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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精神——看民主共和与专制势力反复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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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用浪漫的词汇来形容法国人,就像我们今天在观看昔日世界第一共和国,法兰西共和国一样,从十八世纪末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末将近一个世纪革命浪潮的风起云涌,而法兰西作为建立全新共和体制的政体,却在反复中经历了90年的巨大震荡,也许正是法国人那种

巨大的浪漫情怀,造就了他们的性格。1789年法国大革命、1792-1793年初反对君主立宪制的起义与处死国王、1793年夏秋山岳派夺权和建立“革命政府”、1794年热月政变、1799年雾月政变、1815年复辟、1830年革命、1848年二月革命、1848年6月工人起义、1851年政变、1870年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1877-1879年共和制危机与解决。众所周知,还有1797年秋的果月政变、1798年春的花月政变、1799年夏的牧月政变、1814年波旁王朝的第一次复辟、1894-1906年的德雷福斯案件等政治危机……90年之内平均不到7年发生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1789-1794年发生4次危机,平均每1年3个月为一次;1794-1830年发生4次,平均每9年一次;1830-1879年7次,平均每7年一次。上述简略统计表明,1794年是一个界标,此前政治危机频繁发生,社会激烈震荡,此后危机之间的间隔时间明显低于平均数,政治冲突减缓减少,社会动荡逐步缓和,但是1848-1879年仍然发生6次危机,其平均值为5年2个月。直至第三共和国期间,共和政体才最终确立。多变、复杂、深刻的过程,其数量之多、频率之高,都让人叹为观止。就像观看莎士比亚悲剧一样发出感叹:浪漫啊,你的名字叫无常……

但是作为理性的现代人,我们从开始就要对这种反复进行一番自以为是的论述。大胆的设想,小心的论证,才能够是我们在看清楚法国共和革命的艰难道路。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寻找法兰西精神的思考。。。。。。。。。。。。。。。。

自1789年到拿破仑帝国建立甚至到建立七月王朝,法国的帝制虽然仍旧保留,但是专制的因素已遭到彻底破坏,多元化社会统治已经初步确立,法国已经跟上了时代发展的步伐,然而为何法国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激烈的流血冲突和革命运动,政权更迭如此频繁,共和与帝制不断轮替,民主三番两次遭到抛弃,专制时不时从坟墓中爬出接受来自人民的拥戴呢?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但法兰西给我们展示的,不仅仅是一个非生即死这样双向选择的简单命题,不断的反复,不断的复辟,不断的曲折,死了又生,生了又死,过于繁复的社会步调,仿佛一场凌乱的踢踏舞表演,将法兰西的那段历史描成了一幅色彩鲜明的浮世绘。正如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所说:“人们会拿单个人的例子来反驳我;我谈的是阶级,唯有阶级才应占据历史。”

传统的观点认为,1848年法国革命是19世纪30—40年代法国政治、经济和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阶级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在推翻金融贵族的统治,实现民主改革,使法国资本主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建立多元社会必然选择。早期的七月王朝已经是一个资产阶级构筑

的政权,但其政权却掌握在资产阶级中的金融贵族一个集团手中,其代表人物路易•菲力普和他的政府首脑。1844年当时时法国正值建筑铁路高潮,有关方针仅在于保证私人公司获取利润。而同年举行的选举改革将营业税排除在取得选举资格的直接税之外,大量的私人公司工商业者因此受到损害。1845年财政危机、1845和1846年农业危机以及1846年水灾相继发生,1847年工业陷入危机,失业增加,物价飞涨,粮食缺乏。既得利益者总是千方百计保有他们的利益,防止他人窃夺,甚至不愿分享,更不想改变。这也就造成了:“七月王朝时在巴黎人民革命中诞生的,多元化社会共和理念的社会开始形成。”

1847年夏,君主立宪派和共和派结合起来,利用有利的革命形势和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发起了反对七月王朝的聚餐运动(也译作宴会运动)。政府对此十分警觉,托克维尔在《回忆录》中说:“在1848年立法会议开幕式上,国王路易•菲力普在即位演说中,曾经称宴会运动的发起者为被盲目或敌对激情所煽动的人。连托克维尔自己也说,“是那些可能被革命剥夺权力的人引发了这场革命事变,他们本来就期盼事变的发生,他们预见到了这一事变并感到害怕,然而即将获胜的也是他们。”在此,我们可以看出,宴会运动只是一种反对的声音,只是对政府提出他们的意见,希望政府倾听他们的声音,他们并没有希望发动激烈的革命政变,而最终革命的发生则是因为各方力量的积聚已到了无论是大资产阶级还是温和的反对派都无法控制的局面。当局发出禁止宴会并将以武力制止宴会的举行,这“为这场斗争提供了战场……宴会运动转瞬间变成暴动的纲领”,托克维尔发出“你们看到人类的事情是由怎样的反作用力推动的了吧”的感叹。

另一种观点认为,1848年的革命则是由政治体制弊端引起的。它体现了政治制度问题的社会价值。当然,这种观点是在第一种观点的基础上得出的,但其强调了矛盾本身是可以调和的,而当局的不当政策及措施以及反对派的过激行为以及社会底层人民的推动造成了革命。

二月革命后建立的是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但第二共和国后期与第一共和国末年颇有相似之处,即掌权集团的治国乏力。1849年5月,选出立法议会议员750人,其中约500人属保守共和派,称“秩序党”,实为奥尔良王朝派与波旁王朝派。秩序党竭力打击左翼力量和削减民主权利,它曾驱散1849年巴黎小资产者示威,禁止集会和罢工,以印花税束缚报刊,限制立法议会内部的言论自由,甚至废除了普选权。同时,秩序党议员多为“议会迷”,他们善于唇枪舌剑,怯于果断行事。两派互相争权,内斗内行,无视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两派内部又分成若干小派争权夺利。如果与临时政府或制宪议会相比,立法议会为时最长而实际成效最差。此外,1850-1851年发生棉花歉收,1851年工厂倒闭与商业萧条。由于上述种种情况,秩序党日益丧失影响,法国人心思治,盼望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使国家重获繁荣。新上台的工业资产阶级仍然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他们的政策也逐渐走向民主的对立面,但紧接而来的却是更加过激的政策:1851年政变推翻了秩序党,以强权取代碌碌无为的议会内斗,导致法国经济振兴与重获欧陆优势。并最终由拿破仑三世建立帝国来代替共和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倒退。郭华榕先生给出了他的解释:“法兰西国家的治理、政府的政策应该符合社会的需求和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的,但是真正认识和做到这一点决非易事。法国近代各个时期的掌权集团受到利益、能力、传统、思想以及国际环境的制约,有时无力满足社会的需求,甚至与当时社会所需背道而驰。社会制度的存在和政治体制的运转离不开国家的治理,这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就是说,民主并不一定是当时的局势所需要的,当一个软弱腐败到不可收拾的政权无法给大部分人以面包和牛奶的满足并让人们觉察到了这种不满足,那表面上的普选制甚至是共和制都是不受欢迎的。也有学者说,这种倒退是因为法国缺乏坚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强有力的工业资产阶级统治集团。[17]而资产阶级之间的妥协也是毫无用处的,因为由于他们的窝里斗,带领了一批市民、无产者和农民参与政治斗争,说服他们跟随自己反对当权者时是容易的,但摆脱他们或仅仅给与口头上的承诺是远远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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