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 唐太宗李世民的身世和异相(...

唐太宗李世民的身世和异相(82)

【新三才訊唐太宗李世民的身世和异相

李世民,是高祖李渊的第二个儿子。隋朝开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生于武功。出生时,有二龙在房门外嬉戏,三日才离开。高祖到岐州上任时,李世民只有四岁。有个善于相面的书生拜见高祖说:“公贵人也,且有贵子。”等到看见李世民,他又说:“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矣。”高祖便采“济世安民” 之义为其命名。

李世民自幼就十分聪睿,玄鉴深远,临机果断,不拘小节,当时的人莫能测也。

李世民助父完成统一大业

隋朝末年,政治昏暗,兵荒马乱,民不聊生。

当时年仅十七岁的李世民劝身为太原留守的父亲李渊道:“今主上无道,百姓困穷,晋阳城外皆战场。大人若守小节,下有寇盗,上有严刑,危亡无日。不若顺民心,兴义兵,转祸为福,此天授之时也。”在其劝说下,李渊在太原兴兵反隋。

自此李世民出生入死,南征北战,攻掠必克,所向披靡。终于在西元618年助其父李渊登基,创国为唐。人类的历史从此揭开了新的篇章。

为了进一步完成大业,李世民亲自率兵讨伐各地割据势力。唐朝的军队在李世民的率领下,先败薛仁皋于浅水源,再平刘武周定西北边域,又挫窦建德和降王世充于虎牢。接着,率兵讨伐刘黑闼,打赢了最后一战,在七年内统一了全国。唐军所到之处的老百姓都头顶香盆夹道跪迎,朝野上下一片欢腾。他以骁勇超人的武艺和出奇制胜的策略替李渊稳定了天下,成为神州大地的真正主人。

李世民顺天意承继大统

统一天下后,由于李世民在征战中屡建功勋,威望日增,引起了太子李建成与皇弟李元吉的妒嫉。再加上李渊的后宫嫔妃因索要金银珠宝不遂而产生的愤恨,李世民屡遭谣言诽谤,李渊也渐渐对他起了猜疑。不久,李世民被削去兵权,调离京城,随后又被东派西遣转战不止,而且还被亲兄弟骗饮毒酒,几致命丧黄泉。自古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奸险小人,天下有目共睹之,人人得而诛之。

西元626年六月,建成和元吉密谋除掉李世民。李世民得知后,在妻兄长孙无忌等谋臣武将的帮助下,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发动了“玄武门之变”(因发生在长安宫城北门玄武门),杀死了李建成和李元吉。这不正是顺天意而行吗! 葬礼之日,李世民在众人面前“哭之甚哀”。后世有些史学家把 “玄武门之变” 称之为 “兄弟相残,篡权夺位”,实在是有悖历史。

“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被立为太子,所有政事都由其决断。李世民于是下令禁止宫廷内豢养鹰犬,并停止了诸方所进的珍异,普天下老百姓十分高兴。此外,李世民还下令百官上书陈述理国的要务,并通告“其官号、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两字不连续者,并不须讳。”

同年八月,李渊在众大臣的直谏下,将皇位传给了李世民,自己做了太上皇。李世民在众望所归下登基,史称“唐太宗”,次年改元贞观。李世民继他青年时代无数沙场大战后,于二十八岁开始了他的治国生涯。

唐太宗的德政和治术

唐太宗即位后,常常对隋亡于暴政引为鉴戒,他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

与以往大多数皇帝不同的是,太宗深信“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所以唐太宗主张君臣共理天下。贞观时期君臣的纳谏和直谏是历史上十分罕见的,太宗以隋炀帝拒谏饰非为鉴,虚怀博纳,从谏如流,而大臣们多能直言极谏,面折廷诤,历史上著名的谏臣魏征就出现在此时。

此外,唐太宗深知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因此广施仁德之政,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

简而言之,唐太宗的统治方针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 为君之道,要先存百姓;2.实行宽简法律,强调修德;3.去奢省费,割情屈己;4.轻徭薄赋,发展生产,恢复经济;5.容人纳谏,时刻自省;6、选用廉吏。 以下我们分别举例述之。

为君先存百姓

唐太宗认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他把人民和君主的关系比作水与舟,“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所以,他认为皇帝的忧患不是来自于外面,而在于自身。皇帝欲望多花费就高,开支多人民的赋税就重,民众因此就会十分愁苦,国家就危险,皇帝也就当不成了。

贞观二年,京城长安附近闹蝗虫。有一天,唐太宗进入禁苑中,看到蝗虫,就拈起几只,祷告说:“人民靠谷物活命,你却吃掉了庄稼,如今我宁愿让你吃我的肺肠。”说完就想把蝗虫吞下去,身边的人劝他说:“这种坏东西吃下去会生病的!”他说:“我愿意代人民受灾,还怕什么疾病呢?”结果还是把它们吞下肚去。据说这一年虽有蝗虫,却没有成灾。

贞观二年,关内地区发生旱灾与饥荒,有很多百姓卖掉子女来换取衣服和食物,唐太宗不仅下令开仓济民,而且将皇家仓库中的金银丝绸拿出来,替灾民赎回小孩,还给他们的父母。他在诏书中说:“如果能让年成丰收,天下平安,即使把灾祸移到我的身上也甘心情愿。”不久天降大雨,缓解了旱情,百姓都很高兴。

李世民继位后,秦王府有一些人抱怨侍奉秦王这么多年还没有升官。太宗对他们说,“皇帝只能以大公无私折服于天下,我和你们的衣食都取之于民众,设置官职并选择贤良之人做官也是为了民众,不管贤良与否就让自己的老部下做官怎么能行呢?”

去奢省费

唐太宗初登帝位,就清楚的意识到官僚队伍过于庞大,人浮于事,深感“民少吏多”,弊处很多,主要表现是:耗费资源;职位重迭,互相推御责任;谋士过多,事情往往得不到解决。为此,太宗推行裁撤机构的改革。结果全国县市减少了一半,州府减少了三分之一。宰相房玄龄遵从太宗旨意,把朝廷文武官员裁减了四分之三,只剩下六百四十三人。令史家称奇的是,如此大动作的改革竟然没有惹起任何社会动荡和不安,可见太宗行事极为审慎,确保不出偏差。

发展生产 恢复经济

唐太宗深知,经过隋朝末年的战乱,百姓渴望安定和休养生息。同时太宗也清醒的意识到,人民为盗乃是因为“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因此提倡崇俭薄赋。他即位后,遣散宫女三千余人以节省国用,又下令停止各地珍贡,轻徭薄赋,使百姓安居乐业。

太宗认为“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因此他十分注意发展生产,不夺农时以利生产。贞观五年二月,官吏拟调府兵作太子冠礼之仪仗队,当时正值春耕,太宗于是下令改在十月举行。此外,他又招抚流亡回乡生产。百姓自此安心生产,唐朝的经济也开始得到恢复和发展。

容人纳谏 时刻自省

唐太宗作为一代明君,以纳谏而闻名。太宗认为:“为人君,虽无道,受谏则圣”,“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所以鼓励臣下进谏,扩大谏官职权,凡诏令不妥须当奏明,不得阿从。比如喜欢直谏的魏征,虽然原是太子李建成的僚属,但唐太宗却不计前嫌,任他为谏官,允许直接询问政事得失,而且爱护备至。

魏征曾上疏数十,直陈其过,太宗均虚心纳谏、择善而从。后来魏征死了,他伤心的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有一次,太宗对大臣们说,“人要看到自己的形像得照镜子,皇帝要想知道自己的过失得靠忠臣。如果皇帝拒绝群臣进谏而且自以为是、群臣用阿谀奉承的办法顺着皇帝的心意,皇帝就会失去国家,群臣也不能自保!象虞世基等为了保住自己的富贵用谄媚的办法侍奉隋炀帝,隋炀帝被杀,虞世基等也被杀了。你们应该记住这个教训,我做的事情当与不当,你们一定要说出来。”

在民冢拔官员的时候,发现有一些假冒的人,太宗打算按照已经发布的命令处死他们。兵部郎中戴胄劝阻说,“按照法律应该处以流放。”太宗生气的说,“你想遵守法律从而使我失去信誉吗?”戴胄说,“皇帝的命令是出于一时的喜怒而下达的,而法律是国家公布的用来取信于天下的。陛下对欺诈之事很愤恨,因此要杀掉他们,当然也知道按照法律不可以这么做。如果用法律来衡量就可以忍己之小恨而取得整个天下的信任。”太宗说,“你能这样执法,我还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后来戴胄几次直言进谏,滔滔不绝,太宗都听从了他的意见,天下没有任何冤狱发生。

太宗不仅有容人的雅量,而且时刻进行自我反省。他曾经对大臣说,“我读《隋炀帝集》,文辞深奥博大,隋炀帝也知道赞扬尧舜批评桀纣,为什么做事就不是这样呢!”魏征说,“皇帝即使是圣人,也应该谦虚接受别人的意见。这样,智慧的人会献出自己的谋略,勇敢的人也会竭尽全力。隋炀帝仰仗自己有才,十分骄横和自以为是,说的是尧舜的话,做的却是桀纣的事,还不自觉,最后导致灭亡。”太宗说,“这些事情过去没有多久,我们得记住其中的教训。”

太宗有一次问房玄龄和萧瑀,“隋文帝和我比怎么样?” 房玄龄、萧瑀说,“隋文帝勤于朝政,和五品以上的官员一起讨论朝政,吃饭的时候都是卫士送饭。他虽然性情算不上仁厚,也是一个勤勉的皇帝。”太宗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很多事不明白却总想搞清楚。不明白就有考虑不周的地方,总想搞清楚就必然多疑。什么事情都自己决断,而不依靠群臣。天下这么大,事情这么多,累死了也不会什么都料理好!群臣了解隋文帝的习惯,就等现成的,虽然心里有不同意的地方,也不敢进谏,所以隋朝两代就灭亡了。而我不是这么做。我把天下的人才找出来授予其官职,让他们处理天下的事,我来听取报告,办得好就奖赏,办得不好就惩罚,谁会不尽心尽力呢!这样就不会担心天下治理不好了。”

太宗对群臣说,“人家说皇帝地位尊贵,什么都不怕。我不是这样,我上畏惧苍天的审视,下害怕群臣仰望,兢兢业业,还怕不符合天意和民众的愿望。”

太宗还说,“我所喜爱的只有尧、舜、周公和孔子的为政之道,他们对于我就像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去他们就完了,一刻都不能没有。”

 采用完善宽简的法律

高祖时,鉴于隋炀帝法烦严苛导致的严重后果,开始制定新法,并于624年颁布了以宽简为原则的《武德律》。唐太宗即位后,采纳了魏征的建议,确立了宽仁、慎刑的宗旨,并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修订法律,于贞观十年,即西元637年正式公布《唐律》五百条,基本内容有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杂律、捕亡、断狱等。

以死刑条目为例,比隋朝法律几乎删减了一半,比《武德律》更为宽简,减斩刑为流刑九十二条,减流刑为徒刑七十一条,还废除了鞭背酷刑与断趾等肉刑。断狱律规定,徒刑以上罪断案后犯者不服,可以提出再审,死罪要经三复奏,三日后才可执行。

太宗认为重视德行比制定严苛的法律更为重要。一次他问大臣王圭,“近代治国者不如古代,为什么呢?”王圭说,“汉代崇尚儒家学说,民风纯厚;近代轻视儒学、重视法律,所以国家就越来越衰败。”太宗表示同意这种说法。

右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接受了人家贿赂的绢,太宗知道后说:“顺德这样的人才如果对国家有用,我可以和他共同分享国家的财富,他何必这样贪恋财物呢!”太宗爱惜他有功于国家,没有治罪,并且赏赐他数十匹绢。大理少卿胡演说,“顺德违反法律接受财物,本来不应该免罪,为什么又赏赐他呢?”太宗说,“如果他有人性的话,接受赏赐比遭受刑罚还感到屈辱;如果他不知道羞愧,与禽兽无异,杀了他又有什么用呢!”

选用廉吏

在选用人才方面,唐太宗平抑门第,命高士廉选《士族志》,以“立功、立德、立言”为标准,重新评估士族,无功德者一律除名。即注意按照“才行兼备”的标准选用官员,不问出身、不计恩怨。著名的文武大臣中,魏征当过道士,尉迟恭做过铁匠,张亮出身农民。魏征原是太子建成的旧臣,曾谋划过暗害太宗,李靖、尉迟恭是降将,但均被予以重用。他还在隋朝科举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选拔官员的制度,用科举代门第,破门阀之见,使出身寒微之士有仕进之机。

太宗还对有“品位”的官员提出了四个要求,称为“四善”,即德义有闻;清慎明着;公平可称;恪勤匪懈。对个别部门更提出了带有针对性的要求,例如,为考校之最 ——扬清激混,褒贬必当。为判事之最——决断不滞,与夺合理……一共“二十七最”,为贞观之初立制,每个人按照太宗的要求去做,尽心尽责。太宗更以“居官谄诈,贪混有状”八个字来判定德行为“下下等”的官僚。

贞观十一年(西元637年),侍御史马周上疏道:“治理天下以民为本。欲使百姓安乐,唯有选拔合适之人出任刺吏、县令。”太宗深表同意,并断然要亲自挑选刺史。他还亲录刺史、都督之名于宫中的屏风上,随记其功过,以备升贬。另派李靖为黜陟大使,巡视全国政务,考察官吏勤惰。

对于官僚的贪污问题,唐太宗除了用刑罚之外,主要是要令众臣从心底里明白“贪”其实是一种愚蠢的行为。他向大臣们举了一些例子。太宗举例说:“曾有秦惠公要伐蜀国,但不知路线,于是令人刻了五头石牛,然后在后尾各放一面金块。蜀人以为这是拉(排泄) 金粪的牛,连忙把它们拖入川。秦军顺着地上的痕迹追踪,后来灭了蜀国。”

太宗还提醒群臣说:“鸟栖于树,犹恐树不高,故结巢在树之巅。鱼藏于水,犹恐水不深,故穴居在水之床。但两者皆被人捕捉到,原因只在贪食诱饵而已。汝等切勿以身试法!”

为了了解官员受贿的情形,太宗秘密派人假扮行贿者试探这些人。有一个司门令史接受了一匹绢,太宗打算杀了这个受贿的官员。民部尚书裴矩劝阻说,“做官受贿,确实犯了死罪。但是陛下派人行贿,设法使人落入法网,也不符合‘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古训。”太宗听后很高兴,告诉文武百官说,“裴矩做官能够据理力争,不因为在皇帝面前就惟命是从。如果每件事情都这样,何必担心国家治理不好呢?”

有一次,民间有人上书请求清除佞臣。太宗问道,“谁是佞臣呢?”上书人说,“皇帝可以假装愤怒来试探,据理力争的是直臣,害怕皇帝威严顺从的就是佞臣。”太宗说,“皇帝是河水的源头,群臣是大河的水流。源头污浊了却要求河水清澈,不太可能。我使用了诈术,怎么能够要求群臣耿直呢?我以至诚之心治理天下,常常对过去的皇帝喜欢用权谋对待群臣感到耻辱。你的计策虽然好,我也不想采用。”

唐太宗时期,大臣俸禄高,而且大多廉洁守法,所以政治十分清明。

正是在上述统治方针下,在众多良臣的辅佐之下,唐太宗缔造了持续近三十年的的太平盛世–贞观之治(627-649年)。
 

留下一个答复

Please enter your comment!
Please enter your name he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