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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待农民中国经济才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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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中国经济60年,借用周恩来总理对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评价,是“成绩很大,但是错误不少”。成绩无需赘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让中国近30年保持了年均10%左右的经济增长。错误在于中国政府依然直接或间接控制着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这导致经济增长的成果向权力和资本集中,农民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缔造者,却成了这一过程的最小受益者。

未来中国必须学会饮水思源,善待农民,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的“给农民多少实惠都不算多”。其中最关键的是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改革,落实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从而启动中国农村庞大的内需,完成从投资大国向消费大国的华丽转身。

“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300多年前的著名论断,但表面上既有土地又肯吃苦耐劳的中国农民为何却成了社会的弱势群体呢?这是因为中国并没有界定和保护好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权。

虽然中国政府承诺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保持长久不变,但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不能作为抵押(只有在少数试点地区可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也只局限在农民和农民之间,也不能变更土地的使用性质,这意味着农民很难分享到土地增值的收益,手中的土地成了很难变现的僵化资本,只能等待政府低价收地变更土地使用性质,这一过程中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是最大的获利者。

此外,户籍管制使农民工的自由流动受到了限制,再加上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许多企业不为农民工上社保,即使上了也无法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转,这导致农民工的工资还不是市场价格,有被人为压低的可能。虽然工资是由企业和劳动者协商决定的,政府无法直接控制,但如果政府不完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可视为间接地控制了劳动力价格。

中国近几年经济的飞速增长是以房地产和出口为主要动力,但是,由于政府对土地的直接控制和劳动力的间接控制,7亿多中国农民既无法获得土地增值带来的财产性收入,大多数在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里工作的农民工的工资收入也被抑制。

事实上,中国经济60年的发展一直在依赖农民。建国初期,为了加快工业化,实行了工农业剪刀差政策,通过“统购统销”抬高工业品价格压低农产品价格,当时农业税的税率也高达15%左右。改革开放初期,曾是中国农民的“幸福时光”,1982年-1986年中国政府连续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聚焦农业问题,城乡差距也迅速缩小。但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中国政府把目光更多地集中到了城镇,着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推进国有企业、财税、汇率和金融等一系列改革,这段时间是中国农民“被遗忘的时光”,同期如火如荼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主力军仍然是进城的农民,不过他们有了一个新称呼──农民工。

2004年以来,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长期城乡失衡带来的内需不振和产能过剩的压力, 2004年-2009年连续6年中央一号文件都聚焦“三农”问题,实施了一系列惠农措施,比如开展新农村建设、取消了农业税、加大直接补贴力度、农村义务教育免学杂费、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最近又在试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而且新劳动法的出台也有效保障了农民工的权利。但这几年城乡差距并没有有效缓解,农业部部长孙政才2008年在一份报告中透露,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已经达到了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

对农民群体的忽视和城乡差距逐步拉大的事实给中国扩大内需带来了很大的阻力,但政府往往在遭遇产能过剩和经济衰退的压力时,才会更加重视农村市场。2005年推出的新农村建设运动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化解基础设施领域的产能过剩,这轮金融危机中国采取的家电、电脑和微型汽车的下乡政策,也是循此逻辑。但像下乡政策这种一次性补贴的方式,并不会让农民产生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预期,也就不会让农村消费持续稳定地增长。

7亿多农民是中国扩大国内消费的最重要后盾,但要想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必须要化解对农民的种种权利歧视,让农民成为经济增长的受益者,从而增加农民对收入持续增长的预期。目前看来,除了要进一步提高农民和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水平,最根本的是启动农村土地市场改革,让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盘活土地资产。按照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思路,目前可以首先考虑将农村宅基地的所有权交给农民。

在10月1日的国庆群众游行队伍里,来自革命老区延安的安塞腰鼓方阵是唯一的全部由农民组成的方阵,希望声势振天的安塞腰鼓能够再次唤起中国政府对农民的关注。

来源:华尔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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