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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佳的悲剧给我们带来什么思考?

2008年7月1日中国上海,一男子杨佳闯进上海闸北公安分局办公场所,用利刃袭警造成6死4伤的惨案。颇有昔日关云长 过五关斩六将之风范,一时间这位现代版的关云长不禁在网络走红,而关于杨佳的各种杀人起因,一时流传出多个版本。不过目前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杨佳是地道 的皇城根人,出身北京。少年时代父母离异,与母亲相依为命,而其居住所在地离即将举行全球大典的奥运盛会相隔不远。一位普通的国人在相距千里之遥的两座城 市,长途奔袭远赴上海袭警,而进入公安局办公场所能够挥刀自如,做个不恰当的比喻如同昔日关羽过关斩将之风范,如入无人之境。这个情节有相当的戏剧性,也 使得国人联想翩翩。

当今中国公认最繁华与执法水平较好的两座城市是北京与上海,而正是这样的良好条件也使得居住在这两座城市的居民,往往比中国其他城市人有诸多的优越感,一 座是中国昔日的帝都与今日政治中心,一座是昔日的冒险家乐园与今日中国经济中心。哪怕是一些当地的农民得到的政府关照也比其他地区的人要好。因此当凶手公 布出来是北京人身份的时候让国人举世惊愕也就没什么奇怪了。

杨佳行凶的真实原因,目前还不清楚,也许永远是个谜。但从一些媒体披露来看,具体原因是去年10月杨佳去上海游玩,租了辆自行车被闸北警方怀疑该车是偷盗 的,弄回去审查,后来事情搞清楚了,从局子里出来的杨佳去有关部门讨说法,申请行政赔偿未果,故怀恨在心。按照这个传言来进行解释,逻辑上似乎比较合乎大 都市单亲家庭长大的人的行事方法。而杨佳为何怀恨在心,直观的来看因为错误的抓捕与审查,但是我想单单一个怀恨在心理由,无法说服杀人的动机吧。除非杨佳 是个疯子。而在被抓捕审查时又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被冤为偷车贼后究竟受到什么屈辱或者什么的,我们无从得知。但是如果杨佳杀人动机是建立在受到屈辱基础 上我想还可以进行推理,而通过杨佳的事件也正体现了中国现行社会现状,从杨佳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一个从小在首都长大而比较偏执的青年而言,屈辱感可能 过于强烈,而申诉无名,则更加重了屈辱感。试想如果杨佳不是北京市民,而是其它不发达地区的民工,在上海被误会为偷车贼,即使抓进去受了些皮肉之苦,只要 能证明清白放出去就谢天谢地了,谁还会去或者敢去找公安局讨说法?生活在底层的民工和今天诸多国人习惯了受歧视、被冤枉,少说话多干活,多一事不如少一 事,忍气吞声成为了他们生存之道,只有到了迫不得已时,才可能反弹。正如《水浒传》中诸多的人物若非没有活路,哪个又会走上水泊梁山。

做为一个北京人,杨佳显然没有外地民工那样多的人生屈辱经验,外地民工把受屈辱作为常态,而他认为屈辱是不可接受的。又因为他又是饱读书籍之人(其父曾说 他小时候很喜欢读书),生活经历让他比农民工和诸多的国人更具有自身权利意识,同时也更加地相信世上还有公道还有正义所以他按照法律程序去申诉,并要求行 政赔偿—–这种要求在多数国人来看很傻很天真。正是这种巨大的希望带来了巨大的失望,一旦那些政府官员冷漠的推诿,便激起了惊天血案。杨佳杀人是不 对的,但是却客观反应了当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后两个分离的社会,表面上中国已经进入所谓现代化的国家框架—–市场经济体系、政治架构和所谓的法治体 系,可是与现实的传统型社会格格不入,加剧了社会种种冲突。越是发达的地区或接受高水平教育的人,具备相当的现代文明社会的知识,他们知道人人权利平等, 他们知道政府执法应该讲程序,他们知道政府应该为纳税人服务,而不是要纳税人盲目的听从政府的领导,这些都是一个现代公民的生活常识。在具备现代社会公民 常识的杨佳,却忘记延续中国千年君君臣臣的政治逻辑中,大小官员作威作福管制小民是常态,小民忍气吞声交粮纳租自求多福也是常态。杨佳可以说中了所谓依法 治国“毒”,上了一个虚幻口号的当。格格不入的中西文化和中西双方对人类价值认同观不同,成为了中国社会一个怪病。一方面宣传依法治国依法行使权力,一方 面行使权力又凌驾于法律之上,虚幻的社会美景与现实社会发生了冲撞。当那些庸官玩吏欺辱他后,杨佳拿起了法律要讨个公道,而结果是反复的推脱与搪塞使他心 态失常,也正因如此心态,因为要不来公道而杀人,杨佳怒火难平用快速的刀法杀害了几名无辜的警察。

无论如何,杀害无辜者是不对的,就像《水浒传》中武松受冤蒙屈,难道就应该将张都监家的所有仆人都杀光?杨佳的悲剧可以说是一个有法不依,无法可依的制度 问题造成的,可以说一个法治社会建立,不是靠挂羊头卖狗肉可以行的通的。当事件发生后给我们带来的反思也许能够使今天的中国政府乃至国人能够清醒些,对于 政府而言依法治理社会不只是一个口号或者一个忽悠的美好蓝图。对于国人而言可以重新审核一下做为一个公民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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