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剽竊氾濫阻礙了中國發展科學的雄心壯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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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才編譯首發』這十年來,張月紅擁有一個夢想:主編一本符合國際標準的國際科學期刊。所以,當她被任命為浙江大學(位於中國沿海城市杭州)期刊的編輯時,她非常開心。

到了2008年,她所負責的浙江大學科學期刊率先使用“CrossCheck“軟體來偵測剽竊行為,因為這在中國是頭一遭,她被譽為這方面的開拓者。然而,當第一次的偵測結果出來時,她感到既震驚又難過。

“在兩年之內,我們發現了約百分之31的論文存在不合理的拷貝及剽竊現象,這是真的。”她搖著頭說。

在資訊科學以及生命科學的論文中,這種傾向更加嚴重,可達到百分四十。當張月紅的發現被公佈出來之後,儘管她強調有部分論文是來自於海外,許多人仍批評她為中國科學界帶來了恥辱。

根據湯森路透(ThomsonReuters)報導,今年中國的專利數量可能會超越美日兩國,進而在改革創新的領域裡領先全球。愈來愈多的科學論文來自於中國,在數量上僅僅次於美國;而且中國領導人誓言:在2020年之前中國將會變成科學研究的超級強權。

但是接連出現的研究造假醜聞,一再的抹黑中國的”創新大國”的名聲。

試著改變中國科學的樣貌

在北京的一間安靜的辦公大樓裡,趙彥維持著科學網的運作。雖然成立到現在只有四年的時間,科學網一天卻能達到五十萬的點擊率。它提供科學家們一個中文的平台來進行公開的辯論或表達意見。而且經由這個管道,剽竊和作假的醜聞也會被揭露出來。

趙彥希望經由提供允許辯論以及交換意見的平台,科學網可以逐步改變中國科學界的面貌。

當大量的中國海外科學家選擇回國發表論文,可以期待他們將會改變中國的科學文化。

Michael Zielenziger目前任職於顯示器模組顧問公司,他認為改革是必需的。

”我們必須要捨棄學院派的儒家順從思想。為了使科學更進化,想法更先進,我們需要作更多的取捨,增加共同合作以及積極的辯論。”Michael Zielenziger說,他是論文 ”中國:2020年生命科學的領導者”的共同作者。

“你得問一個問題,‘鉗制言論自由如何阻礙科學研究的發展?’這是一個很直接了當的問題,而且我不知道答案。“他說。

儘管來自中國的論文大量生產,但中國的研究結果並沒有影響全球。湯森路透的科學觀察網站指出,從計算論文被引用的次數,可以發現中國甚至排不到前20名。科學網的趙彥表示,恐怕中國的科學研究仍是量大於質。

”如果只是發表一些垃圾論文,那實在沒有什麼意義。現在我們只看得到‘量’,但科學研究只重在‘質’啊。“他說。

一部分問題來自於金錢和政策

對於剽竊氾濫成因的另一個解釋是:金錢。中國的學者是根據於他們發表的論文數量,來決定能得到多少補助及晉升機會。因為過於渴求發表論文,將導致醜聞的數量一直高居不下。

例如,一個國際知名的期刊<晶體學報> E輯(ActaCrystallographica Section

E)從2009年12月開始,將120篇來自中國科學界的論文全數撤下,其中有70篇造假的論文是來自同一所大學:江西的井岡山大學。

此期刊的編輯,PeterStrickland,在email裡告訴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PR)說,如果不是都和井岡山大學有關,這個問題很可能不會被揭露出來,因為“論文裡的晶體結構的錯誤來自於对原子或是晶體結構知識的不足。”換句話說,就是科學知識不夠。

不過,這個最先爆發的醜聞讓柳葉刀醫學雜誌刊出了一篇社論,要求中國政府採取行動。

”中國必須在科學誠信上展現出強而有力的領導。”社論中強調。”很明白的,中國政府要拿這個事件做為開端,重新建立起一套標準來教導研究倫理,以及端正研究的風氣。並且在相關的調查與申訴上,建立建全而透明的程序,才能防止欺騙行為再度發生。”

在叢生的剽竊及盜拷的成因裡,王凌陽(音譯,Wang Lingyun)給出另一個解釋:官僚體制。身為雲南大學的哲學學者,王凌陽也是剽竊的受害者。當他在一個中國頂尖哲學期刊裡,發現有人合併他的兩篇論文成一篇重新發表時,他感到非常震驚。雖然該期刊後來向他道歉並且撤下那篇論文,這個經歷仍然使他感到很不舒服。

“中國仍然是一個官僚思想的社會。”他說,“所有事情由公務員處理,而高級的公務員可以壓榨層級低的公務員。許多承認剽竊的學者也是公務員,所以他們幾乎不用為此事負責。低級公務員說的話完全不受重視。”

對未來的影響

目前的危機是中國最好及最聰明的人才可能會被嚇走。今年,四個北京高等學校畢業考(高考)成績最好的學生,選擇去制度比較開放的香港唸書,這也激起了對中國教育系統的反省聲浪。

北京市第四中學是培育中國頂尖人材的溫床。學術上來說,此所學校聲譽顯著,但它的學生們都計畫到國外接受高等教育。

“我確定我會到海外讀書,但我會回來建設我的國家。”想成為火箭學家的16歲的凱瑟琳李很有自信的說。“中國還在發展,我們最需要的是科學及科學家,所以我們得回來。這是我的責任和心願。”

17歲的彼得王夢想在哈佛,威廉斯學院或是MIT攻讀數學及商業科系。當被問到原因時,他毫不矯揉造作地說:“也許它們在學習領域上更加自由。在那樣開放的環境下我們會有更多的機會。我需要自由。”

90多年以前,重要的中國高知識份子陳獨秀將科學和民主連貫起來。他稱呼它們為“科學先生”及“民主先生”,認為只有此二者能夠拯救中國於”政治,道德,學術及智慧的黑暗。”

這些日子以來,中國在“科學先生”上砸下了大筆金錢。但是沒有“民主先生”的審查及平衡,那些已侵蝕其它系統的腐敗現象,也汙染了中國科學的名聲。

『新三才首發,轉載請注明新三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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