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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下游的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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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文明化进程是一个多元的、复杂的演进过程。长江下游是中国早期文明发展速度最快,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在文明起源和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长江下游的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始于崧泽—良渚过渡阶段。距今大约5500年时,长江下游的自然环境出现了有利于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明显变化。环境的优劣同人类生存与发展相关,这在长江三角洲前端的环太湖地区尤为重要。这里自然地理的特征是以太湖为中心的碟形洼地,海拔高度比较低,洼地中心高出平均海面只有2—4米。区域内分布着广阔的水域,地貌形态受到海平面和长江水量变化的控制,制约着先民的生存空间。考古资料显示,崧泽文化晚期以后三角洲前端遗址的数量增加。据统计,良渚早期遗址的数量是崧泽晚期的两倍以上。遗址数量的快速增加,既是原住民大量繁衍的结果,也可以看做是外来人口迁入,在原来不适合生存的环太湖地区开始定居生活的证据。此时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经济进入良性循环,创造出本地区自有人类居住以来最繁荣的物质文化。自然环境的良 性转变是早期文明走向繁盛的基本要素之一。

经过数百年的发展,距今5000年时长江下游的早期文明达到了巅峰,城乡分化,社会等级关系十分复杂。城乡分化使得聚落分布和组成结构完全不同于以往。城垣并非是城所必备的,城所必备的是政治权利、物质财富和人口分布的高度集中。良渚文明城乡分化表现为聚落组成为多层的金字塔形结构,金字塔尖端在浙江余杭的良渚与瓶窑,这里是良渚文明的中心。虽然城垣是否存在尚未确认,但是根据最新的调查统计,在33.8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一共分布着100多处遗址,组成了相互关系密切的遗址群,成为长江下游遗址 分布密度最高的地区。莫角山在遗址群的中央,长方形,正方向,面积达30万平方米,规模极为宏大。莫角山遗址上有3座土台,发掘和调查表明,土台之间有一块3万平方米左右的夯土基址。莫角山周围分布着反山、瑶山和汇观山等祭坛和高层贵族墓地,它们共同体现了良渚文明最高等级的政治权利和物质财富,是城乡分化的顶端。金字塔的高端以玉琮为中心,目前随葬玉琮的墓地和曾经出土过玉琮的地点已有数十处,如草鞋山、福泉山、寺墩等,它们是良渚文明的次级中心。城乡分化金字塔中端和底端是不能使用玉琮和很少使用玉器的中下层聚落。分化为3—4层的聚落形态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组织结构,即以金字塔尖端为最高统治集团的多层次的社会管理体制,这是社 会复杂化的一个明显标志。

目前已经确认的良渚文明次级中心都分布在杭嘉湖平原和太湖、东太湖平原,而钱塘江、富春江以南几乎是空白。其原因除了自然环境的阻隔和文化传统的延续外,还有潜在的宗教心理因素和宗教的控制能力, 从而显示出政治和经济在更广泛范围的相对集中。

良渚文化社会阶层结构同样复杂。从墓葬的规模等级看,良渚文化的社会成员分5个阶层,第一阶层和第二阶层的标志物是随葬玉琮和玉钺,他们掌握了最高的神权、政权和兵权。第一阶层的墓葬在良渚文化的最高中心,如余杭反山M12,最近了解的材料显示,墓主一手持钺,一手还握着一柄特殊的杖,使人联想到《书·牧誓》中关于武王持黄钺和白旄的记载,M12的墓主应该就是“良渚国”的国王。第二阶层在次级中心,如青浦福泉山M65。这两个阶层分别是两级中心某一特定时期的最高统治者。第三阶层的墓葬以随葬大量玉器为特征,大多数在不同等级的中心聚落。根据随葬玉器的不同种类,第三阶层还可以细分,分别代表贵族集团内部 的不同身份与职掌。第一至第三阶层属于上层贵族,埋葬在人工堆筑的高台墓地。第四阶层的墓葬只随葬生活器皿和生产工具,个别有少量小件玉器。这一阶层主要为社会普通成员,属于平民阶层。第五阶层的墓葬不随 葬任何器物,可以看做是平民阶层中的贫穷者。

良渚文明以宗教为源泉,社会组织高度一体化,各层贵族以宗教的力量掌握不同的政治运作权与财富支配权。为了使社会机器顺利运转,良渚人一直将大量的人力和资源投入到各层贵族的精神活动领域,其物质反映就是遍布于各地的祭坛,大量精美玉器的生产、使用和随葬。贵族统治者通过此类活动弘扬其意识观念,并从中获取和加强管理社会的力量。可以说良渚社会各层面的活动均以玉为中心,玉是良渚社会赖以生存的最重要资源,在显示宗教的凝聚力和约束力并藉以促进群体内的向心程度方面扮演了极其 重要的角色。

良渚文明已经具有使用文字的能力,并且初步掌握了运用文字的技巧。根据对马桥、澄湖、南湖等地陶文的研究,良渚先民除了以象形的形式创造文字,会意、指事等造字方法也应该已经产生。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会将若干个单字组成句子以表达对事物完整的叙述。因材料太少,目前只能将这些陶文称之为原始文字。

良渚文明进入巅峰后进入维持阶段,又经历了比较长的衰变过程。作为权力和财富的集中地和良渚文明的最高中心,良渚—瓶窑地区在中期极其繁荣,但是目前还没有考古材料能够表明晚期继续保持繁荣。对早年从这里出土流失的玉器不能确认,又没有发现晚期高层贵族的墓葬,这应该看做良渚文明最高中心处于衰退中的征兆。在次级中心,目前仅在福泉山和寺墩等少数几个地点发现了个别晚期的上层贵族墓葬,但随葬品的数量和质量明显在走下坡路。良渚文明的衰变是长江下游文明化进程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可以提供一个完整的文明化发展过程。目前不同学科的研 究者正在共同努力探讨良渚文明衰变的动因。

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是否和谐同社会发展或衰退密切相关。自然环境的优化是长江三角洲地区文明化进程加速的原因之一,文明进程出现停滞则可能有环境恶化的背景。虽然并没有材料能够支持良渚文明彻底毁于洪水,但是洪灾频发确实是水网低地环境恶化的主要形式。良渚中期以后马桥遗址遭受了洪水的侵袭,其他考古资料也显示村落被洪水冲毁或淹没的迹象。但是在马桥的洪水堆积层上埋有良渚晚期的墓葬,证明良渚中期后的洪水并没有毁灭良渚文明。文明化 进程虽然停滞,却没有消失。

良渚文明的社会运作形式很独特,极端依赖于宗教,在宗教旗帜下,良渚文明的社会运行机制具有惊人的力量,宗教是良渚文明兴盛的基础,也是调节社会各阶层、各部门乃至各成员相互关系的溶化剂和溶和剂。但是,这样的运作机制也存在着极大的弊端。众多的宗教活动几乎都是纯消耗性的开支,需要大量的经济活 动支撑。农业是获得生活资源的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农业的生产能力如果与宗教活动的消耗失去平衡,后果是灾难性的。农业生产能力的强弱又依赖于自然环境。玉器是宗教活动的重要物质,良渚文明的社会运作不能缺少玉。农业经济、自然环境、玉器制作等,共同组成了一条由多个大小环节组成的社会链,一旦缺失若干个环节,整个社会链就会断裂。良渚文明是在社会链的 断裂与弥补的矛盾中逐渐衰变的。

良渚文明在衰变的最后阶段,受到了外来文化的侵扰,其中有的来自于黄河流域,以王油坊类型的特征最为明显;有的来自于南方地区以几何形印纹为特征的文化遗存。目前已有迹象表明距今大约4000年时,长江下游地区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经历了激烈的社会动荡。最终同王油坊类型关系紧密的广富林遗存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取代了良渚文化。地区文明走完了发展、到达巅峰、逐渐衰变到消亡的全过程。

《新华文摘》2004年第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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