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雲人物 馮玉祥不識大體 對溥儀投日...

馮玉祥不識大體 對溥儀投日負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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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事變,將溥儀驅逐出宮。溥儀被逐出不久,馮玉祥迎段祺瑞進京,建立執政府。出宮後,溥儀受到了日本人的空前禮遇,以至於他視日本為復辟的希望所在。另一方面由於國民政府漠視清帝陵寢保護,這讓溥儀更堅定了依靠日本復辟的決心。

清朝末代皇帝溥儀

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事變,囚禁曹錕後,又將溥儀驅逐出宮。對於此事,馮本人頗為自豪,宣稱“吾今日作一最痛快的事,已將宣統逐出宮外”,後世史書更贊他完成了辛亥革命“反封建”的未竟之功。但是,也有論者稱稱馮玉祥為“不識大體之輩”,“使溥儀走向極端,供人利用”①,指稱溥儀若沒有被驅逐出宮,即有可能免於淪為日本傀儡。揆諸史料,馮玉祥此舉的確弊大於利。

馮玉祥修改《清室優待條件》,驅逐溥儀,紫禁城變身博物院

溥儀被逐出不久,馮玉祥迎段祺瑞進京,建立執政府。段對馮的逼宮之舉極為反對,稱:“優待條件我所手訂,且各國使館均有案,豈容一手撕破乎?”清室也希望段祺瑞能恢復被廢除的優待條件,讓溥儀重回紫禁城。但當時一則國民軍依舊控制北京,馮玉祥支持的“清室善後委員會”並不聽命於段祺瑞政府;二則國內輿論大都對驅逐之舉表示支持,甚至成立了“反對優待清室大同盟”②。南方的孫中山也致電馮玉祥,稱“此舉實大快人心,無任佩慰。復辟禍根既除,共和基礎自固,可為民國前途賀”,極表讚賞。

幾經拖延,至1925年“雙十節”,故宮博物院宣告成立,黃郛發表演講,“此後是日為國慶與博物院之兩重紀念。如有破壞博物院者,即為破壞民國之佳節,吾人宜共保衛之”,將保護博物院和保護民國關聯在一起,等於斷了溥儀回紫禁城的可能性。到了1926年,如溥儀所說,“北伐軍前鋒勢如破竹,孫傳芳、吳佩孚、張作霖的前線軍隊,不住地潰敗下來,他們正自顧不暇,哪有心思管什麼優待條件?”③此事遂不了了之。

溥儀出宮後,兩因素致其迅速被日本籠絡,最終投身偽滿

其一,日人的空前禮遇,使溥儀視日本為復辟的希望所在

溥儀出宮後,回到醇親王府上,不僅用度緊張,溥儀“每日與后妃僅用四元”④;而且極為不安,害怕馮玉祥會進一步加害自己。在溥儀不知奈何之際,他的英文老師庄士敦在請求英國公使館收留被拒後,求見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得到芳澤首肯,表示“他和日本政府都很願意幫助宣統帝,並且會妥善安排宣統帝的起居”⑤。於是溥儀秘密住進日本公使館。

在公使館,溥儀受到“空前”的禮遇,為安排他的數十名隨行人員,日方甚至特意讓出一所樓房,使“‘大清皇帝’的奏事處和值班房又全套恢復了”;遺老們獲許進出公使館,以至“許多遺老對使館主人懷着感激之情。他們從使館的招待上看出了希望,至少得到某種心理上的滿足”。顯然,遜清小朝廷從上到下,都被日本所籠絡了。

溥儀長期住在公使館內,終非長久之計,外務省指示芳澤:“宣統帝願意繼續居住在北京附近乃是上策,擔心國民黨人的態度等等,選定天津租界為永久之地,尤為可取”,其後外務省又電示駐天津總領事吉田茂:“必須設法使皇帝暫留日本租界,清室之希望善意斟酌”⑥。如其所願,溥儀在天津日租界一住就是七年。

在這七年時間裏,日方不斷示好,如安排溥儀參觀日僑小學,讓學生們列隊歡迎,高呼“皇帝萬歲”;每逢溥儀生日,日本在天津的軍政人員,都會登門祝賀;邀請溥儀參加閱兵、參觀日艦,顯示強大軍力。這一切都使溥儀確信,日本是“復辟的第一個外援力量”。

其二,國民政府漠視清帝陵寢保護,使溥儀更堅定了依靠日本復辟的決心

讓溥儀徹底對民國政府失望的標誌,是1928年的東陵盜案。溥儀自言,聽說消息後,“當時所受到的刺激,比我自己被驅逐出宮時還嚴重”,加之以孫殿英為首的盜墓者未能被依法懲治,更讓溥儀心裏充滿怨恨,他發誓說“不報此仇,就不是愛新覺羅的子孫”,其復辟思想由此“達到了一個新的頂峰”。孫殿英雖然並非蔣介石包庇,但不知情的溥儀自此對蔣介石留下了不講信義的印象⑦。

東陵盜案對遜清皇室的影響,從溥傑在日本寫給溥儀的信中也能看出:“驚聞昭西陵及東陵事,總之處處國破家亡之際,凡百不如意事皆勢所必至,理有固然。在身一愛者,只以之做興奮劑,觀如此等刺激物,較之卧薪嘗膽,尤為驚心動魄,謹識之心而已”⑧。這一事件顯然激起了溥傑的“故國”之思,讓他更加渴求“復國”。

當時國民政府剛剛建立,一方面其領袖都是革命黨人,同清室沒有淵源;另一方面國內戰事頻繁,實在無力顧及清室。直至九一八事變後,國民政府才派監察委員高友唐到北平,遊說溥儀。溥儀回憶,蔣介石希望他不要和日本人走到一起,“國民政府願意恢復優待條件,每年照付優待費,或者一次付給我一筆整數也可以,請我提出數目,至於我住的地方,希望我到上海,或者出洋到外國也可以,或者由我提出除了東北和日本意外的地方”。溥儀說:“國民政府早幹什麼去了?優待條件廢了多少年,孫殿英褻瀆了我的祖陵,連管也沒有管……我這個人是不受什麼優待的,我也不打算到哪去……”回絕了高友唐。

高友唐來訪之事是有的,但和溥儀多年後回憶頗有出入,當時鄭孝胥之子鄭垂向日本人彙報的情況是,高友唐“向帝提出:對日本策劃滿蒙獨立運動,皇帝以其德曾毅然予以拒絕,值此之際,如能遷居上海或北平之俄國公使館,國民政府每月將向帝支付經費20000元。對此皇帝表示拒絕,並表示,時值當前內憂外患、形勢緊張之際,中央無須顧念一介平民,應為全體國民的安居樂業而儘力”⑨。顯然,到了最後關頭,國民政府依舊無意恢復《清室優待條件》,而溥儀非但沒有“大義凜然”地“斥責”高友唐,還假裝做了不投敵的許諾。

其實這個時候,溥儀投靠日本的想法已經不可更改,如庄士敦說的那樣,有中國人“力圖證明宣統帝去東北並非本意,而是受了日本人的蒙蔽”,但實際上“他們太自信了,事實的真相併非如此,宣統帝前往東北的確是出於自願”。

若溥儀未被驅逐出宮,偽“滿洲國”或許不會出現

如果1924年溥儀不被非法驅逐⑩,首先,他在宮內要遵守嚴格的規矩,不會被一心復辟的遺老們所包圍,更不會讓日本人有機會輕易接觸到這位廢帝;其次,有優待條件在,溥儀等人事實上也滿足於和民國和平相處,在紫禁城中維持一個小朝廷,一旦沒有了優待條件,溥儀成為一名“普通公民”,其恢復帝號的野心即油然而生;第三,若溥儀還在宮中,即使有東陵盜案的衝擊,其在國民政府所派衛兵保護下,日本人想要將其劫走,也十分困難。馮玉祥貿然毀約,驅逐溥儀出宮,客觀上確實方便了日本人利用溥儀。

另外,從時間上看,溥儀出關投靠日本前,國民政府阻攔不及,後來應當是吸取了教訓,在1933年1月請段祺瑞“南下頤養”;1937年曲阜淪陷前,駐兗州的孫桐萱部奉命,連夜將末代衍聖公孔德成接往武漢,以免被敵人利用。

注釋

①沈亦云:《亦云回憶上》,傳記文學出版社1980年,第211頁;

②李坤睿:《王孫歸不歸——溥儀出宮與北洋朝野局勢的變化》,《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5期;

③溥儀:《我的前半生》,東方出版社1999年,第165—265頁;

④金梁:《遇變日記》,《文史資料選輯第13輯》,中華書局1961年,第101頁;

⑤(英)庄士敦:《紫禁城的黃昏》,譯林出版社2014年,第300頁;

⑥(日)豬木正道:《吉田茂傳上》,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第277、278頁;

⑦孫殿英逃脫審判的真實原因,可參考諶旭彬:《宋美齡受賄,拿了慈禧的夜明珠?》,短史記第547期;

⑧趙雅麗:《宣統王朝》,中國青年出版社2014年,第160頁;

⑨《日本駐天津總領事桑島致幣原外務大臣電(1931年10月30日)》,解學詩主編《關東軍滿鐵與偽滿洲國的建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第446頁;

⑩有關馮玉祥驅逐溥儀出宮合法性問題,可參考楊天宏:《“清室優待條件”的法律性質與違約責任——基於北京ZB後攝政內閣逼宮改約的分析》,《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am Yang)

(文章来源:网络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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