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 唐太宗强化王朝制度的措施(...

唐太宗强化王朝制度的措施(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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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才訊唐太宗强化王朝制度的措施
 

唐太宗在隋制和高祖制定的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王朝的制度建设,其合理性和高效性堪为后世榜样。主要体现在:

第一,建立了相对高效的官僚机构。继承隋制,中央设三省六部,三省指: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全国军政大权集中在三省,皇帝颁布政令,需要通过中书省和门下省付署才算合法。国家的大政方针,先由中书省研究,作出决定;再由门下省审核,如有差错,可以驳回;尚书省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具体执行中书省和门下省通过的政令。中央政府设立政事堂,作为宰相的议事机构。一切重大事务,包括五品以上官员的任免,都要由政事堂会议讨论,经皇帝批准后颁行。三省的首长,即中书省的中书令、门下省的侍中,尚书省的左右仆射,都是首长,以后参加政事堂会议的其他官员也是宰相,他们都带有参知机务等头衔,所以参加政事堂会议的宰相多至一二十人。

这种中央官制的特点是:宰相的权力较大,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君主的专权;而同时宰相是政事堂集体议事,三省又相互牵制,又避免了个别宰相的专权。

唐太宗又设立了监察机关御史台,长官是御史大夫,监察内外百官军民。御史台与刑部(司法行政机构)、大理寺(最高审判机构)合称三司。每遇重大案件,三司主事会会同审理,称“三司推事”,也就是后世王朝“三法司”会审的前身。

地方行政机构也沿袭隋制,分州县两级,全国共三百余州,一千五百余县。唐太宗时,还将全国分成十个监察区,即十道。皇帝派观察使不定期的视察道内各州县的情况。

第二,完善了官员选拔制度。贞观元年,唐太宗“盛开选举”,此后又通过考试选取才士。太宗时常举科目是明经与进士两科。明经科主要考帖经、经义和时务策;进士科主要考时务策和经义。贞观晚年太宗扩大了进士科,提高了进士的进身之阶。士子考取进士后,还需要由吏部复试,复试合格,才可入仕。

科举考试的发展,为才士开辟了入仕的途径。它原则上规定,除了宫户等贱民阶层,一般平民都可以参加考试,这彻底打破了魏晋以来的门阀政治局面。尽管当时科举考试仍然讲究门第,但随着考试制度推行日久,平民子弟,也可十年寒窗,金榜及第。

第三,完善了教育制度。唐太宗十分重视学校的建设,在他的重视下,学校教育制度逐渐完善。全国的最高学府是国子监,下设六种学校: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前三种学校接纳三品、五品、七品以上的官僚子弟入学;后三种学校接纳八品以下的官吏子弟和平民子弟。此外还有弘文馆、崇文馆,专门招收皇亲国戚和高级官员子弟入学。地方上则有州县学。

各级学校都以儒家经典作为必读书目,学习优异者,送往吏部参加科举考试。

贞观时期的教育发展,杜佑在《通典》中如此描述道:“贞观五年,太宗数幸国学,遂增筑学舍千二百间。国学、太学、四门亦增生员,其书、算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一员。其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无何高句丽、白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入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

第四,完善了宽简的法律。高祖时,鉴于隋炀帝法烦严苛导致的严重后果,开始制定新法,并于624年颁布了以宽简为原则的《武德律》。唐太宗即位后,采纳了魏征的建议,确立了宽仁、慎刑的宗旨,并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修订法律,于贞观十年,即西元637年正式公布《唐律》五百条,基本内容有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杂律、捕亡、断狱等。

唐高宗时,由长孙无忌领衔,对《唐律》条文加以注疏,编成《唐律疏议》十二篇三十卷,对当时高句丽、日本、安南等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是此后的宋、明各朝法典的范本。此书今存,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部完整的法典。

第五,改革了府兵制。隋唐都沿袭西魏、北周的府兵制度,但唐朝又有所改革。唐代府兵的中央领导机构主要是十二卫,一小部分归东宫六率。府兵的基本单位是设在各地的折冲府。由折冲都尉和果毅都尉统领。折冲府下有团,每团200人;团下有旅,每旅100人;旅下有队,每队50人;队下有火,每火10人。折冲府有上、中、下三等,上府6团,领卫士1200人;中府5团,领卫士1000人;下府4团,领卫士800人。全国设置的折冲府最多时达634个,总兵力68万人。

府兵的来源,是由军府所在地从“六品以下子孙及白丁无职役者”中挑选,每三年选拔一次。府兵从21岁服役,60岁免役,服役期间免本身租调。府兵经常性的任务,是轮班到京城宿卫,叫做“番上”,有时也到其他地方出征和戍防。除外出执行任务时期外,府兵不脱离自己的乡土和农业生产,只有冬季集中进行军事训练,实行所谓兵农合一制。

唐代的府兵制贯彻着加强中央集权的原则。当时关中的兵力最集中,拥兵26万,约占唐朝兵力的 40%左右。府兵的调遣由中央兵部牢牢掌握,地方官乃至中央十二卫都没有调兵的权力。战时,中央从各地调集军队,高级将领都是临时委派,战争结束后,“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有利于防止将帅的专兵跋扈。

唐太宗在文化方面采取的措施

唐太宗注十分注重编修书籍和历史。他命令搜求民间死去学者的遗书。隋末,在洛阳的隋代藏书剩余的只有一万四千部,约九万卷,但到太宗成立弘文馆后,藏书达到二十多万卷。太宗认为南北朝时期经学分为南北两学,经学纷云,于是令孔颖达加以整理,颁为《五经定本》,是为《五经正义》的稿本,为科举考试提供了范本。

在史学方面,太宗下令成立了国史馆,编选南北朝及隋朝历史,一方面以示唐室正统,另一方面从中汲取历史教训。此外,他还募集名儒出任学官。因此,京师一时儒者云集,人才辈出,为大唐培养出无数国家栋梁。

唐太宗十分重视佛法的宏扬,他大力支持唐僧玄奘的取经、译经活动,并在洛阳亲自与其会面倾谈。这使佛教在唐中期达到了其鼎盛时期。

唐太宗的辉煌武功

贞观年间,唐太宗不仅在国内取得了太平盛世的局面,而且其天威直贯东南亚大片地域。他经略四夷,降东突厥,平薛延陀,征高丽,服吐蕃,平回纥。其武功彪炳,使唐之国威播于四方,远超秦汉。因为他罕世的辉煌武功,四方各地的族长、酋长、大汗、国王等共称太宗为“天可汗”,即“天下大帝”。(西北各族称其君主曰可汗)

*平定突厥和薛延陀 爱之如一

早在玄武门之变后,突厥颉利可汗就乘唐朝内乱,大举入侵。太宗派遣尉迟敬德出战,大败突厥。不久,颉利再次入侵,到达渭水便桥,并遣使臣到长安示威。太宗于是亲率六骑到渭水,与颉利隔河相会,数颉利背弃盟约,这时唐朝大军亦陆续到达。颉利见唐军强盛,认为无隙可乘,于是与太宗议和,随即北归,这就是“便桥会盟”。

贞观四年(630)三月,唐将李靖、李绩大败突厥,俘获了颉利可汗,东突厥灭亡,唐朝的版图扩大到了今天的贝加尔湖以北,原属突厥的部落有的北附薛延陀,有的西奔西域,其余投降唐朝的尚有十多万人。

如何处理这十多万突厥降众,唐太宗召集朝臣商议。大多数朝臣认为,北方的游牧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原地区的严重边患,今天有幸将其灭亡,应该将他们全部迁到黄河以南的内地居住,打乱他们原来的部落组织和结构,分散杂居在各个州县,引导他们耕种纺织。这样,就可以使原来桀骜不驯的游牧民族变成易于制服的内地居民,使塞北之地永远空虚。亦有人提出,少数民族弱则请服,强则叛乱,向来如此。应该将他们驱赶到草原之上,不可留居内地,以绝心腹之患。

只有中书令温彦博力排众议,主张将突厥降众迁居到水草丰美的河套地区居住,保全他们的原有部落,顺从他们的生活习俗,这样既可以充实空虚之地,又可以加强北边的边防力量。最后,他指出:“天子对万事万物,应该像天覆地载一样,无有遗漏。今天突厥在穷困潦倒之时归降于我,能将他们拒之于外而不予接受吗?”唐太宗十分赞成温彦博的建议,并补充说:“自古以来都是贵中华而贱夷狄,只有我对他们都是爱之如一的!”于是,太宗在河套地区设立了定襄和云中两个都督府,统领突厥降众。对于愿意归附的各级酋长,都拜为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的少数族官员就有一百多人,几乎占到了全部朝臣的一半左右,相继迁入长安居住的有将近万家。

唐太宗的这个政策,很快得到了周边很多民族的拥护和爱戴,他们纷纷将唐太宗尊为“天可汗”,敬若神明。

东突厥灭亡后,漠北薛延陀继续居于该地。644年,唐太宗趁薛延陀汗国发生内乱出兵,其战败而降唐。自此,唐朝北部边患暂时解除。

史书记载,当李靖消灭东突厥的消息传入京城时,太宗禁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兴奋,说道:“当年太上皇为了百姓,向突厥屈服称臣。那时朕痛心疾首,誓灭突厥于有生之年。如今只劳一军出征,便生擒其首领入京,尽洗当年大唐耻辱。”所有大臣不禁高呼“万岁!”

东突厥亡后,唐政府在东起幽州、西至灵州(宁夏灵武县西南)一带,设置了顺、佑、长、化四个都督府,以安置内附的十多万突厥人。唐政府又把颉利可汗所统辖的今内蒙古地区,东面置定襄都督府,西面置云中都督府,下面设六个州,任用原来的突厥酋长为刺史,来管理当地的突厥部落。当时,突厥人迁居长安的近万家,突厥贵族被唐朝任命为将军、中郎将等五品以上官吏的达百余人。

 *平定西域之战

平定突厥之后,太宗继续经营西域,先后多次用兵。贞观八年(634),吐谷浑寇边,太宗派李靖、侯君集、王道宗等出击,次年吐谷浑伏允可汗逃入沙漠,后为国人所杀,太宗另立吐谷浑国王。

贞观十三年(639),太宗以高昌王曲文泰西域朝贡,遂命侯君集、薛万彻等率兵伐高昌。次年,高昌王病死,其子智盛继位,投降唐朝。太宗于是在高昌首府交河城置安西都护府,西域各国皆到长安朝贡。

*征服高丽之战

贞观十九年(645)二月,唐太宗以高丽执政泉盖苏文弒主虐民为由,亲率六军,从洛阳北进,率兵攻打高丽。但东渡辽水以后,由于遭到高丽的顽强抵抗,唐军在安巿城(今辽宁海城南营城子)久攻不克,加之气候转冷,草枯水冻,粮草不继,兵马难以久留,只得下诏班师。

与吐蕃和亲

西藏高原原来的居民称孟族。战国以后,有些羌族部落,如发羌、迷唐等部,逐渐迁移到今西藏地区。他们和当地人民相融合,繁衍发展,形成了吐蕃族。

建立吐蕃王朝的是活动在雅隆河谷的牦牛部,统一牦牛部各部落的叫弃聂弃赞普。“赞普”是雄强丈夫的意思,以后成了吐蕃君长的尊称。从弃聂弃开始,吐蕃确立了酋长世袭制度,第八世赞普布袋巩甲以后,吐蕃社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

629 年,年仅十三岁的松赞干布继赞普位,他削平了叛乱,统一了西藏。松赞干布还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他迁都到逻些(拉萨),从此逻些成为西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他参照唐朝的中央官制和府兵制度,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军事制度。为了适应经济和政治的需要,松赞干布时开始采用历法,规定统一的度量衡,依据于田、天竺等文字创造了吐蕃文(以后发展成今天的藏文),又制定了残酷的法律。

贞观十五年(641)正月,唐太宗在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的多次请求下,答应将文成公主嫁给他,并派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护送公主入藏。松赞干布闻讯大喜,亲自从首都逻些来到河源(今青海鄂陵湖西),以子婿之礼接见李道宗。他看到中国的华丽服装和壮观的仪仗,十分羡慕。从此,吐蕃和唐朝结为甥舅关系,相互学习,友好相处。

文成公主进藏时,带去了大量物品,有锦帛珠宝、生活用品、医疗器械、生产工具、蔬菜种子,还有经史、诗文、工艺、医药、历法等书籍。唐高宗时,吐蕃又从内地引进了蚕种,唐朝并派酿酒、制碾碓、造纸墨的工匠到吐蕃传授技艺。她带去的中原乐队丰富了藏族的音乐。

文成公主信奉佛教,当时唐朝佛教鼎盛,而西藏无佛。她带去了佛塔、佛经和佛像,并建大昭寺来供奉。她与松赞干布亲手在庙门栽插柳技,这就是“唐柳”的由来。著名的“甥舅同盟碑”(也称“长庆会盟碑”)就立在“唐柳”旁。

松赞干布十分敬重贤淑多才的文成公主,他脱掉毡裘改穿绢绮,并多次派贵族子弟到长安学习。

在吐蕃的四十年间,文成公主不断付出,为汉藏两族的友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文成公主于西元680年逝世,极受藏人爱戴的她被称为阿姐甲莎(即“汉族阿姐”之意)。唐朝诗人陈陶《陇西行》诗曰:“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

太宗对周邻各族恩威并施,除用武力征服强敌外,也注意缓和民族矛盾,如益都大都督奏请出兵平僚人之叛,太宗不许。

还有一年,突厥遭遇大雪,羊马死亡甚多,民饥畜瘦,群臣劝太宗借机进攻突厥。太宗说,“我和人家刚结盟就背弃盟约,这是不守信用;在人家遭灾的时候牟取好处,这是不仁爱;乘人家在危难的时候取得胜利,也不是正当的武装行动。即使突厥各个部落都叛乱了,牲畜一只不剩,我也不进攻,一定待到他有罪了,我再讨伐它”。

因此四夷宾服,诸国来朝。

当然,太宗取得的辉煌的武功,离不开秦叔宝、尉迟敬德、程咬金等大将,他们都是多次与太宗出生入死。但能够使大唐威震四海的英雄还有两位天稀大将:一个是李靖,一个是李绩。

贞观十一年,太宗对大臣们说:“隋炀帝不识用人,屡修长城以御突厥。朕委任李绩镇守并洲,突厥怕他而逃,边境安然,又何必劳民修城?”这足以说明唐太宗知人善用。

唐太宗与天象警示

太宗深信,星变日异乃是上天对人们的一些启示。地荒天灾即上天谴责,君主需检讨改过,否则国家灭亡。呈祥瑞事即上天嘉许,福佑降世,国祚绵长。

贞观八年(西元634年)八月二十三日,南方上空被一颗长达六丈的彗星划破,历百余日方散。彗星在古代乃不祥之物,太宗询问大臣:“朕有不德,政有亏失才会出现彗星,众卿家认为如何?”

大臣虞世南答道:“从前,齐景公见彗星,大惧而立修德,十六天后彗星即没。皇上只要别因功高而傲矜,勿以太平渐久而骄逸,若能始终如一,不必忧心彗星一事。”

太宗深表赞同,说道:“秦始皇平定六国,隋炀帝富有四海,既骄且逸,国速亡矣。感谢上天对朕与大唐之警惕,朕承认是颇有自矜之心,是朕之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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