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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极限的张承志《文化的孤独,心灵的皈依—文学极限处的张承志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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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志文学创作心灵历程的透析之一:丧失母语的痛苦感

回回民族在中国这一伟大的五色土组成的广阔陆地上生活了上千年历史,是一个在长期的历史变迁和民族相互融合中形成的一个非常独特的新型民族群落,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与客观事实。回回民族从异国他乡先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历史朝代来到中国安家落户,尤其是在元朝,由于战争之故,从西亚、北非、东欧西亚、中亚和西域掠夺、俘虏、奴役来的各国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而后形成的一个特殊的回回民族共同体。回回民族在中华民族的历朝历代,在中华民族的不同历史阶段,既有过辉煌的历史,也有过悲惨的经历;既有过政治与经济地位显赫的时期,也有过遭受压迫歧视的卑贱时期。

最使回族刻骨铭心的历史伤痛记忆莫过于自明代以后,除了保留马、纳、哈、田、穆等姓外,其余都赐予汉姓,分散于全国各地居住,形成了回族的大分散小集中的生存状态和地域格局,原来固有的尊崇的色目人的历史地位开始动摇、位移以致于不断降低,民族语也开始一天天受到限制,逐渐开始削弱。一直到了清朝,回族遭受到清朝政府三大历史时期——乾隆、道光、同治王朝期间大型的残酷的血腥镇压和大屠杀,致使回回民族背井离乡,妻离子散,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完全丧失了原来残存的一点本民族语言和文字,而后又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流放、发配、服役,成为回族历史上的第二次大分散,致使回族较为集中的地域空间日趋萎缩,越来越少,原来生活比较富庶的地方被迫放弃了,致使回族的宗教文化活动的场所也日趋萎缩。尤其是清朝末年,清朝同治皇帝重用湘人曾国藩做大臣,曾国藩重用湘军首领左宗棠,制造了由曾国藩与左宗棠二人操纵为主的第三次大规模血腥屠杀、镇压、清剿西北回民起义军的重大历史事件,致使回族彻底丧失了自己的本民族母语——文字和语言,致使回族伊斯兰教信仰活动的空间更加萎缩,萎缩到只剩下苟活于心灵世界的伊斯兰宗教信仰了。

与周游世界几千多年的犹太民族相比,犹太民族只是丧失了自己赖以依存的土地,丧失了生存的家园,丧失了自己的国家,而回回民族除了丧失国家和土地之外,还丧失了一个民族生存赖以维系的母语――文字和语言。和丧失文字的中国其他少数民族相比较,回族简直是一个被剥离和同化得只剩下“心灵世界的宗教信仰”的最后一道防线了,只有存在心灵底层的伊斯兰教信仰苟活地在证明着回回民族心灵信仰的鲜活存在。这与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民族大迁移历史过程中被汉族同化、融化、异化的其他少数民族相比,北方,尤其是西北的回族,就因为有着坚定执著的信仰而没有被同化掉,还算是幸运的,当然,南方福建省的泉州、广州、上海、江苏、浙江、云南省等一带曾经是水上丝绸之路的伊斯兰宗教传播的发源地的有些回族早都被同化为汉族除外。

作为历史学家和文学家的张承志深知这一点。张承志毕竟是生长在一个伊斯兰教氛围较浓的家庭,只是生长在汉族文化高度发达的京城腹地,青少年时期又赶上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代。于是“在人生的童年所受到的伊斯兰教文化的影响是肤浅甚或有限的,还没有形成一种具有排它性的民族特征与回回民族的心灵信仰的文化力量,当一种强大的汉民族儒家文化声音湮没作为少数民族的声音的时候,一个稚嫩的心灵的可能的选择已变得不言而喻了。”〔1〕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就这样将各种民族宗教信仰推上了政治狂热运动的断头台,遭受狂热政治运动的戕害。

在那个政治充斥着一切领域的历史年代,一切传统的宗教文化、宗教信仰、宗教习俗、宗教活动以及宗教人士都被判定为是封建余孽、牛鬼蛇神、封建迷信、历史毒草,统统地被砸、被打、被抢、被禁、被烧,统统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被诅咒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的封建迷信、封建余孽与封建糟粕的东西。这样做了才能体现红卫兵大将与红小兵小将的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气概,显现出红卫兵大将与红小兵小将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

伊斯兰宗教也毫不例外地受到前所未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冲击、席卷与洗劫乃至浩劫。更有一些出格的做法,用暴力强迫穆斯林群众交出《古兰经》,焚烧《古兰经》,炸毁拱北,拆除清真寺,批斗宗教领袖,批斗经堂开学的阿訇,戴高帽子游街示众,严禁过油香和过圣祭,严禁封斋,严禁礼拜,强迫阿訇养猪,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逼迫使信仰坚定、刚正不阿的阿訇跳崖自杀,用生命的神圣崇高尊严来抵抗这种灭绝人性的所谓无产阶级政治狂热运动。作为在大都市居住的张承志来说,当然还没有这种乡村街头巷尾的亲眼目睹的直接感受和亲身体验了。回族苟存于心灵空间的伊斯兰宗教信仰就这样在强大的政治淫威下几乎丧失殆尽了,经堂语的记忆早已被剥离殆尽。

人的心灵世界有三道防线:情感防线、道德防线与理性防线。

作为在异国他乡生存繁衍了上千年或者七百多年历史的回族来说,一旦丧失了伊斯兰教信仰,自然意味着伊斯兰宗教文化完全让位于汉族文化中心主义权威论的汉民族文化而成为隐伏于每个回回民族青少年的个体的人生之初的一个大背景,张承志自然也不例外,造成了两种文化的心灵大错位,那场寻根思潮,激发了他的寻根问祖的回回民族的潜在意识。

这样的宗教异化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实行了对外改革开放政策,对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政策,才总算结束,民族宗教信仰政策也宽松了。伊斯兰宗教信仰自由了,清真寺礼拜也开始相继恢复,清真寺也开始修复或者重建,经学堂也开门了,一切伊斯兰宗教活动也开始了,无清真寺的乡村也允许重建,拱北也重新修建起来了,回族有了自己的宗教文化活动场所,伊斯兰宗教获得了繁荣新时期的又一个春天。

在那个政治恐怖的岁月里,张承志与许许多多的回族的青少年一样面临着巨大的人性逼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动乱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十年间,他在内蒙古乌珠穆沁大草原上放牧插队落户、上山下乡期间,尽管对此有过这样的不自觉的清醒的理性思考。倘使他经历了回族聚居区的那一幕幕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和打、砸、抢的一桩桩惨象的话,他的心灵也许会产生极大的愤怒情绪,不仅仅是一种逼问,更多的是一种撕心裂肺的痛苦与民族仇视相交的情绪呢?加之他后来又被推荐上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后来又攻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硕士研究生,他心灵上的民族残遭政治摧残的阴影相对比较淡薄一些,只是失去民族语言与文字的痛苦感一直困扰着他的思绪,煎熬着他的心灵。

后期的他,心灵之所以完全皈依伊斯兰宗教信仰,是因为他走进了回族聚居的生存条件差、温饱尚未解决、生态恶劣、环境贫瘠、文化又落后的地区,访问了曾经遭受血腥屠杀的回族的后裔、走访了拱北、道堂、清真寺;走访了遭受政治迫害摧残的回回民族的穆勒师德(作静修道、能显现“白热克提”的贤哲卧里)、宗教领袖、阿訇、穆斯林群众后,间接了解了回族心灵上的苦难民族历史创伤,灼烧着他的心灵,燃起了他心灵和血脉里固有的血缘基因与民族皈依情结,集体无意识宗教信仰情结――执著的伊斯兰宗教五大信仰(信真主、信天仙、信后世、信圣人、信复生)统摄下的“民族人道主义、英雄主义、信仰清洁主义与性命双修的性灵神秘主义精神”。从血缘入手成为他寻找民族之根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也成为困扰他痛楚心灵的情感症结。

因为,血缘是人类的最天然的本质属性,与其种族的繁衍相生相灭,具有种族相继相续的前沿性、承继性与后续性。人类的文明就在于她自觉地分辨清楚了血缘人伦关系,汉民族有“亲缘通婚,其生不茂”的说法,汉民族之间的通婚必须超越五父才行。正因为人类的这一明确的科学认识,才避免了近亲婚配而提高了人类种族的繁衍质量。血缘意识的觉醒,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最显著标志之一。

张承志也是借助血缘关系的寻根追溯寻找到了自己的“血缘在西亚”,而且又是“一个默默无言的民族”的后代。由于历史的种种复杂原因,回族一冲出“母族的血胎”便深深的烙上了血缘前定的宗教属性,一生与苦难相伴,因而蛰伏于祖先血脉里的神性存在,便注定了:回族的信仰伊斯兰教具有一种潜意识的血缘上的先在结构性。于是,我们回族的精神探险者、宗教信仰的痴迷者、文化上的孤独者命中注定要寻找自己的精神的寄托和性灵皈依,必然要借助他的考古学转向对寄托和蕴含回族痛苦和冤屈的道堂、拱北、清真寺的心灵访古,必然要走进遭受清政府三次血腥屠杀镇压的苦难最深、最重的中国伊斯兰教四大门宦之一的冲锋在先、牺牲在前、勇决献身在前的哲合忍耶虔诚信徒的心灵深处与性灵地带,必然要走进大西北的甘肃、宁夏、青海,走进遭受迫害最深的西海固的西吉县的沙沟,吴忠市利通区的金积堡镇的板桥村,他深深的感悟道:长久以来,我匹马单枪闯过了一阵又一阵。但是,我渐渐感到了一种奇特的感情,一种战士或男子汉的渴望皈依、渴望被征服、渴望巨大的收容的感情。

——《心灵史-走进大西北之前——代前言》

因此,对回回民族心灵文化探险者的张承志而言,“宗教的诚心皈依”实在是对母族宗教文化的本然皈依,即:文化上的“认祖归宗”,更有寻找自我、寻找回来的世界的正本清源般的深长意味。“宗教信仰是宗教的核心,是存在于普通人的精神世界内在的因素,但是,由于有信仰,人们的行为也就自然地受到信仰的支配与约束,形成人的宗教意义中的文化行为”。〔2〕

因此,张承志的一系列的伊斯兰宗教道堂、拱北、清真寺的心灵访古、宗教精神探险与性命双修的静功悟道情结,在不懂得伊斯兰教文化的汉族学者心目自然产生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其实,张承志的这种宗教行为,说到底还是一种伊斯兰教文化的心灵皈依、民族宗教精神的跋涉探险行为与性命双修的神性终极情结。

张承志在北京大学考古系读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硕士学位时又学的是历史学专业,由考古的“掘墓考古”变成“伊斯兰教道堂、拱北、清真寺心灵境界探险的心灵访古”,因为要搞清中国的伊斯兰宗教文化的深层的索菲主义教理,隐秘的修道道乘,性命双修的终极皈依,搞清中国回族四大门宦制度的渊源、承继、流变与发展,搞清回族穆斯林聚居在拱北上坟祈祷的深层次隐秘精神皈依内涵,必须要走进伊斯兰教的道堂,走进拱北,走进清真寺,进行实地的观看走访,促膝访谈,进行心灵的个别沟通交流,进行心灵的体悟,进行性灵的参悟。通过多年的心灵寻访:八次走进大西北、十几次走进宁夏固原市的西吉县的沙沟,乃至走进全国各地的伊斯兰教的道堂、拱北、清真寺,他才深深的感悟道:拱北作为中国伊斯兰教四大门宦的圣徒传教士、卧里、穆勒师德的墓地,寄托凝聚着“回族的血泪史”,“蕴含着回族的冤屈史”,“洁白的拱北色彩里折射透视着回族苦痛历史和鲜血染浸的灵魂”。拱北蕴含着死后皈依后世天堂的隐性世界的各个站口、关隘、站道,而“道堂则是伊斯兰教四大门宦圣徒、传教士、卧里、穆者师德传道、授理的场所,也是圣徒、传教士、卧里、穆勒师德们静修、坐静的场所”,而记载回族血泪史的真实故事却镌刻在这些代代的穆勒师德遵从“救理口唤”(真主在穆勒师德梦中隐秘传递的信息)口传的贤哲的心灵秘史里。

因此,中国的伊斯兰教拱北、道堂具有双重蕴含意义。回族就是借助拱北与道堂来看守住自己的一切——信仰、情感、财富、历史,借助道堂、拱北来不断加深自己对民族历史的心灵记忆与性灵参悟,即:守住“伊玛尼”(五大信仰:信仰真主独一、信仰天仙、信仰圣人、信仰后世、信仰前定死后复活)的最后一道心灵防线。

对此,伊斯兰教道堂、拱北便是回族在中国失去母语后而较早的心灵记忆与性灵皈依象征的最后一道心灵防线了,也是回族的最后一个宗教信仰的记忆之根须了。所有的伊斯兰教道堂、拱北诠释给著名作家张承志的也将是全息性的母族文化的丰富涵义,进入圣徒传教、修道、坐静的道堂,走进圣徒的墓地拱北,走进穆斯林礼拜聚会的清真寺才能介入母族现实社会生活,才能得到圣徒、传教士、卧里、穆勒师德的隐秘口传的历史故事。

佛教庙宇多建在远离社会现实生活的深山古刹,清真寺则不同,是建在社会生活的聚居闹区,因为,佛教认为,人生是苦难痛苦的,人要忏悔皈依佛门,才能进入彼岸世界,必须远离尘世,远离尘世的繁杂喧闹。

伊斯兰教则完全不同,倡导前世与后世相互统一,既要重视真主赋予人以智慧而创造了人间天堂的生活享受,又要积善行德,扶危济困,不断在清真寺、拱北、道堂里通过礼拜,忏悔自己的错误,反省自己的过错,祈求真主的宽宥和饶恕,以求得在死后进入天堂,免遭真主的审判打算,求得永生,将来复生。将伊斯兰教清真寺建在社会生活的闹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伊斯兰宗教在追求“务实与皈依”的两世吉庆的惟真主独一的形而上的宗教哲学教理思想,蕴含着伊斯兰教今世与后世都清洁精神的精髓,蕴含着伊斯兰教对生命存在于灵魂的体悟境界。

与佛教相比较,佛教显然是与造物主对立,造物主要求人类必须有“种”的繁衍,佛教徒皈依佛门,身披袈裟,不吃荤素,不娶妻生子,照此下去,岂不就没有人类的存在了吗?况且只求自己修炼成佛,岂不太自私本位了吗?怎能普渡众生呢?

伊斯兰教显然与之不同,既珍惜造物主创造的人间天堂的美好生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娶妻生子,丧偶改嫁,繁衍后代,建功立业,著书立说,追求并享受美好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与生殖生活;又在人世间不断忏悔错误,诚信礼拜,以求后世,积善行德,扶危济困,接济穷苦人。想想当初,我们的祖先手捧《古兰经》兴教与传教,骑着骆驼经商而创造了自己的辉煌历史与灿烂的文化,而后代在清真寺里礼拜信仰,在道堂接受圣徒的口头传授教诲,在拱北前参悟与感悟圣徒显现“白热克提”的启示;在闹市区域里经商做买卖,岂不悠闲自在?

清真寺是穆斯林聚礼、礼拜的惟一场所,道堂是穆斯林接受伊斯兰宗教高境界的理学的口头传授的惟一场所,拱北是穆斯林参悟穆斯林生死玑理的惟一场所。这三个“惟一”就构成了穆斯林挥泪告别尘世间的最后站口,可以说,正是这三个相为一体的场所,将较为松散的穆斯林自然而然地组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中国穆斯林民族社区性的宗教和民政单位,成为穆斯林极其重要的现实生活的宗教文化场。

张承志作为回回民族的现代文化大家借此走进回族母族文化圈的核心地带,能不动心感肺吗?他的后期小说,尤其在他后期的哲学文化散文、思想随笔、诠释性灵长诗的字里行间都流淌着这种朴素的情感和泪水。

由于《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神圣宗教经典,博大精深,涵盖一切,既对穆斯林的言行进行了规范和约束,又对失去母语的中国回回民族起到了一种强调母语、宣传弘扬伊斯兰教文化的功能作用,加之母语习惯渗透着回族的思维方式以及价值取向,又深入回回民族的灵魂、骨髓与血脉,因而成为回回民族文化的核心部分之一,作为文化大家的张承志毫不例外地也无数次深入研读过《古兰经》,从中去领悟母语的精美绝伦,语音的空旷嘹亮,天堂之音,天籁之声,韵律节奏的精妙动人。他整理译介的哲合忍耶穆勒师德口头传授用汉语口头标记的回族伊斯兰教隐秘传教的历史著作《热什哈尔》、创作的民族史诗小说《黄泥小屋》、《海骚》、《西省暗杀考》、《心灵史》等,正是他把《古兰经》作为回族文化瑰宝的具体行动,是他皈依母族文化后的心灵感悟与性灵憬悟的经典之作。显然,他走进道堂、拱北、清真寺,才得以了解了回族母族经历的苦难血泪史,他走进西吉,坐在穆民的热炕头,由此进入了回族的现实生活的文化核心区地带,吮吸到了从穆民心间深处流淌出来的信仰的芬芳,由此更深入地研读了《古兰经》,才深入透彻的了悟了回族文化的精神和性灵精髓,丧失民族语言与文字的痛苦感成为他文化寻根与心灵皈依的巨大思想与情感内驱动力,他“以笔为旗”传达出对回回母族的独具一格的体认,才能以笔为旗播扬伊斯兰教所极力倡导的“人道主义、英雄主义与信仰清洁主义精神”。

因此,张承志的心灵皈依,经历了由一个有比较浅淡逐渐浓厚深入到至诚至信的递进式心灵渐进过程,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种血缘宗教群体的归属,更在于回族心灵精神、道学理念、性命双修的参悟境界的高层次心灵诚信的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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