:“只求保障学校安宁,学生得以安心上学,其他的就不计较了。”
 
蒋介石点点头,转过头来问刘文典:“你打算如何处理肇事的学生?”刘文典并不理会,兀自冷冷地回答:“此事内容复杂,尚有黑幕,在事情尚未调查清楚之前,我不能严惩肇事学生。”
 
看到刘文典这副态度,蒋介石气得“腾”地站起身,拍着桌子,勃然发怒:“教不严,师之惰,学生夜毁女校,破坏北伐秩序,是你这新学阀横行,不对你撤职查办,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
 
刘文典更是口无遮拦,怎是一个“狂”字了得:“提起总理,我和他在东京闹革命时,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呢。青年学生虽说风华正茂,但不等于理性成熟,些微细事,不要用小题目做大文章。如果说我是新学阀的话,那你就一定是新军阀!”
 
蒋介石怒不可遏,当即传谕安庆市公安局王绍曾局长带领四名警员,将刘文典带局收押,关在省政府内的“后乐轩”里。
 
此后,蒋介石提到安徽的教育状况,仍是愤愤不已:“我也办过教育,我的学生有十几万人(指黄埔军校),可有一个捣毁女校的?如果有,我给他就地枪决!”说到刘文典,更是觉得这个人傲慢狂妄、强词夺理,简直不可理喻。
 
后来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等学界名流纷纷通过各种途径,“力保其无他”,请求释放刘文典。蒋心里也明白刘文典不过一介书生,因此也不想把事情闹大。于是,在安徽方面将闹事学生一一开除后,蒋介石电令安徽省政府:“刘文典如果即时离皖,可准令保释。”
这个故事本应就此打住,不过民间说书人可不愿意让如此出彩的事情平淡收场,于是就有了各种各样的传说。刘文典的狂傲就愈加丰满起来。
 
没有发生肢体冲突的证据还可以得到民国两大名人的佐证。
 
1929年4月,胡适在《新月》杂志第二卷第二号上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就谈到刘文典被扣押一事:“安徽大学的一个学长,因为语言上顶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证明只发生语言冲突。
 
1931年12月11日,鲁迅先生在《知难行难》一文中,再次谈到这件事,更是轻描淡写:“安徽大学校長刘文典教授,因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显然他是为了贬低老蒋,而有意把起因缩小化。
 
不管怎么说,刘文典的“壮举”大概可以明了了。实际上,蒋介石此前已经将刘文典列为国宝级专家,1946年,刘文典亲自为蒋介石写去骈文祝寿,两人还是惺惺相惜的。
 
刘文典的“狂狷”还没有完。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当教授时,他不把闻一多、朱自清这些“才子”出身的教授放在眼里。对讲授语体文写作的作家教师沈从文更是瞧不上眼。当他获悉联大要提升沈为教授时,勃然大怒,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还说:“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
某日空袭警报响起,师生们争先恐后到处跑,刘跑警报时,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视力不佳,行动更为不便。便匆匆率领几个学生赶赴陈的寓所,一同搀扶陈往城外躲避。同学要搀刘,刘不让,大声叫嚷:“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搀扶陈先走。而沈从文碰巧从刘文典身边擦肩而过。刘面露不悦之色,于是他对同行的学生说:“陈寅恪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国粹,我刘某人跑是为了庄子,你们跑是为了未来,沈从文替谁跑啊?”真是恃才傲物,欺人太甚啊!
还有一桩公案是关于鲁迅的。
据说刘文典先生有一次上课时,偶尔谈及在日本留学期间,曾跟章太炎学《说文》,顺便说了一句,“鲁迅也参加学习”,同时他一举手伸出小指,没有褒贬之词,继续讲课,同学一笑置之,也无人发问。没想到解放初期,思想改造进入高潮时,有人当面责问刘文典为什么污辱鲁迅?刘辩解说:“用小指比鲁迅确有此事,那是尊敬他的表示,中国人常以大拇指比老大,小指比老么,那是表示年龄的,自古英雄出少年,鲁迅在我们同窗中最年轻有为,我敬佩他是当代才子。”
无疑这是假话,因为他的年龄比鲁迅还小两岁。
1949年7月11日,“国宝级教授”刘文典应云大文史系的邀请,在学校泽清堂做了一场演讲,题目是《关于鲁迅》。讲了大约两个小时,听演讲的人挤满了教室,笑声不断。
演讲中,刘文典列举了鲁迅的18宗罪。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鲁迅“是具有‘迫害狂’心理的人”。
 
2、“鲁迅的私德不好,他和他兄弟周作人就很水火”。
 
3、“我们中国的革命小说革命到《金瓶梅》,可以说革命到顶,鲁迅的小说怎样能够比呢?”
 
4、“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了日本盐谷温的一部分著作”。
 
5、“鲁迅他算不得一个思想家,因为他对中国的哲学还没有研究透彻”。
 
这下子明白了吧。他是真瞧不起鲁迅!文人相轻嘛。
刘文典确实很牛。牛的他敢公开夸口:“古今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我刘文典,第二个是庄子本人,其余半个……”关于这半个,传说不一,一说是指日本某学者,这个意思是说,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知庄子者除我刘文典外别无他人;一说是指马叙伦先生或冯友兰先生,因为他们二人都曾从哲学的角度讲授老庄,因此只能算“半个”。其自视之高如此。
刘文典也有牛不起来的时候。
战时昆明生活艰苦,上空警报不断,隔不了几天就有一次狂轰滥炸。刘文典和许多同事一样搬到乡间居住。于是,每次上课都要进城,有钱人可以乘马车,刘文典没钱,只能徒步跋涉数里路。 
1935年,独子刘成章英年早逝,他悲恸欲绝,以吸食鸦片缓解内心的痛楚。1938年刘千里跋涉到了云南,成为西南联大唯一吸鸦片的教授,因喜好云南鸦片和火腿而自称“二云居士”。
1942年春,普洱磨黑大盐商张希孟,专程派人来昆明,请刘文典为其母撰写墓志铭,并许以重金,另外还付以足量鸦片,可保其数年生活无忧。刘心动,遂于4月1日不辞而别。
刘文典是清华聘请的教授,因此他的出走最先引起清华同仁,特别是清华中文系主任闻一多的不满。 这年5月,按往常惯例开始给各教师续发聘书。聘书发送前,学校没有与闻一多联系,迳直把聘书寄了出去。闻一多立刻给刘文典写了封信,声称即使发了聘书,也要收回,并讥讽道:“昆明物价涨数十倍,切不可再回学校,试为磨黑盐井人可也。”
闻一多发信之前,曾特意找了冯友兰,提出首先对刘文典停薪,然后考虑解聘。冯友兰是联大文学院长,亦是清华文学院长,责任所在,他也认为刘文典此行不足称道,更难为人师表。在教育独立的年代,系主任在人事方面有较大的发言权,聘任教师首先要系主任提出,解聘教师当然也很尊重系主任的倾向。冯友兰看到闻一多态度很是坚定,便接受了这种处理意见。
半年后,刘文典回到昆明,知道自己被清华解聘的事后,自然十分恼怒,曾与闻一多干了一仗,甚至吵到闻家饭桌上。当然,理亏耍赖也无用。
刘文典被清华解聘后,被云南大学聘去做文史系教授。为此,闻一多很有意见,有一次,在民国政府教育部高教司召集大会上,还指责云南大学“专收烂货、藏垢纳污”。
刘文典真正性情大变,还是在解放后。
新政权成立后,刘文典小心翼翼地颂扬,他以亲身经历,夸赞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今天重读这些话,很不容易相信竟是刘文典写的。不过经历过1950年镇压反革命运动、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4年的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运动、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1957年反右运动的知识分子,大都已经开始重新做人,学会乖巧圆滑、明哲保身的处世原则。
刘文典1958年写的两篇《我的检查》,就像当时绝大多数检查一样,充满自我贬损、自我凌辱之辞,同时对其他受害者进行污蔑和批判,表示划清界限;动辄上纲上线,表示认识到位,批斗有效。此时的刘文典,自负与狂傲之气已经荡然无存,只剩下,低眉鼠眼,令人可怜。
刘文典于1958年7月15日病逝于昆明。幸亏他死的早,要是熬到1966年,仅“恶毒攻击鲁迅”一项罪,就能致其于万劫不复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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