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雕细刻 唐代金銀器的外來元素:高足...

唐代金銀器的外來元素:高足杯傳自拜佔庭(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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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的政治環境和絲綢之路的暢通,造就了唐代對外交流的繁榮。唐朝以博大寬厚的氣度與謙虛誠懇的心態同世界各國所進行的經濟文化交流,其規模、層次和力度都堪稱中國古代之最,大唐文化也因此而顯示出強烈的世界性。對此,唐代金銀器表現得尤為明顯。

唐代金銀器的外來元素

唐朝既能以自身之強散發出強大輻射力,又因自身發展需要而產生巨大包容量。受到西方習俗的影響,唐代不僅大量使用金銀器,而且由於大量吸收了粟特、波斯薩珊等西亞和中亞金銀器發達地區的工藝、造型和紋飾,使得唐代的金銀器呈現出了濃郁的異域色彩與前所未有的多樣性。由於中西方在政治、宗教、藝術以及生活習俗上的差異,唐朝在接受西方器物及其影響的同時,也進行了創新,使器物的造型、紋樣變得更適合中國人的使用和欣賞習慣。8世紀中葉以前的唐代金銀器明顯受到中亞、西亞等地金銀器的影響,具有強烈的異域色彩。8世紀中葉以後,逐漸擺脫了外來文化的直接影響,完成了金銀器的中國化進程。

工藝——吸納創新並舉

戰國、西漢時期,西方的金銀器及製造工藝就開始傳入中國。南北朝時期,人們在對外來金銀器製作技術和裝飾工藝進行更多模倣和學習的同時,也試圖將它們與中國傳統的器形融合。唐代由於對外交流更為廣泛,西方金銀器物的捶揲工藝、造型藝術和裝飾紋樣在大量傳入的同時也逐漸與唐代的創新融為一體,使中國古代金銀器風格突變,並出現了興旺發達的景象。

在外來工藝中,對中國金銀器影響最大的是捶揲工藝。捶揲工藝最早出現在西元前2000多年的西亞、中東地區,並大量用於金銀器的成型製作。由於中國古代金銀工藝長期受制于青銅鑄造工藝,中國傳統金銀工藝也以鑄造成型為主。雖然考古資料顯示,我國在東周時期的金銀加工技術中就已出現了捶揲技術,但此種技術一直未見廣泛用於器皿成型製作。隨著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大規模展開,西亞、中亞等地的商人、工匠紛紛來華,他們在帶來大量國外產品的同時,也帶來了包括金銀器製造在內的不少工藝技術。由於金銀均具有較好的延展性,捶揲成型更能體現金銀製品的特質和美感,因此得到了廣泛的應用。考古出土的唐代金銀器絕大部分都是捶揲成型,足見其影響之大。

另外,波斯薩珊金銀器常用的凸紋裝飾工藝也對唐代早期的金銀器裝飾工藝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凸紋裝飾技術,屬於捶揲工藝,又稱為模衝,即在金銀器物的表面,以事先預製好的模具衝壓出凸起的花紋圖案。其特點是,主體紋飾突出,立體感強,具有極強的裝飾效果。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的舞馬銜杯紋皮囊式銀壺、鎏金龜紋桃形銀盤和鎏金雙狐雙桃形銀盤就是用這種裝飾技法製作出的精品。正是捶揲技術的輸入與弘揚,使中國古代的金銀器製造工藝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並極大促進了唐代金銀器製造業的繁榮。

器形——融通中西文化

在器形方面,唐代金銀器中的外來影響也相當明顯。主要是受波斯薩珊、中亞粟特及羅馬拜佔庭等地文化的影響。

粟特地區位於東西方交通樞紐的中亞阿姆河和錫爾河流域。粟特人經商足跡遍及歐亞內陸,在充當國際貿易轉運者的同時也是東西方文化的傳播者。唐朝與粟特保持著密切的往來,唐朝與西方的經濟文化交流,許多都是通過粟特人進行的。粟特人不但善於經商,其金銀器的使用和製作都極為發達,對唐代金銀器的影響也最大。

唐代金銀器中有為數不少的各種帶把杯。帶把杯不見於中國傳統器形中,其造型當源自粟特地區。出土的唐代帶把杯,一部分係直接從粟特輸入,另一部分是倣粟特器物製造的。西安何家村窖藏、沙坡村窖藏、韓森寨出土的金銀帶把杯,把手呈圓環形,上部有寬寬的指墊,頂面刻胡人頭像,把手的下部多帶有指鋬,有些器體還呈八棱形,是典型的倣粟特器物。當然,唐人在模倣中時有創新。如有的帶把杯取消了指墊和指鋬或把指墊變成葉狀,杯體也由八棱折腹變為碗形、花瓣形。不少器物,造型雖取自粟特器形,紋樣卻是典型的唐代本土特點,驟視之恰如外國器皿,細審之卻又純粹是中國風味。

高足杯最早出現于羅馬時代,拜佔庭時代沿用。羅馬—拜佔庭式的高足杯在唐代以前就已傳入中國。唐代金銀器中的大量高足杯很可能是受拜佔庭器物形制的影響而製作的。由於薩珊控制著中國通往拜佔庭的交通要道,拜佔庭器物對唐代金銀器的影響也有可能是間接的。高足杯這種西方特徵的器物傳入中國以後,唐代工匠並未直接地全部倣造,最為明顯的是器物的裝飾紋樣。唐代高足杯上的紋樣主要是纏枝花草、狩獵和各種動物紋,都是常見於其他種類器物上併為當時人們所習慣和喜愛的紋樣。

對唐代金銀器影響最大的另一個地區是薩珊。薩珊是3—7世紀波斯帝國的一個王朝,其疆域從幼發拉底河一直延伸到興都庫什山脈,其金銀工藝舉世聞名。西元651年,薩珊被阿拉伯人滅國後,其王子卑路斯和大量波斯人流亡到中國,再加上此前唐王朝曾與薩珊王朝頻繁通使,其發達的金銀器製造技術很自然就傳到了中國並影響了唐代金銀器的製造。唐代金銀器中的金銀長杯就是對薩珊式銀器的模倣和改造。多曲長杯原本是典型的波斯薩珊式的器物,口沿和器身呈變化的曲線,宛如一朵開放的花朵,唐朝人對這種造型奇特的器物十分喜愛。但是,薩珊式多曲長杯內部有突出的棱線,與中國器物光滑的內部不同,使用功能不符合中國人的習慣。優美的形態和使用上的缺陷成為實用與觀賞之間的矛盾。為此,唐代工匠加高器足和器身,淡化內壁突起的棱線,經過不斷的改進和調整,中晚唐時期的多曲長杯,表現出了全然不同於薩珊式長杯的面貌,並最終成為唐代的創新作品。

唐代的外來金銀器皿在中國的實用價值並不大,多是作為奇珍異物收藏賞玩。那些倣粟特的帶把杯、倣拜佔庭的高足杯和倣薩珊的長杯雖然出現一時,卻並沒有廣泛流行。但是通過模倣,工匠掌握了西方金銀器製作的主要工藝,使得唐代金銀器的總體風格為之一變,一些不見於中國傳統的新器物也紛紛出現。唐代金銀器中的輸入品、仿製品和創新品的演變過程,正是對外來文化的吸收、揚棄及與中國傳統文化相融合的過程。

紋樣——博采眾家之長

唐代金銀器上的紋飾也反映出外來文化的影響。早期的器物,受到的影響更大。來自域外的紋樣主要有:

立鳥紋:頸有綬帶的立鳥紋常見於波斯薩珊王朝的銀器上。唐代金銀器上的鳥銜花草、綬帶或方勝紋樣顯然受到了薩珊金銀器的影響。不過,唐代的立鳥紋大多姿勢優美,體態生動,尤其是後來,它們以中國人喜愛的成雙配對的形式出現,並增添了飛騰的動感。而薩珊的立鳥呆板,多側身像,身體僵直,皆單個出現。

翼獸紋:唐代早期的銀盒中,有的頂部和底部的中心均飾帶翼的獅、鹿等,周圍繞以麥穗紋圓框。薩珊和粟特器物上的動物多為想像出來的形象,將各種動物添加雙翼,並在四週加麥穗紋圓框。中國古代神話和紋飾中也有翼獸,但似乎與魏晉隋唐時期流行起來的翼獸紋沒有直接的承源關係。唐代金銀器上的這種紋樣顯然接受了薩珊藝術的內容,在接受過程中逐漸產生了不少變化。主要是取消了圓框中的動物,代之以唐代流行的寶相花類或寶相花與徽章式紋樣並存于一件器物上。8世紀中葉後,這種裝飾手法在唐代金銀器上消失。

纏枝鳥獸紋:唐代金銀器上有發達的纏枝忍冬、纏枝葡萄紋,其中穿插飛禽走獸。在西元前後的地中海、黑海地區,曾非常流行葡萄卷草間點綴禽獸的紋樣。纏枝鳥獸紋很有可能是在中國傳統雲氣紋樣的基礎上糅合了外來紋樣的特質而形成的。也有人認為,纏枝紋伴隨著佛教藝術出現在中國,早在南北朝時就已十分成熟而流行,唐代金銀器上的這種紋樣應是南北朝風格的發展延續。

聯珠紋:在唐代前期金銀器上極為多見,主要來自波斯薩珊和粟特藝術。

摩羯紋:摩羯是印度神話中一種長鼻利齒、魚身魚尾的神異動物,被尊奉為河水之精、生命之本。常見於古代印度的雕塑和繪畫藝術中。東晉時期,隨著佛經的漢譯,摩羯被介紹到中國。到了唐代,它成了金銀器中較為常見的裝飾圖案。由於阿富汗的伯格拉姆遺址出土的貴霜時代遺物和中亞薩馬爾罕片治肯特粟特人遺址中,也有摩羯紋樣,所以摩羯紋有可能是從中亞間接傳入的。

文化交流從來都是雙向的。對於唐代金銀器來說,西方對中國的影響是主要的,而影響又是相互的。在金銀器上,西方國家和地區也或多或少地吸收了唐代的文化因素。比如唐代的纏枝卷草紋、雲氣紋利魚子紋等紋飾工藝就為粟特銀器所取法。中亞西亞傳統的銀器只有圓形口的,後來也出現有分曲花瓣口形制,這明顯是中國影響的結果。

唐代金銀器大量吸收外來文化並由此形成耳目一新的獨特風格,一方面反映了外來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互相融合的過程,另一方面也說明外來文化影響的真實活力在於人們思想觀念的改變並給人以豐富的想像力和創造力。當人們不再滿足於傳統和現實時,外來事物的影響就越發加大,藝術觀賞情趣也發生改變。從這個意義上說,唐代金銀器中的仿製品和創新品是否被人們接受或能否流傳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人們對外來文化所持有的寬容心態以及外來文化啟迪、引發人們放棄對許多傳統的恪守,逐漸改變了自己某些固有的觀念和生活,創造出了新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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