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才综合报道】由日本观察故国，让梁启超得以产生新的答案，足以解释何以中国如此之弱。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宣布再度摄政，把皇帝由龙椅上拉下来，另下令逮捕梁启超，当时他还在北京。梁一开始便躲在天安门外的日本公使馆。再从那儿溜去天津，日本参事亲自陪同他登上等在大沽口的军舰「大岛号」，载他前往安全之地。
强国路径是民主
一 到东京，大隈重信外相张开双臂欢迎梁启超，并奉上钱包。梁启超流亡日本，以流亡异议偶像人士兼世界性民族主义者，展开了他的「新生」，有人说他在海外扮演 此一角色，要比他以前在国内，对清廷更为危险。流亡的他可以自由地对离乡背井住到海外的商人、学生及异议人士放言高论；那群人是中国现代史上强劲有力的新 力量。
甲午战后日本变成来自中国的改革派作家及革命领袖的滋生地。1895年到日本的中国学生还稀稀落落，10年之后抵达当地者已近1万人，后来更多。民族英雄如孙逸仙、陈独秀、鲁迅及蒋介石等人，一开始都是在迅速工业化的帝制日本丰满其知识羽翼。
政治流亡人士之间的激烈敌对实为司空见惯，在日本亦然。举例来说梁启超短暂地试图联合起康有为的立宪保皇派与孙逸仙的革命共和派，但这只令两派间的反感变得更深。
孔子周游列国一共花了14年，此时梁启超亦然，接下来的14年，他便住在新旧交界的日本。他的日文流畅起来，这由他的日文化名吉田晋可以得知，他的身旁周遭尽是日本友人及赞助者，他拥抱、吸收明治的现代性模式。
他热情地说，迁居日本，「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流亡日本才1年出头，他便写道，「吾居于日本，真有第二故乡之感。」等到他前往夏威夷，进行政治募款之旅时，梁启超对自己的转变都感到惊讶。他写道，「脑质为之变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
梁启超在帝制中国仕途已断，此时便把自己的精力投注到真正的天赋上面──写作，谈论自己国家最迫切需要的变革，方法是透过自己创办的各式新期刊，比如在横滨 的《清议报》，焦点则在自己定期写作的专栏《自由书》。他热切希望，《清议报》可以借着指出「我国在世界的地位」，而「激发民族知耻感受」。1901年冬天，一起大火摧毁了《清议报》的印刷所，但梁启超依然勇往直前，这次则发行他最著名的期刊《新民丛报》。
由日本观察故国，让梁启超得以产生新的答案，足以解释何以中国如此之弱。此时他强力主张，中国落后的来源，是国人缺乏「国家思想」，天生就没有能力来想象自 己是国家的主动参与者，或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国民」。因此，「想象」如此新颖的公民社会，还有脱胎自这样社会的新国家，就变成他的使命；只有那样的国家， 才会觉得有必要提升自己，与其他帝国主义及工业化国家站在平等地位。
梁启超大量借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措词，警告说，除非中国很快便重新打造自己成现代国家，不然它将面临政治灭绝的实际局面，也就是「亡国」。
在其流亡岁月的早些年，梁启超把西方政治语汇如「自由」、「民主」灌注到中国自强派既有的「富强」和「自强」语言当中，如此产出一种具中国特征的强壮自由主 义。梁坚称，强是自由的先决必要条件。「世界之中，只有强权，别无他力，强者常制弱者，实天演之第一大公例也。然欲得自由权者，无他道焉。惟当先自求为强 者而已。」他另外提倡，民主是成为强国的最确定路径。「最近一百年，民主精神已散播于泰西诸国。使若中国能效之，则数十年间亦能强如西方国家。」
破坏为建设之母
梁启超的讲民族主义但很自由的思想，传回中国后，让读者如遭电击，受过教育的大众贪婪地摄取他的散文。从自强运动的最后一代官员如张之洞、袁世凯，到当时还很年轻、后来为中国共产主义奠基的陈独秀、毛泽东，任何关心国事的人─可能多达20万人─都随时抢着阅读这位流亡横滨的年轻梁启超写的最新专栏。当时住天津的严复写信给梁启超说，「承赠所刊丛报3朝，首尾循诵，风生潮长，为亚洲20世纪文明运会之先声。」
也 是这段期间，梁启超拥抱了自己称为「破坏主义」的这个术语。这个想法是：要塑造「新民」，就必须完全破坏中国传统价值这个包袱。旧厦必先夷平，不然没有新 的东西可以取而代之。梁启超解释说，真正的革命意谓着「由根本推翻旧有，创造新世界」。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的扉页上吶喊说，「无破坏旧有已建，未能有真 成立。」他甚至把如此的破坏视为道德指令，「于此而犹曰不破坏不破坏，吾谓其无人心矣。」
但梁启超很快便由此立场抽撤回来，只是他「创造性破坏」的激进主张，后来自生自长。当梁启超的生命快结束时，他自己也体会到这一点。回顾并评估自己遗留的影响时，他写道，「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确未有闻。」
(新三才记者金主综合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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