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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門的發展與中國現代化道路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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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門的發展與中國現代化道路的選擇
──中國國內關於第三部門研究的述評
 
呂芳
 
 
      中國第三部門的研究與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探索聯繫在一起。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指出傳統中國與西方社會一個明顯的差異是“差序格局”與“團體格局”的差異。在現代化進程中,傳統中國的社會結構在多大程度上已經發生改變?是否會成為制度變遷的支撐或阻礙力量?這就成為一個迫切需要回答的問題。有學者指出:“用一種長時期的眼光看,中國文化與中華文明在其生死攸關的現代轉型中最迫切需要的,是一個自主的、能夠自我建設與自我協調並能有效地監督和影響國家決策的健全的社會。”[1]
        
      
       第三部門的研究始於上世紀80年代。其時,中國現實的社會結構開始發生變遷,形形色色的民間組織開始興起。不過,一開始第三部門的研究主要側重於政府、企業之外的第三個領域。與此同時,公民社會研究在90年代後成為中國學術界的研究熱點,其不需明言的價值預設是西方的現代化道路具有普世性,而市民社會恰是現代化進程的一個重要支點。其後,公民社會研究從一開始的政治哲學領域的規範研究開始轉向政治社會學的實證研究,並逐漸與第三部門的研究合流。
        
      
       目前,中國從事非營利組織研究的主要機構有清華大學公管學院的NGO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社會學所,NGO的相關法律問題研究則集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法學所、北大法學院的非營利研究中心和北師大新近成立的公民社會與地方治理研究中心。在這一領域集中了社會學、管理學、法學、政治學的大量學者,比較有影響的包括王紹光、康曉光、楊團、孫立平、王名、鄧國勝、賈西津、顧昕和徐家良等。
       
      
       一、第三部門的發展與中國宏觀走向
        
      
       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一個基本問題是社會變遷的動力來自哪里?是政府自上而下的制度選擇?還是民間?一些學者對中國第三部門的發展研究是與中國與中國政治的前景的追尋相聯繫。
        
      
       秦暉提出的模式是“小共同體發育──大共同體瓦解──公民個人本位”。秦暉認為,“傳統中國社會既不是被租佃制嚴重分裂的兩極社會,也不是和諧而自治的內聚性小共同體,而是大共同體本位的“偽個人主義”社會[2]。 由此而來的結論是,傳統中國的“共同體公益”並不發達,中國改革開放後的變化可以被視為小共同體的發展逐步瓦解大共同體的一元化的統治,促使中國向公民個人本位的民族國家轉變。不過,任軍用史實反駁說,中國歷史上國家權力構成的大共同體與以血緣、地緣為紐帶的宗族、家族組織相伴共存,共同推動了中國政治文明的進步。此外,在宗族、家族之外,古代中國還存在各式各樣、功能不一的結盟拜會。[3]
        
      
       康曉光認為,中國的選擇應該是合作主義國家,所謂“合作主義國家的基本公式就是:權威主義政治+自由市場經濟+法團主義+福利國家”。“民主政治+自由市場”是西方國家向發展中國家兜售的發展模式,但是,中國的選擇不能是自由主義,因為自由主義面臨著正當性危機、有效性危機。具體的發展路徑為“國家法團主義”過渡到“社會法團主義或社會合作主義”。[4] 王思睿批評說,康曉光不信任自由民主制下的政治精英,卻依賴于權威主義下的精英主義,而精英主義與民粹主義具有共通性。把保護平民利益的希望寄託于精英階層,無疑只能是一種幻想。[5]
        
      
       二、非營利組織的幾個基本問題
        
      
       (一)概念界定
        
      
       從經濟學出發,可以借助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概念為各個部門劃定疆界,第三部門是“提供公共物品的私人機構”。相當多的學者採用列維特的“剩餘法”來定義第三部門,第三部門是除政府機構和營利機構以外的一切社會組織的總和。王名和賈西津借鑒西方學者薩拉蒙的定義,以民間性、非營利性、組織性、自治性和志願性來界定第三部門。其中,非政府性和非營利性被公認為是非營利組織的基本特徵。[6] 俞可平在上述幾個特徵之外,又加了非政黨性和非宗教性兩大特點。[7] 秦暉把第三部門界定為“以志願求公益”的組織。[8]
        
      
       (二)分類
        
      
       1、兩類說。中國現行的法律法規體系中只是提到“社會團體”和“民辦非企業單位”兩類非營利組織。此外,由於我國實行雙重管理體制,高達80%的民間組織無法找到掛靠單位當“婆婆”,因此無法在民政部門獲得登記。這些組織的現實選擇是或者不登記而非法存在,或者轉而進行工商註冊登記,如比較有名的天則經濟研究所。如果僅研究“合法”的民間組織,民間組織的版圖將缺少重要的一塊。學者們的研究大多是從現實出發,把大量的“未登記”和“轉登記”的民間組織也納入了研究範圍。
        
      
       2、三類說。高丙中在探討社會團體的合法性問題時把社團分為註冊社團、掛靠社團(包括企業名義之下的社團)、非法社團三大類。[9]
        
      
       3、四類說。康曉光把目前實際存在的社團分為四類:(1)合法登記註冊的社團;(2)無法人地位的次級社團,即掛靠在合法登記的社團之下,實際上獨立開展活動的社團;(3)以企業法人身份在工商管理部門註冊的社團;(4)不進行註冊的“非法”社團。[10]
        
      
       4、五類說。王名、賈西津把第三部門分為五大類:(1)人民團體;(2)轉型中的事業單位;(3)會員制互益型組織,包括經濟性團體和社會性團體;(4)公益型組織,包括會員型公益組織、運作型公益組織(基金會)、實體型社會服務機構(民辦非企業);(5)未登記或轉登記團體。[11]        《民法通則》中規定了社團法人、機關法人、企業法人、事業單位法人四種類型。基金會作為“財產的集合”與作為“人的集合”的社團都歸於“社團法人”,這明顯會產生諸多問題。王名的分類中把基金會列為“運作型公益組織”與“會員型公益組織”相區別。該種分類的另一特色是,轉型中的事業單位因為承擔社會職能而被列入,大大擴張了非營利組織的版圖。
        
      
       5、多類說。王紹光通過定量分析對中國實際存在的社團數量和多樣性做了估計。中國結社領域中的絕大部分組織都不符合“財務、功能和人事上都獨立於國家”的標準,因此,他認為中國的社團除註冊的社團、民非之外,還包括未註冊的社團、民非,草根和虛擬組織如網路社團、大學社團、社區組織等,准政府組織如八大人民團體、其他准政府組織。[12]
        
      
       (三)動力機制
        
      
       一般都認為,非營利組織產生的根本原因在於“政府失靈”、“市場失靈”,此外,還有“供給方理論”或“需求方理論”等其他一些解釋模型。在中國的特殊國情下,非營利組織是如何產生的?
        
      
       1、單方主體。金耀基認為,非營利組織的產生本有供方、求方兩個來源。不過,中國大陸社團應需求而產生的並不多,主要是來自政府的供應。政府機構改革以後,政府就鼓勵、通過津貼等方式支援社團的成立,讓社團去做一些政府、市場都做不好的事情。[13]
        
      
       2、雙方選擇或賦權。王名等人運用“政府選擇”和“社會選擇”兩種模式來解釋中國非營利組織的形成。計畫體制下的國家掌握大多數稀缺資源的配置權,非營利組織要力求滿足黨和政府需求,從國家獲取自身生存所需的資源。市場體制下的社會也能夠提供一定的資源和機會,非營利組織便努力滿足社會多元化需求,以從社會獲取更多的資源,即過渡到以社會選擇為主。在從計畫到市場的轉型時期,“政府選擇”和“社會選擇”兩種動力往往同時並存。中國社團改革的總體方向應該是由“政府選擇”逐漸過渡到“社會選擇”。 [14] 徐家良提出中國的行業協會是“企業賦權”與“政府賦權”的結合。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過程中,中國的行業協會不同於西方的是行業協會並不是純粹由企業“自願”組成,而是出於企業與政府雙方的需要。[15]
        
      
       3、三方起源。康曉光認為,第三部門的產生按照起源可以分為“自上而下型社團”,即黨政機構發起創辦的社團,“自下而上型社團”,即由事業單位、企業、個人發起創辦的社團,“外部輸入型社團”,即由海外組織或個人發起創辦的社團。[16]
        
      
       三、第三部門與市場
    
     
      餘暉通過一系列案例,展示行業協會與轉型期市場經濟秩序的形成之間的關係。[17] 行業協會具有資訊服務和協調行業內部集體行動的能力,可以節約交易成本、降低市場不確定性、增強行業整體競爭力,這是單個企業和政府都難以具備的。一些研究集中於溫州煙具行業協會在歐洲反傾銷訴訟中的作用,評價行業協會在在溝通政府與市場、維護企業利益、建立和維持市場秩序和行業發展秩序的作用。[18]
        
     
      各地方政府在對行業協會、商會的管理政策存在地區差異。東南沿海的行業協會、商會發展迅速。溫州民營企業家組建異地商會的個案則表明,商會不僅僅是一個相互合作、溝通感情、分享資訊、規範秩序的地域性的社團組織,而且能通過組織的力量,整合本地溫州商人的資源,影響公共政策的制定,從而贏得更大的利益空間,成為地方治理的重要主體。[19]不過,行業協會的集體行動具有兩面意義。行業協會不可避免也會阻礙企業間的競爭,從而增加社會成本。
        
     
      我國政府對行業協會採取了一種行政性管制的體制,並將行業協會職能配置完善鎖定在政府相關行業管理部門職能轉換和放權的路徑上,並受到政府有關部門既得利益的牽制,因此,行業協會缺乏行業代表性,無法為行業成員提供有效的選擇性激勵,沒有起到促進市場經濟體制完善和行業健康發展作用。行業協會單獨立法、取消雙重管理體制和鼓勵競爭辦會等或許應是今後的政策走向。[20]
        
     
      四、第三部門與政府
        
     
      近代公民社會理論關於國家與社會關係主要有三種論述:公民社會對抗國家、公民社會從屬於國家、公民社會制衡國家。1949年後至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具有獨特地國家與社會關係。鄒儻形容為“全能主義”,意指一種社會政治制度,其國家職能可以擴展到社會生活的任何領域而不受道義和意識形態的制約,只有最高領導人可以限制這種擴展並隨時改變它。孫立平形容為“總體性社會”。“總體性社會”,即“社會的政治中心、意識形態中心、經濟中心重合為一、國家與社會合為一體以及資源和權力的高度集中,使國家具有很強的動員和組織能力,但結構較為僵硬、凝滯”。[21] 改革開放後,所謂的“全能主義”或“總體性社會”向“分化性社會”轉變。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呈現出明顯異於西方的複雜性。第三部門在國家與社會中的地位如何?
        
     
      1、社會中間層說。王穎等提出,社團是政府與社會的中間層,是政府實施社會控制的“第二縱向溝通管道”。[22]
        
     
      2、多可能性說。在研究了一個純粹“民間進路”的第三部門福利組織的發展後,趙蔚華的結論是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的可能路徑尚未明朗。[23] 到底會是一個市民社會的孵出?或走向一種國家與社會相互合作的國家法團主義?抑或第三部門成為政府的輔助角色?都得留待以後的發展。
        
     
      3、雙向賦權說。相當多學者提出中國並沒有出現國家與社會“此消彼長”或“此進彼退”的現象,而是兩個向度都呈增強的趨勢,即“強國家、強社會”的模式。 朱健剛在研究城市街區的過程中發現,政府既從行政網路,也從社會組織網路加強政府權威。一方面國家力量不斷增強,行政力度加大,另一方面,社會組織網路也在政府扶持下不斷擴展,從而中國呈現出“強國家、強社會”雙向賦權的特殊景象。[24] “雙向賦權”的觀點在陶慶關於福區政府與福街草根商會互動關係的研究中也得到了證實。在中國的特殊國情下,國家與社會通過協商民主相互賦予對方生存與發展所必需的權利,從而各得所需。[25]
        
     
      顧昕提出,事業單位向非營利組織改革的過程中,國家不應該是消極地退縮,而應該建立統一的制度框架,並以“政府外包、受益者資助、稅務優惠等”間接手段促進非營利組織的發展。[26] 他對專業性社團的研究也表明,專業性團體本來是從國家體制中分離出來,或是由在國有部門中工作的專業人士組建的。國家在專業性社團空間的發展中不僅維持了控制,而且還提供了一定的支援。因此,當政府進一步轉變職能,在實現從全能性政府向服務性政府轉變的過程中,把更多的服務遞送工作轉移給民間非營利性組織包括專業性社團時,一個國家與社會相互增權的局面是可以期待的。[27]
        
     
      鬱建興提出了“國家在社會中”的模式。“中國民間組織的發展實際上帶來了政府組織的擴張”政府不是以行政命令,而是一種基於利益表達基礎上的有組織的服務。在這個過程中,國家與社會的能力都有所加強:國家的合法性、滲透能力和控制能力都有所增強;而民間組織也得到了政府和社會雙方面的認同,得以利用自身的雙重身份來獲得政府體制內外的資源,國家和社會的界限越來越模糊。[28]
        
     
      五、第三部門與公民權益保護
        
     
      第三部門的成立一個重要原因在於維護公民權利,目前,這方面的研究集中于鄉居農民、農民工、消費者、環保等領域。
        
     
      (一)村民自治與農村民間組織的發展。陶傳進認為,村民自治陷入困境的原因在於鄉間草根組織的貧瘠。要發展草根社會中的志願組織,促使草根社會與村莊政治的彌合。[29] 於建嶸根據在湖南省H縣所做的三年跟蹤調查研究,提出農民協會是農民維護利益、代表農民說話的工具。在華中的一些省份,農民已經形成了有組織的抗爭,並且因此“農村的群體性事件在數量、規模和對抗程度方面都在增長。”村民自治組織不能產生有效益的規模經濟,能夠制約農民,讓農民在政治上組織起來,自發籌建農會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30]
        
     
      (二)農民工權益與非政府組織。岳經綸等通過番禺打工族文書處理服務部的個案研究,非政府組織與政府“互相補充”,可以為農民提供法律援助,促進農民的文化發展與休閒娛樂活動,推動企業社會責任。因此,在思考公共問題和公共治理時,政府應該和NGO 合作,共同管理公共事務。[31]
        
     
      (三)消費者協會。為了解決經營者與消費者之間資訊不對稱的問題,保護消費者的利益,消費者協會成立了,但是,由於其建立不是基於實證基礎上,協會本身運行機制存在許多問題,顯示了一定程度的“志願失靈”,因此,如何促進消費者協會與政府、市場能夠在制度框架內密切合作、互相制衡是今後努力的方向[32]
        
     
      (四)民間環保組織。與當前環保組織的數目相比,環保組織的研究相對較少。研究表明,當前的環保組織具有理性、合作、體制內運作、表意取向四個特點。[33]
        
     
      六、海外民間組織在中國的發展
        
     
      自上世紀90年代中前期起,外國非營利組織就已經進入中國,並介入了中國村民自治活動。朗友興通過對美國共和研究所(IRI)和卡特中心(TCC)介入村民選舉過程時的策略與活動考察,提出了幾個結論:(1)外國非營利組織在推進中國村民選舉方面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卡特中心和美國共和研究所的作用尤為明顯。(2)外國非營利組織要使支援村民選舉的專案能夠順利而有效地運作,須找到國內一些好的合作者。(3)非營利組織應集中於非敏感性的領域以推進中國民主的進步。[34]        
       
     
      國際非營利組織在進入中國活動時首先需要得到政府的認可,這導致國際非營利組織在中國活動時的社會話語和手法與自身在西方國家開展活動時不同。“自主、合作和不挑戰政府權威”成為國際非營利組織參與地方治理的基本策略,由此也忽視了一些地方本土的利益與需求。[35]
        
     
      國際非營利組織在中國的發展既是中國改革深化及政府非營利組織政策開放的直接結果,又是國際社會與中國非營利組織相互作用的產物。但是,由於本土非營利組織與國際非營利組織發展的不平衡性,一些中國民間組織的大量依賴於國際組織的援助,這樣不利於自身的發展。[36]
        
     
      以上海市外國商會為個案的研究發現,外國商會為維護本國商界利益,活躍於中國政府與市場,作為一種“非制度的資源配置方式”,客觀上成為推動地方治理的核心力量,彌補了地方經濟中出現的部分“制度真空”。但是,地方政府與外國商會的合作因為地方政府的“經濟掛帥”、管理缺位元,也會導致部分犧牲地方利益、甚至犧牲國家利益的行為。[37]
        
     
      七、非營利組織內部制度的完善
        
     
      非營利組織的研究主流是集中於政治學、社會學,集中於外在制度環境的研究,內部管理研究大多散見於各相關領域,如會計學、審計學、組織學、人力資源管理等研究。1999年,由徐永光主編、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系列叢書,提供了非營利組織的募集機制、激勵機制、監督機制、效益評估、法律環境、文化功能等一系列的個案研究。
        
     
      近幾年,媒體披露了“麗江媽媽”胡曼莉對捐款的違法使用的事件[38]、香港《壹週刊》披露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部分善款“不知去向”,當然最終證明《壹週刊》是誹謗。但是,非營利組織的內部管理問題日益引起了大家的重視。     
       
     
      第三部門如何提供公共產品?楊團等人研究了上海基督教青年會運營和管理的羅山市民會館,證明非營利組織可以以市場類比機制創造獨立於市場、也獨立於政府的社會公共機構。也有人提出,羅山市民會館是政府與社會合作的共有制組織形式與治理結構,是一種社會創新,而且體現了非營利組織的“團結、志願、服務社會”的理念和組織行為或工作技巧。[39]
 
     
      企業可以用利益來激勵員工,第三部門如何塑造社團的認同?郭于華等人對中國青年基金會的組織凝聚力進行考察,指出“事業共同體和利益共同體是兩種不同的整合機制,前者以事業即工作目標的認同作為基礎,而後者則以共同利益的認同為基礎”,“中國青基會的組織認同的建構,是通過‘做事’而實現的,即通過對共同事業的認同、參與、投入而形成‘我們’感,亦即人們常說的‘我們的機構’和‘我們青基會人’,進而因目標、精神、情感、興趣的連帶而形成事業共同體。組織認同所得到的‘我們感’是群體凝聚的基礎,因而,也是事業共同體和利益共同體形成的心理基礎。當然,在‘做事’和認同共同事業的過程中,對精英及其人格魅力的認同,以及因機構文化而產生的凝聚力同樣是不應忽視的。”[40]
        
     
      楊團通過對天津鶴童老人院的評估報告提出非營利組織的評估與管理問題。[41]
        
     
      同樣是對非營利組織的內部治理結構研究,法學界、經濟學界的切入角度不同。[42]如金錦萍就對非營利法人中的意思機關、執行管理機關和相關監督機制的設立和運行規則做了詳盡的論述。[43]民辦非企業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是,民辦非企業財產的所有權和使用權分離,導致民辦非企業單位的創辦者、經營者權責不清。齊紅對民辦非企業單位的財產歸屬問題進行一系列的探討。[44]
        
     
      經濟學界的研究主要從制度入手探討內部治理問題,如商會要提高自組織資源汲取能力、提高組織化程度、提高社會合法性、提高商會與政府關係理性化,[45]     
       
     
      八、中國第三部門發展中的問題
        
     
      怎麼防止一個社團被少數人控制?怎麼防止社團中大部分人“搭便車”的問題?蜜雪兒斯的“寡頭政治鐵律”[46]、奧爾森的“集體行動的難題”[47] 都證明社團發展中會出現一些普遍性的問題,這些問題不會因國家、文化等不同而有所區別。      
       
     
       一些研究集中於制約中國非營利組織發展的具體條件,如缺乏法律、缺乏資金、缺乏活動場所與辦公設備、缺乏人力資源、缺乏機構能力、缺乏自治、發展不平衡、政府的支援力度不夠、缺乏組織資源、缺乏專業化、缺乏環境建設、缺乏發展戰略、缺乏誠信建設,等等。[48]  針對資金缺乏問題,王紹光提出兩個解決措施,第一、要充分利用外國捐贈。第二、一個國家非營利事業的發展主要靠本國內部的力量。等、靠、要外援不是正確的心態。[49]針對人力資源與信任缺乏問題,一些研究提出要從崗位知識、素質能力、服務技能、服務品質四個方面提高志願者的能力。針對信任問題,也有研究提出如何提高非營利組織的公信力。[50]
        
     
      從行政管理體制來看,制約社團發展的問題主要非營利組織的雙重管理體制和稅收體系。[51]  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學研究所副所長靳東升提出,稅法缺位嚴重影響了非營利組織的發展。稅法存在的三個問題是(1)中國有關的稅收制度不完善,沒有形成鼓勵非營利組織發展的稅收制度。(2)從稅收管理上來講,中國對非營利組織實行比較嚴格的稅收管理,手續煩雜,獲贈單位能夠得到的利益比較少,限制了其發展。(3)對稅收優惠政策的宣傳及這些政策規定的優惠力度都存在一定的問題。
        
     
      社會團體的存在有社會合法性、行政合法性、政治合法性以及法律性合法性,而在今日中國,由於現實法律的制約,許多民間社團要不同時具體四種合法性,要不無法具有一種合法性,[52]  這一脫離現實的法律導致“民間會社和非法社團範圍內的許多社團實際上還會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以各種方式繼續存在。”葛雲松從法律的角度提出了阻礙非營利組織發展的幾點原因:行政機關的自由裁量權過大,而且常常不依法辦事;社會團體的設立條件過分苛刻;對非營利組織的限制競爭、限制規模的政策雙重負責的行政管理體制帶來的沉重負擔;有關法律內容龐雜、透明度低;有關民事關係的規定十分混亂,並且存在顯著的法律漏洞;稅收優惠措施不足。[53]  因此,解決民間組織的現實問題,需要儘快制定《民間組織法》,推進管理制度變革,從控制型管理轉向培育型管理。[54]
        
     
      從更深層次看,法律問題只是政治問題的表現。第三部門的樂觀主義者需要回答的是疑問是:中國的政治現實下,國家、市場和第三部門三駕馬車是否能並駕齊驅?第三部門發展的空間與黨和政府的政策期望相關,如果在政策期望之內,則會得到支援與扶助,否則,就無法得到相關支持。樂觀主義者“忽視了社會團體在特定政治環境中的某種不確定性以及組織運行中的效率性誤區”,中國社會團體的發展前景“更多地取決於執政黨執政理念和執政方式轉變的進程和程度,以及社會團體發展與成長過程中審時度勢的現實定位和政治參與的適度把握。”[55]  因此,中國社團發展問題並不單純是法律問題或行政問題,它還受到中國宏觀政治社會背景的制約。
        
     
      即使說政治環境是阻礙第三部門發展的深層原因,也只能說是解釋了一半原因,另一半原因是傳統中國社會結構遺留的影響依然存在。城市中的第三部門脫離不了與政府的聯繫,而農村的非政府組織又往往是傳統小共同體的沉渣泛起,與個體本位的公民意識無關。城市的第三部門“有公民意識但未必是非政府的”,農村的卻是“未必有公民意識的非政府組織”。[56]  “二政府”、“宗族”與“宗教”可能是中國社團發展中的兩重困境。最近“兩會”上學者、官員提出的社會組織官僚化、食利集團也只是指出了前者,於建嶸關於農村群體事件的研究則指出了後者。       
       
     
      這就涉及到整個中國現代化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即如何在限制國家權力的同時提高國家的滲透力?在這一點上,需要對國家權力與國家能力做出了區別。“所謂的國家能力是指公共權力在理應發揮作用的領域能有效地操作並達到預期的目的;而國家權力是指公共權力實際上延伸的深廣度。”[57]  第三部門在中國發展的根本障礙有兩個:一是國家權力“結構”出現了問題,政府管了許多不該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壓縮了第三部門的發展空間;二是許多本該由政府承擔的義務,政府因為種種原因沒有承擔,影響了第三部門的良性發育。因此,一方面,如何通過調整“結構”而不僅僅是“規模”推進制度建設,逐漸建立起民族國家-公民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這應成為當下改革的重點。
        
     
      這些問題的探討,似乎已經超出了第三部門的本身。
       
       [1] 梁治平:《市場.社會.國家》,載“公共論叢”第二輯《市場社會與公共秩序》,三聯書店
 
1996年版。
        [2] 秦暉:《問題與主義》,吉林:長春出版社,1999年,頁350-402。
        [3] 任軍:《“大共同體本位論”質疑》,21世紀網路版,2004年第4期。
        [4] 康曉光:《論合作主義國家──中國政治前景的選擇》,《戰略與管理》,2003年第5期。
        [5] 王思睿:《合作主義與國民意識形態》,《經濟與社會觀察》,2004年第14期。
        [6] 王名、賈西津:《中國非營利組織:定義、發展與政策建議》,
 
https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5634
        [7] 俞可平:《中國公民社會:概念、分類與制度環境》,《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1期。
        [8] 秦暉:《第三部門、文化傳統和中國改革》,《天府論壇》,
        [9]高丙中:《社會團體的興起及其合法性問題》,《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3期。
        [10]康曉光:《轉型時期的中國社團》,《中國社會科學季刊》,1999年冬季號。
        [11]王名、賈西津:《中國非營利組織:定義、發展與政策建議》
 
https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5634
        [12]王紹光、何建宇:《中國的社團革命》,《浙江學刊》第149期,2004年11月。
        [13]金耀基:《從全球化與現代化看中國NGO的發展》,載于范麗珠主編:《全球化下的社會變遷與非
 
政府組織(NGO)》,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4]王名、劉國翰、何建宇:《中國社團改革:從政府選擇到社會選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1年版,第12、17、166頁。
        [15] 徐家良:《雙重賦權:中國行業協會的基本特徵》,《天津行政學院學報》,2003年第1期。
        [16]康曉光:《轉型時期的中國社團》,《中國社會科學季刊》,1999年冬季號。
        [17] 餘暉:《行業協會及其在中國的發展:理論與案例》,經濟管理出版社,2002年版。
        [18] 林瓊慧、徐曉敏:《行業協會在反傾銷中的作用──以溫州行業協會為例分析》,《企業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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