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才综合报道】马克思曾说，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意思是说是阶级斗争促进了社会进步或历史进步。在我们被灌输的关于人类社会历史五阶段发展规律的教条理论中，除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外，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是阶级社会，分别存在着奴隶主和奴隶、地主和雇农、资本家和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作为劳动阶级的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各阶级社会的先进阶级，是他们反抗或与统治阶级的斗争促进了历史进步。现代制度经济学理论，也认为制度的演进是不同利益集团，或不同的独立利益主体相互进行利益博弈的结果，这意味着制度进步是利益博弈促进的。
国际歌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因此，王大麻子认为，从来就没有先进阶级，社会历史进步不是阶级斗争（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的利益博弈）的结果，不是先进阶级主导的斗争促进的。社会的进步，更多的是来自于与社会外部交往（主动和被迫的交往）带来的外部冲击和外部挑战。
外部冲击，会带来新思想，新方法，新观点，从而促进社会进步。比如，一般认为文艺复兴是西方社会走出中世纪的重要原因。文艺复兴，人的觉醒，又是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又是伊斯兰文明扩张引起的）到东方，重新发现了希腊科学和思想，当然艰苦奋斗的贵族骑士们也发现了东罗马和东方王朝的奢侈（有一本书叫奢侈与资本主义，是说贵族阶级的奢侈促进了资本主义）。希腊、古罗马的科学和古典人文思想，驱逐了中世纪的黑暗，最终促进了人类历史的进步。法国的人文思想，人权理论给了北美殖民地人民摆脱宗主国英国而独立，建立民主自由国家的力量。反过来，美国革命又成了法国革命的榜样。
外部的挑战或对外部的挑战，给民族、国家或文明带来了生存的危与机。在这种情况下，共同体或作为共同体的民族或社会内部必须团结，内部阶级或阶层间利益必须协调，才有力量。正是因为如此，由于波斯的挑战和希腊力量在海洋上的扩张，希腊的公民权扩展到为在战争中做出重要贡献的低等级民众。罗马的公民权和民主，也是如此扩展的，罗马也在公民权的不断扩大中发展壮大，最终成为帝国的。
而中国，由于周边没有能够挑战中华文明的外部实体，也由于能够给中华文明构成威胁的北方民族，是缺乏文明（包括制度文明）的、不能给中华文明社会进步带来新因素（新思想、新方法、新技术）的游牧民族。所以，我们或者是被内部的阶级斗争，弄得玉石俱焚；或是被北方民族奴役，而北方民族最后被中华制度文明同化和腐化。总之，无论是内部阶级斗争，或是北方民族南下带来的改朝换代，都只是重复秦汉制度，没有社会进步，中华文明的历史在循环中停滞。
显然，在我们中国文明内部力量的演化和外部冲击中，都没有新的思想和新的制度因素的产生。在内部的阶级斗争中，即使是被誉为封建社会先进阶级的农民起义成功后，建立的新社会，也只是一个新皇朝，而且往往是更糟糕的皇朝。这是因为，底层阶级或被奴役阶级中的精英（历史总是精英引导的），头脑里充满着统治阶级灌输的意识，想象的和向往的是做统治阶级那样的人，比如毛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的要到“地主的牙床上去躺一躺”，比如陕北那个地方当年的一些革命者要的“吃白面馍，抱学生娃”（所以，胜利后很多人都找了或换了女学生做老婆）。
在春秋战国的诸侯国时代，诸侯国之间的相互战争，促进了公民权利的扩大，被奴役的民，取得了和统治部落的人一样的权利，从而使封建社会转变到中央集权的皇朝社会。但是在皇朝社会，危及王朝命运的外部挑战却没有促进内部的融合。因为，家天下的思想，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循环论，民众和皇族之间，相互之间都没有认为对方是生死相依的命运共同体。比如，满清时代，阎某人眼中的伟大的慈禧的意识里，就是“宁与外人，不与家奴”。因此，皇朝社会，在外部挑战面前特别没有力量。因此，常常被外族统治，当然也融合进来了更多民族，版图也不断扩大。这真是历史的悲喜剧。与古希腊、罗马和欧洲相比，人家有命运共同体，我们即使是统治民族内部也没有结成有机的命运共同体。
真正促进社会进步的，是思想，是新思想，是上层精英或上层阶级中接受新思想的，统治阶级或上层阶级的叛离传统的叛逆者（不一定是本阶级利益的叛逆者，如胡服骑射中的那个国王）；不是底层阶级，虽然底层民众人数众多，可以载舟覆舟，但始终只是可以被利用的力量。没有新思想，没有思想的进步，没有追求公平正义价值的、追求共赢思想的纯粹的利益博弈，只是利益博杀，人们只能在物质利益博杀的泥坑里打滚：或是弱肉强食，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形成更不合理的制度，使制度演退而不是演进；或是玉石俱焚，社会分崩离析；或是陷入旧制度的陷阱，不能进步。奥尔森的国家兴亡理论，对此作了很好的说明。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没有可以制衡的力量，所以继承和扩大了权力世袭。结果，虽然经济发展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增长，但物质财富却导致了更多的利益冲突。在利益冲突中，有权阶级和无权阶级的阶级意识开始觉醒，无直接利益的群体冲突时有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