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 读《韩非子》有感

读《韩非子》有感

生于战国末期的韩非子,经历了中国历史上的大动荡年代,战乱不止,思想上亦是百家争鸣。这个社会背景,无疑为韩非减少了许多在自身观点上的先天性束缚。韩非子没有走上老子无为的道路,没有如孔子那般高喊仁义,没有像墨子那样坚持兼爱”……纷乱,无疑为韩非子提供了斗争的素材,因此他的观点颇为偏执与激进,从而被比喻为药石中烈者。班固曾评价,子书往往各引一端,崇其所善,韩非子如此,也就不足为怪。不过究其原因,还是这个纷争的年代所造成的。

身为一个贵族,韩非子显然有更好的条件求学四方、游历天下,而经济、社会地位的优势,也为他在满足了温饱后提供了思考国家和社会的条件。但他是一个韩国贵族,是一个战国时期弱国的贵族。想要改变受邻国欺凌的局面,只有学习强国的富强之计,因此,最为成功的秦国商鞅变法,无疑对韩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利耕战的改革方式,也被韩非所继承。可以这样说:作为国家统治阶级的一员,韩非所提出的法治理论,自然就围绕于增强国家实力这个核心,没有侧重于细民的生存,这是由于韩非子在当时独特的身份地位所决定的。

曾求学于荀子,这影响了韩非子一生的学术道路。韩非子的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显然与荀子所提倡的法后王相符;而韩非子让世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严刑峻法,如果探究其理论渊源,其所针对的,自然是荀子所主张的性恶论。荀子非常重视教师在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国家要兴旺,就必须看重教师,韩非子进一步阐发了这种观点,并且提出了资格问题,认为只有以吏为师,才能实现国家的大治,这充分说明了韩非子和荀子在思想上的继承性。

传说韩非子有口吃的毛病,这对于一个思想大家来说不吝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为这使他难以用激昂的语言引领人心、用雄辩的论证描绘理想……这可能使他在性格上有些趋于内向和自闭,在理论上有一些倾向于推崇一种强力意志,在那个时期具体就表现为提倡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同时,这样一个才华横溢、志向高远的人又怎会自困一隅?他用手中之笔,剖析着社会和人心。有些不同,落实于一些载体,这也就更要求韩非子更加注重逻辑关系、求证与辩难。事实证明:一部《韩非子》,不但树立了严密的法治理论,描述了富国强兵之道,而且,精确地预见了历史的走向!

韩非子学识渊博、见解犀利,他的思想流传不朽,他所主张的法治观点,影响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但他本人的一生运去是坎坷的。身为一个贵族,却偏偏面临着即将亡国的命运;满腹经纶,却又投效无门……忠于谋国、拙于谋身是韩非子一生的写照。腐朽僵化的韩国,对韩非子的强国之策毫不理会,只知道绞尽脑汁在强秦面前苟延残喘,带着这目的出使秦国的韩非子内心少不了无奈和痛苦,但偏偏是在这个强大的敌国,他的观点和理论被赏识、被认同。一篇《存韩》,给韩非子带来了杀身之祸,却也让人知道了韩非子悲情主义式的爱国情怀。他清楚地知道,强秦一统之势已成,这不仅仅是法治理论在现实中推行而带来的巨大成果,也是天下安定的必经之路;但这一切偏又要他亡国……这种微妙的境地之下,韩非子提出存韩,难免也是带有一些私心的。

韩非子不被人喜欢,他主张变革,就触犯了老旧的奴隶主贵族利益;他提倡严刑,就得不到细民的欢心;他只认同耕战,就得罪了世之显学”……就算是在新兴的改革派中,他还是遭遇到了疾贤妒能的毒药。

法家之人一向给人以严酷无情的感觉,他们以刻板、教条的严刑峻法治世,其主张中的功利色彩让世人印象深刻。却大多难逃亡身死的命运,商鞅车裂、韩非子服毒,无不让人扼腕叹息……

刑罚的问题,似乎厉害被视为是为政苛刻或者是宽大的标准。在这个问题上,提倡重刑、强调严刑峻法的法家,历来受到儒者们的大力批判。

事实上,刑罚的关键是要有用,而非。而从制定刑罚的角度出发,以为主,显然比较容易达到有用的目的。打个比方,如果杀人只判两年监禁,那么故意伤人岂不是要无罪释放?在这个层面讲,法治必须要重刑,是一个技术性的要求。

上的问题,韩非子曾言道: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轻止也;以轻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设重刑者而奸尽止,奸尽止,则此奚伤于民。这句话点出了关键:如果加重刑罚防止不了的犯罪,减轻刑罚从这里可以看出,韩非子认为:只有增加违法的风险和成本,才能制止犯罪,从而达到的目的。应该说这一点实际上就是的核心内容的具体表现。因为的根本出发点,就是这种自我的预先衡量

之所以被称为法家,提倡的重要性。因此韩非子将法放到了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的高度。有人认为比儒家刑不上大夫的观点有了本质的区别,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当然,首先还是得承认韩非子对于的重视。

但深入来看,法家和儒家在的地位上的观点,实际上没有本质的区别。所谓刑不避大臣刑不上大夫,只是一种上的区别,而非上的不同。原因很明显,这两个观点都没有涉及君王这个最高统治者,法的地位尽管很高,但还是排在了君主的人治之后,位于第二。

不过这并不能说明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就仅仅是一种加强君主专制统治的工作。因为如果要达到高位统治,那么其本身必须具有某种不被追究性。这就譬如在民主国家,民主本身不应该被怀疑。换句话说,本身不被怀疑,其实就是制定法之人不被怀疑,如果这个制定者无法脱离的制约,那么他本身就是可以被推翻的,如此一来,也就是可以不被服从的——“也就没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古代,这个享受豁免的是君主,现代的法治,却是民主的大多数,这在本质上没有区别。

再解释进一步解释。现代的制定,一般是有民众的大多数所决定,但是这个主体并不能保证在事实上就一直正确,但从结果上讲,其所制定的无论对错,却都在现实中被执行,那么这个主体实际上就享受了豁免权。当然,这个主体是宽泛化的,没有锁定具体的人,因此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转变观点而从少数变成多数(成为制定者,享有豁免权),从而打破了豁免权的人身依附性,所以在当代成为了民主

曾有人说,韩非子等法家思想,提倡专制统治,在严刑峻法下将自由空间压缩到了最低点,人民似乎只成为了耕、战的工具而已……事实上,那些极端推崇法治的行为,却是在对自由权利的最关键的一种保障。人类之所以能够摆脱丛林法则,进化为系统性的社会化动物,就是因为能够构建出一套脱离了个体能力决定的框架体系。但很明显,强者总是想突破这种约束,而弱者却想依靠它的保护。历史的发展已经在证明,制度化和客观化,是总体上对社会整体起促进作用的。

君主对法治是怎样的态度呢?一方面,法治的条例化、制度化,给他们带来了权力运行的便利,因此得到了他们的利用。另一方面,作为最高的统治者,即最强者,他们也总希望自己的权力能无所顾忌、随心所欲;当然,这也是的最正常心态,而每个人的边界,都是因为受到限制才显现。所以,的存在,又成为了君主们最大的制约。

法家的历史,似乎始终在维护君主的权威,为建立一个集权独裁的国家而服务,但其本质却在于他们对建立一种摆脱个人意志的法制体系的追求。的确,这种体系的基石在于君主,不过这却是历史造成的,因为不可能要求他们跨越历史。可以这样说,法制来源和依靠君主,却又限制和制约着君主。

正是因此,商鞅为了法的权威割掉了太傅的鼻子。他不可能不知道太子就是将来的君主,但很显然,这是他对于自己推行的法治的极端维护。拿近代的观点看,他似乎是想将威权从君主的人身上剥离出来,但他被车裂的命运,说明了他的失败。然而近代的法治,沿着这条道路前进,但法的威权独立了吗?还有这种为法而丧命者吗?这些问题,可能现代人都不好回答。

《韩非子》对于君臣这种上下关系的描述十分直白,这也是由于其近乎苛刻的法治思想。忠诚与叛逆,赏善与罚恶都不在用模糊的道德要求来区分,而是直接用利益关系揭露它们的性质和源头,说出了很多人们在做却不敢说的话,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些利用了法治思想,重用了法家之人的君主,推行这法治的政策,却又标榜着儒术;为了加强君主专制而厉行各种改革的法家之人,大多却落得个不得善终的下场。

法家的思想,似乎关键就在于通过苛刻的管制,将整个国家构建成为一个有效运行、条例明晰的机体。由这个角度出发,《韩非子》其实代表了管理者这个阶层的的特性。

法家之人提倡严刑峻法,君主集权,这和当世的职业经理人有异曲同工之处:其本身并非是最高的领袖,似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却因为其不具有所有权等先天方面的特殊性,因此其权威基本上都是用一种对于制度、政策等刚性的、固化的形式获得和得到验证。领袖和管理者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决定了群体的性质,而不可以被替换,后者影响了群体的整合力度,是可替代的。

或是管理本身,就是一种超常的行为。治国、治家、甚至于治企,都是站在比群体中一般个体更高的角度,而进行的行为。因为不论是怎样的选拔方式民主选举还是暴力夺权这些取正常非正常的手段,管理者总是因其独特的优势而脱颖而出。然而个体必须要因此而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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